本书从环境史角度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主要论述了1938年国民党军队对黄河进行的战略性改道以及其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试图解释复杂的历史进程如何使得中国的环境成为今天的样子”。本书共分为七章，作者穆盛博按照时间线索讲述了花园口决堤的前因后果以及在整个事件中环境、军事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种种联系。

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男，1977年生，美国加利福尼亚人。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环境史。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历任加州圣玛丽学院助理教授、乔治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现任英国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兼默顿学院导师。2009年出版环境史专著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本书填补中国环境史民国时期的空白。近年来，穆盛博的研究内容是“抗战时期华北环境史”。

导论
军事化景观中的能量学
能量和力的释义
地理与环境
战争与华北的农业景观
第一章 军事化的河流：1938年黄河水灾及其后果
以水为兵
毁堤后的控制工作
日军的对策
日占区的水利工程和地方矛盾
水利管理军事化及其对地方的影响
结论
第二章 逃生故事：难民迁移与生态适应
水灾难民流离失所
难民的谋生策略
地方差异
陕西的难民安置和土地开垦
结论
第三章 军队的新陈代谢与1942—1943年的河南饥荒
黄河水灾对农业的影响
气候冲击
军队的能量需求
造成饥荒的多方面因素
救济的阻碍
痛苦的收获
国民党的军事崩溃
从强征到保护：共产党根据地的政策变化
结论
第四章 对抗洪流：水力不稳定性与生态耗竭
国民党控制区的堤防修建与维护
日占区的堤防维护
河防军事化及其生态成本
地方为河防所付出的代价
结论
第五章 迁徙生态学：难民迁移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
第二次浪潮：饥荒难民
饥荒、植物和动物
灾难与性别
在陕西的河南饥荒难民
饥荒难民安置所造成的环境影响
结论
第六章 土地需要人民，人民也需要土地：战后恢复的开始
推迟返乡
战后景观
能量平衡与疾病环境
黄泛区的土壤条件
农业生产的障碍
燃料和木材短缺
走向复苏
结论
第七章 重建与变革
返回的难民
土地开垦
蝗灾防治
改造土地
土地占有制
生态变化与军事形势
人民的泛区
结论
结语
向回看
向外看
缩写
注释
档案
参考文献
致谢
译后记
出版后记

1937年7月，中日军队在
北平（现在称北京）郊外卢
沟桥发生的小规模战斗升级
为全面战争，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为确保日本在伪满洲
（中国的东北三省）地区的
经济特权，1931年日本军
队占领了这一地区，自此之
后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
加剧，而“卢沟桥事变”则引
爆了这种紧张的局势。最初
，中国的国民政府奉行绥靖
政策，而这种不抵抗的立场
激怒了许多将日本侵略视为
国耻的爱国人士。然而，国
民党当局及其领袖蒋介石却
把消灭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一
要务。蒋介石本人也直至在
被赞成“安内必先攘外”的己
方军队软禁之后，才开始同
意与共产党一起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1937年的冲
突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决心
不再让步，于是中日两国走
向全面战争。激烈的战斗和
包括1937年12月的南京大
屠杀在内的恐怖暴力活动，
都标志着日本对中国发动了
全面侵略。不足一年的时间
，国民政府就已处在崩溃之
边缘。
1938年6月，蒋介石命令
国民党军队炸毁地处华北的
河南省黄河南岸大堤，希望
能够以此阻止日军的进攻。
由于夏日的雨季尚未到来，
黄河浑浊的河水还未涨起，
所以起初河水流动缓慢。但
是，随着汛期到来，水流开
始持续不断地涌出大堤缺口
，朝东南奔流，从而切断了
日军行进的道路。但是，炸
毁大堤这件事情，其实仅仅
只有事发地附近的居民接到
了政府当局的通知。平坦的
冲积平原遍布于河南东部的
村庄和田野，随着大雨倾盆
，河流奔流直下，洪水在大
地上漫溢肆流。此时，恰逢
农业收获季节，地里的小麦
要么已经成熟，要么刚刚被
收割，正在等待脱粒。村民
们犹豫不决，他们极不情愿
放弃他们的作物和土地。一
些村民试图通过修建和加固
堤坝来保护他们的土地和房
屋，但当洪水真的来临时，
很多人还是决定逃离。那些
还没有被彻底吓坏的人们，
则把他们的财产堆在小推车
和牛车上，或者扛在肩上，
然后加入了长长的难民队伍
。人们竭力营救孩童和老人
，保存工具、牲畜、谷物和
其他物品，然而他们并没有
足够的时间来挽救一切。许
多人死于洪水，而在随后的
数月和数年时间里，更多的
人死于疾疫和饥饿。不过，
黄河改道却阻止了河东岸的
日本人，使之放弃了向西进
军，位于郑州的铁路枢纽也
暂时安全了。武汉，这座在
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的临时
首都，也暂松了一口气。
黄河的战略性改道也许
是世界史上最具环境破坏性
的战争行为，它使长期建设
的水利系统陷入一片混乱，
由此引发的洪水一直持续到
抗日战争结束后。战争期间
洪水导致河南、安徽、江苏
三省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
人流离失所。1942-1943年
，更严重的灾难袭击了河南
，与战争有关的洪水、厄尔
尼诺现象、交通中断和中日
军队的粮食需求，在该省引
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饥荒。
约有2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
，与大体同时发生的孟加拉
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几乎相同
，此外还有数百万河南居民
为逃避这场生存危机而流徙
他乡。正如本书所示，如何
应对洪水和饥荒所产生的后
果，成为战争年代不同时期
分据河南的各种政治力量—
—国民党、共产党、日军及
伪军——竞争的焦点。本书
旨在通过考察战争引发的灾
害及其后果，加深我们对军
事冲突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
作用的理解。
将战争与环境联系起来
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环境史
领域成果丰厚的分支。这项
研究把军事冲突的生态后果
作为人与自然关系演化的核
心要素予以考察，既从战争
作为一种塑造环境变化的独
特力量的角度把握其重要性
，也关注环境在塑造战争中
所扮演的角色。环境因素塑
造了士兵与平民的战争经验
，同时战争和军事化也改变
了人们一直以来与环境的关
系。
历史学家同样强调了现
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对
战争和军事化的决定性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激烈
的中日冲突（中国人多称之
为“抗日战争”，以下也都称
为“抗日战争”①），已经引
起了极大关注。但正如罗芙
芸（Ruth Rogaski）所指出
的，对1937-1945年中日战
争的环境影响的研究有些“
姗姗来迟”。这一观点其实
更适用于历史学家关注更少
的有关于国共内战（1946-
1949年）的研究。
……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入
侵和黄河改道造成的动荡，
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这
就使得表现为劳动力的能量
被分散，河南无法对“环境
的基础设施”进行集中管理
。这一结果造成了生态的急
剧破坏。人工的农业生态和
水利系统与军队及其他复杂
结构一样，在建立和维持其
内部秩序时也需要耗费能量
。但是，用于维持军队和打
仗的能量——或者由于战乱
而分散的能量——不可能被
用于其他目的。没有足够的
劳动力和资源投入，河南的
农业和水利系统很快便陷入
混乱，而恢复几乎是不可能
的。征兵耗尽了当地社会的
劳动力，而军队对能量的需
求又夺走了平民的粮食供应
。随着能量流动方向的改变
，农业景观被破坏性的人类
行为转变为“战争景观”。战
争引发的洪水和饥荒使数百
万人流离失所，并迫使他们
适应新的环境，在这种情况

本书的故事背景是花园口决堤，这是个十分重要却又相对被较少提及的历史事件。
不同于其他的历史类学术作品那般晦涩，本书还是较为注重故事性的。除了宏观叙述外，作者也通过单一家庭和个体，从微观上将这些苦难的故事同读者娓娓道来。
在这本以环境史为视角的著作中，国民政府最终选择决堤诚然是两难之间无奈之举，在阻击日军和维持当地生态环境之间，国民政府选择了前者。

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是西方世界
颇负盛名的中国史专家，他
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系，现
任牛津大学墨顿学院中国史
教授。其研究兴趣集中于中
国环境史，此前其撰写的《
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
变化》（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通过对舟山渔业史
的考察，探讨了中国当下海
洋生态问题的历史渊源。而
本书是他关于中国环境史的
又一力作。
本书借用生物学的“新陈
代谢”概念来分析和考察军
事系统在河南黄泛区获取能
量和物质的过程，为“战争
与环境”这一主题的研究提
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具体来
说，本书对中日军事力量争
斗中豫东黄泛区的形成，军
事活动对能量的榨取与河南
饥荒的形成，两次难民浪潮
及其对迁入地的社会和环境
影响，难民返回与黄泛区重
建，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日军
事战略导致的生态结果差异
等问题都有详实的论述。得
益于穆盛博先生的学术影响
力、所论述问题的重要性以
及研究视角的独特性，该书
逋一问世即很受关注，并出
现了一些介绍和书评。①事
实上，在本译本问世之前，
中文世界或许就已经对于该
书有所了解。我们只是希望
我们的翻译能够使读者能够
更清楚、更全面地把握该书
的细节。
本书的翻译由亓民帅和
林炫羽共同完成，林炫羽负
责导论和第一至三章，亓民
帅负责第四至七章、结论和
档案目录、参考文献，以及
最终统稿。我们并非相关领
域的专业研究者，自知翻译
存在诸多不足，其大者有二
。一是原著中有很多词汇，
我们并没有找到完全对应的
中文词汇。如含义复杂的
Power一词在原文中多次出
现，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
翻译时选择了“力”作为汉语
中的对应词汇，但个别情况
下只能根据具体的语境作不
同的处理。二是本书作者在
书中引用了大量档案、报纸
和地方文献等资料，受限于
各种原因，我们在翻译时没
能查找到其中一些资料的原
文，只能将被作者翻译为英
文的中文资料转译回来。这
是我们最感遗憾的事。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需
要在此统一说明。第一，本
文中出现的所有地名我们基
本都沿用了当时文献中的原
名，而没有阐述其后来的名
称。这是因为在国民政府时
期的行政区划中，这些地名
出现了多次变迁，如果全部
罗列，一来烦琐零乱，二来
也易引起读者的误解。第二
，除有特殊说明以外，本书
中的币制单位，我们遵照了
作者的写法，统一写成了“
元”。但我们必须要明白，
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
代末的这段时期内，国民政
府（以及各地方政府）所发
行的货币种类是多种多样的
，各种货币的购买能力以及
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使得
它们之间的换算较为困难，
而4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无
疑又加大了这个问题的复杂
性。我们没有纠结于这个问
题，一来是因为原书中，作
者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明确
的表述，二来这毕竟是一本
环境史著作，本书的重点还
在于讲好一个有关环境的故
事，如果过分纠结于币值的
问题，那就很可能会使其变
成另外一个故事了。
亓民帅 林炫羽

在这部构思精妙的作品
中，穆盛博通过流离失所者
的回忆录以及有关河流的档
案，讲述了黄河的环境历史
，并以此重塑了中国近代历
史。
——叶文心，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历史学讲座教授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研
究著作，该书的研究对象是
近代史上由战争引发的一场
严重灾难。1938年，作为
战略性防御武器，黄河的水
能被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军
队释放到华北平原。这部作
品详尽地展示了这场灾难的
演变过程，同时也展示了其
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
的可怕影响。这是环境史与
中国历史的一次开创性融合
。
——戴安娜·拉里，英属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从能量流动的角度来概
念化军队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穆盛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全新而又丰富的方式来思考
战争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方德万，剑桥大学圣
凯瑟琳学院亚洲与中东研究
院院长

20世纪30年代末，当处在汛期的黄河流经河南大地之时，目睹之人无不惊叹于它巨大的能量。所有人都清楚为控制这条河人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指出，抽象意义上说，河水流动和人类的劳动是能量的不同表现形式。人类为了控制河流而付出的劳动，使人类与环境的能量紧密相连，乃至牢不可分。要使能量做功，两点之间必须有一个梯度或其他差值。太阳能能够蒸发海水，然后由风将水气吹向内陆与高山。当云冷却时，水气就化作雨落到地面。重力使得水流从高海拔流向低海拔地区，进而形成河水流动。就像怀特所言，“雨落之处，诞生河流”。当天气系统把水蒸气转移到中国西北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时，黄河和其大多数径流就诞生了。
能量和做功与“力”一词交织在一起。在一些情况下，“力”被用来指代测量能量流动和能量使用的功率。有时，“力”意味着做功和有效变化。而在其他的一些情况下，“力”指的是指挥他人工作的权力。用怀特的话说，“力”的全部含义，“都涉及做功和指挥劳动的能力，所谓变得强大有力就是能够利用自然界和人类的能量并通过做功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能量本身仅仅是做功的能力。只有当人类出于动机和欲望开发能源时，能量才会产生动力。能量流动是一回事，人们获取和利用流动的能量是另一回事。把能量转化为动力是人们追求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类似的含义也适用于汉字“力”，“力”同时指力量和做功的能力。抗日战争期间，中日军队在争夺军事和政治权力的过程中竞相利用黄河的能量。而这些对能量的利用，最终给河南黄泛区的居民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
20世纪以前，中国出于军事战略目的开挖河流水道已经有了不少先例。长期以来，中国遍布四处的水利系统一直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几乎任何人都能割断悬着的那根线”。为了在军事斗争中占据上风，并且把河流变成抵御外来侵略的战略屏障，军队不止一次地故意改变河流的流向。蒋介石及其部属也以同样的战略眼光看待黄河。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破坏了河南的黄河南岸大堤，把自然界的强大能量化作一种武器，作为对抗日本的军事力量。以这种方式操纵河流，可以被视为一种改变敌人能量需求的方法。炸毁堤坝增加了日军行军所需的能量和其他后勤需求。当然，这些后勤需求也是一种能量需求。
在最初改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黄河在中日战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挫败了人类塑造其流向的努力，进而也挫败了人类妄图以此重塑军事版图的努力。在整个军事冲突期间，中日军队都在从事水利建设，目的是调整河道方向，以巩固其军事地位，进而强化其权力。斗争双方在与黄河的合作、治理和斗争上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斗争是一场“力”之争——争夺由谁来控制这条河流，进而改变它的流向和利用它的能量。但是黄河不是被动的改造对象。它抵抗人类的种种行为，使人类陷入混乱并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
操纵河流以获得军事优势，需要另一种意义上的“力”——从他人劳动中获益的能力。为了建设水利工程，军队和水利管理部门不得不调动大量人力、物力。然而，战争造成的混乱，尤其是1938年的洪水，使得这种能量难以获得。上级政府和军队把大部分负担施加于河南黄泛区各县，并从那里榨取劳动力和资源。中央政府希望将有限的能源用于国防，而灾区的地方政府则试图将能源留存以满足当地需要，于是，二者之间出现张力。对能量和“力”的争夺不仅体现于中日两国军队之间，或者军队与黄河之间，还体现在军队和地方社会之间。
20世纪的黄河既包含了人类的各种工程技术，也包含了“自然”环境的种种特征。几个世纪的水利建设已经使黄河成为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的混合体。它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人工的，而是一种环境基础设施。正如伊懋可（Mark Elvin）所言，人类建造的水利系统“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且不断与具有破坏性的外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降雨、洪水、泥沙淤积和许多其他因素都会对它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水利网络中，“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往往是对立的”。维持这些基础设施消耗了大量能量。清朝晚期，“治黄”成了一场“自然之力与人力之间永无止境的斗争”。抗日战争期间，操纵黄河发动水利战争的战术使战斗更趋激烈。人类、环境以及人类彼此之间的敌对关系给社会和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负担。因此，中日军事冲突重新塑造了人类劳动与自然能量的关系。能量流动因战争而扭曲，并在物理上重新塑造了环境，这进而导致人工水利和农业生态系统被破坏，并使它们几乎无法被复原。短时间内，河水减缓了日军进攻，使国民党军队受益，但是，黄河改道也令后者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泥潭。
以水为兵
1937年7月，中日两军在北京（当时称为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发生冲突，日军随即向中国的心脏地带发动全面进攻。日本人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北平和天津。更大规模的战斗发生在长三角地区。淞沪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付出惨痛的代价而收场。193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