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本书真实再现了蔡元培先生“亦学亦政”的人生轨迹。
1903年，在上海“倡言革命”，创建东南地区反清革命斗争的重要组织光复会。
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实行小学男女同校，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
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
五四运动前后，他热情支持和推进新文化运动，鼓励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礼教。
1927年以后，曾任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其主要精力投入国家和民族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
1932年，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为争取民主、保障人权、营救政治犯，进行了积极努力。
抗战爆发后，鼓动全民抗敌。1940年病逝。

引言
蔡元培
第一章 科举生涯
一、浙东学子
二、学业渊源
三、晚清翰林
第二章 革命兼办学
一、杭沪办学
二、反满革命
三、取经西洋
第三章 民初之涉政
一、南京人阁
二、民初政争
三、再度旅欧
第四章 北大风云（上）
一、改革最高学府
二、 “兼容并包”
三、“五四”风潮
第五章 北大风云（下）
一、倡导“教育独立”
二、“不合作主义”
三、辞离北大以后
第六章 晚年：亦学亦政
一、元老参政
二、教育试验和科技事业
三、长眠香港
第七章 平生著述
一、著述概况
二、《中国伦理学史》
三、哲学兴趣
四、红学情怀
五、扶植民族学
第八章 人品及交游
一、人品和性情
二、交游：联结两代文化人
蔡元培年谱简编

二十世纪初期的二三十
年间，举凡学界中人，几乎
无人不知有位“蔡先生”。这
位生长于清代同光年间的浙
东商家子弟，凭着博学强记
和一手“怪八股”的功夫，数
年间，奇迹般地由古城绍兴
的布衣寒士而跻身北京的翰
林文苑，一时间引来多少寒
窗学子的艳羡和敬慕。然而
曾几何时，他却轻抛功名，
挂冠而去，回乡兴办新式教
育，随即走上反清道路，演
出一场“翰林革命”。继而，
又以“不惑之年”，远赴欧洲
，在德国苦学4年，一展游
学西洋的平生夙愿。民国肇
始，他作为首任教育总长，
厉行变革，奠定共和教育根
基。几年后，他出掌北京大
学，高擎“学术至上、兼容
并包”的办学旗帜，将一个
沉闷萎靡的官衙式学堂改造
成为焕发勃勃生机的新式学
府；由此开创的自由学风，
促动了新文化的繁盛，进而
激发起“五四”风潮的热情，
知识界的一代新人即从中育
成。及至晚年，他主持国立
中央研究院，将“五四”以来
喧腾于世的“科学”口号落实
为研究实体，面对种种困难
，殚精竭虑，不仅组织起一
支汇集各类人才的科研力量
，而且初步确立了我国独立
开展科学研究的规模和体系
。他在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
卓著功业，得到中外知识界
的广泛推崇和尊敬。
就清末民初的一代知识
分子而言，蔡元培可谓极重
道德修养，对自身，对公众
，莫不如此。倾心求索孕育
了近世文明的西方观念和文
化，并没有使他丢弃早年诚
笃信守的传统道德价值。通
常看来，似乎相悖的中西道
德伦理，在他那儿，却经由
择善而从的筛选，得到浑然
一体的自然融合。有人说：
“他在西洋思想上，把握到
自由与理性，在中国文化上
，把握着中庸与良心。”或
许正是因为受到来自两种文
化精粹的作用，他一生砥砺
私德，力求纤尘不染，同时
倡行公民道德教育，致力国
人内在素质的提高，追求的
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境界
。最能反映他这一特点的，
莫过于数十年力倡不懈的美
育。尽管世运不济，时人亦
大多不以为意，但他初衷不
改，我行我素。他的这种多
少有些超然世外的理想追求
，常令后人感佩不已。“人
世楷模”这一赞誉，在他辞
世之初，或可视为悼亡的颂
词，然而时过境迁，人心非
古，却依旧被后世认可，则
可视为某种“大德传世”的标
识。
蔡元培早年投身反清革
命后，即与政治结下不解之
缘，但本质上，他属“学界
中人”。在他看来，社会的
发展，虽然不排除必要时偶
尔“骤用兴奋剂”的激烈运动
，甚至革命，但就其常态而
言，应是渐进地改良，要靠
教育和文化的恒久作用，这
是振兴民族和国家的百年大
计。因此，他的活动重心始
终不曾偏离文化教育界，而
政治上的地位适足用来保障
其文教兴革活动的展开。这
就使他虽置身宦海，却不失
书生本色。作为一种个人追
求，他对中西学术均有浓厚
兴趣，曾先后整理编次中国
伦理学史，疏证《红楼梦》
而成一家之言，介绍西方近
代哲学和美学成果，传播民
族学知识并确定该学科的定
义和名称……这些工作及其
文字成果，倘用严格的学术
眼光加以审视，或许算不上
第一流的学术成就，但其中
的相当一部分却带有学科开
创的性质，正是由于他的努
力，中国伦理学和民族学才
得以立足于学林。人们普遍
注意到他涉足学术领域的广
博性，公认其为学界的“通
人”。“他在学问上虽不是一
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通
儒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能通
过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
，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又虚
心的读书人。”论者的这一
评述，可谓契合蔡元培的实
际。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
，使他能够在多元文化的时
代里形成大气候。对此，梁
漱溟发表过很精彩的议论：
蔡先生“天性上具有多方面
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他
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
不及……因其器局大，识见
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
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
容并包，左引右援，盛极一
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
，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
育在此了”。也就是在这个
意义上，林语堂谈及蔡先生
时，十分肯定地认为，“论
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
，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
，他比任何人大。”
蔡先生的人生辉煌无疑
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那段
时间，他将欧洲的大学理念
、办学模式成功运用于东方
古国，通过北大的教育革新
，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
确定了航标。而这些，在蔡
先生那里，似乎是一种文化
性情的自然伸展，并非如同
后来想象中的“励精图治”。
时代的风云际会，已经将他
推上了中国“大学之魂”的高
度，人们抚今追昔，愈加感
受到“蔡元培精神”的长久生
命力之所在——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从出生到求学，从事业到学术，从性情到人际交往等各方面，详尽地记述了蔡元培先生的一生。书中充分肯定了蔡元培先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及文化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同时对蔡元培先生的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评论也做出了说明，从而使广大读者更全面、更客观、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这位中国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

一、浙东学子
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一户世代经商的小康之家，父亲蔡光普，是当地某钱庄经理，母亲周氏。
山阴与会稽两县城只一河之隔，明清两代同属绍兴府，民国元年废府，两县遂合为绍兴县。蔡家祖居诸暨陈蔡乡，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迁至山阴，最初以伐售柴木谋生，后来经商，从事绸缎运销，曾远至广州。到蔡元培的祖父一辈，已是世居绍兴的第六代人了。其祖父名廷桢，早年在典当商行学徒，后升为经理，以平生积蓄，在县城笔飞坊购置宅院，与子孙合居一处。他生有七子，其中五人经商，一人习武，一人从文，其长子即蔡光普。蔡元培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人丁兴旺、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中。
他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乳名阿培，在同胞兄弟姐妹7人中，小阿培天性祥静平和。一次，女佣携阿培兄弟下楼游玩，楼梯高且陡，须由女佣抱下，女佣先抱堂兄，留阿培在楼梯口等候，岂料女佣抱堂兄下楼后遇有他事，忙不迭中竟忘记了阿培。小阿培不哭不叫，端坐楼梯口静待多时，直到被家人发现。
绍兴素以人文荟萃、国学隆盛著称于世，自远古至近世留下的君王先贤、文人墨客的生命印迹，可谓俯拾即是，斑斑可考。这里每一处遗迹，都在诉说着一个悠远而生动的故事，昭示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承。在外治水8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的传说，在此物化为气势巍峨的大禹陵，供后人瞻顾凭吊；曾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王勾践在此卧薪尝胆，矢志再起；大诗人陆游在沈园邂逅唐婉，写下缠绵悱恻传诵千古的《钗头凤》词。且不去说《论衡》的作者王充、“乡音未改”的唐代诗人贺知章、大器晚成的史家章学诚以及让郑板桥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徐文长等名家与绍兴的渊源关系，只以蔡元培家居的笔飞弄来说，即流传着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许多美妙传说。蔡元培自述：我家所在的“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相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王右军舍宅为寺的戒珠寺、王家山。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妪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名坊的缘故。此说虽近于神话，但戒珠寺山门内有右军塑像，舍宅为寺的话，大约是可靠的”。此类越乡掌故，无疑启迪着蔡元培幼小心灵中的好奇和思智，举目即见、抬手可触的人文环境，自然形成贴近文化精粹的优越心理，对他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蔡元培18岁以前不曾离开故乡，他在此生活的累计时间竟超过其生命历程的三分之一。
1872年，刚刚6岁的阿培进入私塾破蒙读书，按照兄弟辈的排名，正式定学名日元培，取字鹤卿。塾师是一位周先生，元培跟从他诵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开蒙读物，随后便读四书五经。读五经之前，先生并不讲解，只要求反复诵读，直到背熟为止。另外还有习字和对课两门功课。比起那种古板的读书方法来，类似造句的对课更能激发元培的学习兴趣。对课，是由先生出一字，学生对一字，逐渐由一字到四字，要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还要求词性相近。如天对地、山对水（或海）、桃红对柳绿或薇紫等等。待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即可学作五言诗。这种文字游戏，是写诗作文必不可少的基础，其富于变化的形式，对聪颖的元培很有吸引力。其后几年，元培读书渐入门径，开始养成摒除尘嚣静心读书的习惯。某傍晚，他如往常一样在家中楼上读书，宅内失火，举家惊骇，急呼他下楼，而他因读书专注竟浑然不觉。
元培11岁那年的夏天，父亲病逝，一家人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渐人困顿，亲友们拟议集资救助，却为刚强的母亲婉言谢绝。她靠乡人们主动还回的欠款和不时变卖首饰衣物，克勤克俭，聊以度日。这一变故，使蔡元培无忧无虑的读书生活发生一些改变，因家里无力再聘塾师，只能就近附读。他先到姨父范氏家塾附读一年，其后又人李申甫塾馆读书。李先生教学注重背书，对达不到要求的学生苛以体罚，一次，元培背诵《易经》屡屡出错，竞被责打手心百余下。正是在这位严师的指导下，元培开始学作八股文。两年之后，14岁的蔡元培转入离家半里之遥的探花桥王懋修塾馆继续深造。
王懋修，字子庄，以精研八股文源流及技艺闻名遐迩，设馆授徒二十余年，其时馆内受业学生不下30名。元培在其门下求学四年，学业思想深受其教诲和陶冶。此时，元培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删除丧礼内容的《小戴礼记》亦已读罢，正读《春秋左氏传》。加之，在六叔指导下，业已浏览了《史记》《汉书》《困学纪闻》等大量书籍，学业根基初立，求知欲正旺，因而颇得王先生器重。这位老秀才严格禁止学生看“杂书”，《三国演义》看不得，《战国策》也看不得，这是因为练习制艺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和辞藻，总之，考中秀才之前，读书要符合科举的尺度。但讲课时，王先生却不拘此例，大谈明季掌故，褒贬先人的优劣得失，尤其好讲吕留良、曾静一案，深为其冤屈抱不平。课余，王先生雅好碑帖，时常捧着本《金石萃编》细细翻阅，与友人对答偶或亦以“西厢淫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