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钿，男，1943年生，福建长乐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秦汉哲学、中国传统科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等。199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硕士学位获得者”的称号。曾主持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曾获北京市社科联学术成果奖，教育部学术成果奖，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教材奖等。主要著作有：《王充哲学思想新探》、《王充评传》、《虚实之辨》、《董学探微》、《秦汉思想史》、《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十五堂中国哲学课》、《十五堂中国国学课》、《十五堂中国儒学课》等二十余部，发表文章四百余篇。

第一讲　中国哲学

一、哲学是什么

二、中国有没有哲学

三、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

第二讲　以民为本

一、民本传统

二、民本三大特点

三、民本观念与民主制度

第三讲　为政以德

一、人性本善

二、以德为政

第四讲　仁义之道

一、孔子论仁

二、孟子论仁政

三、董仲舒论泛爱

第五讲　孝道教育

一、如何理解儒家孝道的基本精神

二、《孝经》对不同社会角色有不同的尽孝道要求

三、分析几个典型事例

四、再探讨有争议的问题

第六讲　义利之辨

一、义利的本义

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三、功贤于耕织

四、义者宜也

第七讲　尊贤使能

一、贤者之力

二、荐贤之力

三、倡贤之力

四、任贤之力

五、人民之力

第八讲　德才兼备

一、重德轻才

二、唯才是举

三、“无求备于一人”

四、德才须分析

五、亲近来远

六、有过之臣是否可以复用

第九讲　和而不同

一、“和”与“同”

二、人际关系

三、国际关系

四、人与自然

五、和谐与竞争

六、审议“优胜劣汰”

第十讲　知行合一

一、知行先后之争

二、知行难易之争

三、知行轻重之争

四、欲速则不达

五、小利不能贪

六、起点要低

七、怀大义，识大体

八、志当存高远

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第十一讲　实事求是

一、墨家的“三表”说

二、庄子的是非观

三、韩非的参验论

四、《淮南鸿烈》的是非无定论

五、王充的效验论

六、当代的是非观

七、实事求是（上）

八、实事求是（下）

第十二讲　以史为鉴

一、食足知礼，先富后教

二、损益因革，变古易常

三、势非圣意，理在民心

四、重史传统

第十三讲　盛世治理

一、盛世文化的代表

二、董仲舒盛世治理的四个原则

第十四讲　大一统论

一、大一统论的由来与发展

二、天子是大一统政治的核心

三、百官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件

第十五讲　独尊儒术

一、政治家与哲学家的联盟

二、秦始皇为什么焚书坑儒

三、儒学创新，与时俱进

四、独尊儒术以后

五、如何评论历史上的统治阶级

六、汉武帝分别对待当时大儒

七、独尊儒术在《史记》中的反映

八、独尊儒术反映在选用人才上

九、汉代新儒学的启示

第十六讲　大同理想

一、大同理想，天下为公

二、聚和堂试验

三、近代大同说

附录：领导干部应从中华文化中汲取哪些政治智慧

前言

“哲”有智慧的意思，那么，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智慧也有千差万别，我以为智慧也可以大体分为追求真、善、美的差别。西方哲学的主流是求真的科学哲学，中国哲学的主流是求善的政治哲学。

求善的政治哲学，宗旨是保护所有人，其中包括弱者，包括矜寡孤独废疾者。为了保护弱者，需要惩治危害社会安定的害群之马。

在保护生命方面，中国传统不讲“优胜劣汰”，只讲“和而不同”。弱者、劣者不是淘汰对象，而是需要关心、保护、帮助的对象。这就形成了民本观。《尚书》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邦”是政府、国家的意思，也称“社稷”。这句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稳定，国家才能安宁。后来，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贾谊说“民无不为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这是以人民为主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是好官。天下太平，国君就是明君。如果内忧外患不能解决，那么人民就要换人或诛一夫，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华民族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观。当政者倾听群众的意见，加以比较分析，最符合人民主体利益的，就要采纳实施。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种办法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最后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政权。

当政者能为全体人民谋利，就是德政。德政主要有三项：一是解决社会激烈矛盾，创造和平环境，让人民安居乐业；二是使人民普遍富起来，不是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脱贫攻坚，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就是德政；三是“富而后教”，富以后要特别强调道德教育，使全体人民的综合素质有一个大的提升。

儒家认为应该从孝道教育开始。孝道，是道德的根本，是产生教育的源头。如果对于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父母都不孝，那又怎么会为人民谋幸福？汉代以孝治天下，产生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

有了孝道做基础，移孝作忠，应用到社会方方面面，社会就会更加和谐，就会出现盛世。然而，盛世也会有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不能以少数不合理的现象否定全局。同时，有问题要认真研究、处理，否则小病会发展到大病，最后病入膏肓。社会总要在改革中发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是民本观。有了正确的民本观，许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宋明时代讨论“背主事仇”的问题，久久不能解决。管仲跟着公子纠、鲍叔跟着公子小白，最后小白战胜公子纠，当了齐桓公。原来跟着公子纠的一些人自杀殉难，而管仲没有殉难，还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有人认为管仲不守信，背主事仇。孔子弟子也有类似疑问。《论语》记载孔子支持管仲，一是管仲为齐国九合诸侯立了功，二是为后人造福。按孟子的排列顺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仲为民为社稷都有大功，与公子纠这些尚未上台的人相比，不殉难就不值得提。唐代的魏徵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只要站在民本观上，就不难解决。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后，创造了唐代盛世，对人民贡献大，国君要以民为重，不同于普通百姓。

……

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本书系统论述了中国哲学中的政治智慧，可以帮助党员领导干部深入了解中国哲学，更好地学习中国哲学，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改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
   

本书紧密联系工作实际，通过讲述大量生动精彩的事例，既有古代的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故事，也有当下一些领导干部的正反面典型案例，提出了许多对领导干部立身为政的建言，这对领导干部加强自身修养、提升为政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哲学是什么
   

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哲学理念，都可以给哲学下个定义。胡适给哲学下的定义是：“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冯友兰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它的作用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丰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理论思维是与科学精神相联系的理性思维。精神境界是与人文精神相联系的非理性思维。世界上许多哲学家下过许多关于哲学的定义，这些定义是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虽然各有特色，其基本精神却是相通的，只是角度不同，不能说这个定义是对的，那个定义是错的。同样，世界各国各民族也都有自己的哲学，也不能说这个哲学是哲学，别的哲学不是哲学，只能说各种哲学有自己的特色而已。正如胡适所说：“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中国自然有自己特色的哲学。西洋所谓哲学的内容“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也就是说，中国的玄学、道学、义理之学，就是中国的哲学。哲学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宇宙论、人生论、方法论。宇宙论又称形而上学。人生论即价值论，包括伦理学与美学。方法论又称知识论，包括科学理论与逻辑学。宇宙论与方法论都是求真的，伦理学是求善的，美学是求美的。因此。哲学应该包括追求真、善、美的最基本内容。
   

二、中国有没有哲学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例如美国汉学家莱特（A.F.Wright）曾说：“中国没有哲学。所谓‘中国哲学’，只是一种思想（或思潮），介于古俗因袭惯例与严谨逻辑分析之间。”这并不是个别人的见解，而是西方人对中国学术的普遍看法。刚从欧洲哲学那里学点知识的人也常常说“中国没有哲学”。例如，贾丰臻在《中国理学史》的“代序”中说：“我敢大胆地说：中国以前只有理学，没有什么叫做哲学。”“我又敢大胆地说中国以前只有理学，没有甚么叫做科学。”于是他们只能写《中国理学史》之类的著作。至今也还有人对中国有没有哲学持怀疑态度，或者虽然承认中国有哲学，却认为中国只有一些哲学思想，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或者认为中国哲学水平不高，无法与西方哲学相媲美；或者认为中国哲学只是勉强称为哲学，从严格意义上说，都不能算纯粹的哲学；或者认为中国基本上没有哲学，只有极少数人算得上哲学家，例如中国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只有王国维一个人算得上哲学家，其他人都只是政治思想家、革命家或其他什么家，就是不够哲学家这种规格。
   

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也许以前的人们出于民族的心理。或者出于爱国心，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论证中国确实有哲学。至于动机如何，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他们的论证是否能成立。胡适是这样论证的：哲学没有一定的定义。于是他也可以给哲学下一个定义，他认为哲学就是研究人生切要问题的学问。中国古代当然也讨论过人生切要的问题，自然也就有了哲学。例如，中国古人讨论过善恶问题，这就是人生的切要问题。因此，中国确实有哲学。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胡适还据此提出多种不同的哲学形态：研究天地如何产生的宇宙论哲学，研究知识的范围、产生、作用和方法的知识论哲学，研究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动的伦理学，研究如何使人有知识、能思想和行善去恶的教育哲学，研究社会、国家如何管理、如何组织的政治哲学，研究人生归宿问题的宗教哲学等。冯友兰也是较早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他学习了西方哲学以后，根据西方哲学的内容，从中国古代学术著作中寻找与之相类似的内容，“选出而叙述之”，就成了中国的哲学。他所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先秦为诸子阶段，汉以后为经学阶段。诸子阶段分儒、墨、道、法、名各家，各家选出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来叙述。他把《淮南鸿烈》作为诸子中的一家来叙述。经学阶段又分几个小阶段：两汉、南北朝、隋唐、宋明、清代这样几个阶段。每一阶段选出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加以叙述。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用“文化要素”的方法论证中国哲学确实存在。他针对一些人的“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这种观念，提出构成文化的一个基本成分是哲学，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哲学。说中国没有西方形态的哲学可以，“说中国没有哲学，便是荒唐了”。他还认为，根据西方哲学的标准，说中国没有哲学，是“霸道和无知”，“那是自己太狭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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