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在世界的嚣张气焰愈演愈烈，人们开始意识到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一时间，上至欧洲各国领导人，下至寻常百姓，无不匆忙应对“怎么办？”“该去哪儿？”“打不打？和谁打？用什么打？”等问题。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尸横遍野。在中华大地上，数百万颤抖的嘴唇问着同样的问题：“该到哪儿去？”“该怎么办？”在和平主义者、战争贩子和旁观者们的吵吵嚷嚷中，国际联盟成立了。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多名外国医生和数百位中国医生的命运与中国红十字会新成立的救护总队紧紧地捆绑到一起，他们深入战时中国腹地，开展医疗救援。

罗伯特·孟乐克(Robert Mamlok)，医学博士，医学历史学家，是孟乐克家族第三代医生，现任德克萨斯州卢伯克市德州理工大学HSC儿科临床中心教授。他的父亲于1939年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罗伯特·孟乐克与人合著了多部医学出版物，并在多人协助下成立了以援华医疗队队员后裔为主的国际性组织——国际援华医疗队之友。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感兴趣的读者，欢迎与作者联系：www.imrcfiends.com或Robert.mamlok@ttuhsc.edu.

前言
概述
第一部分 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与医生们的反抗
第一章 西班牙的求助（1936—1939）
第二章 国际医疗开始行动（1939）
第三章 中国在召唤（1936—1939）
第四章 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部
第二部分 国际援华医疗队在战时中国
第五章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政治和文化环境
第六章 战时中国医疗条件
第七章 奔返各大战场（1939—1940）
第八章 高压遏制下的医疗救护（1941—1942）
第三部分 国际援华医疗队与中国远征军（1943—1945）
第九章 跟随远征军赴缅甸和印度
第十章 跟随远征军在中国
第十一章 援华后记（1945—2012）
第十二章 成就与贡献
附录一：国际援华医疗队时间表
附录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活动（中国·图云关，2015年9月1日）
附录三：中国红十字其他国际志愿者
致谢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2015年8月31日，还有
最后6公里，我们即将在多
日长途跋涉后抵达此行的
目的地，中国西南一个被
茂林覆盖的山村——图云
关。车辆在山林小道上穿
行，仲夏清晨的薄雾让窗
外的景致若隐若现。前方
，严阵待命的军乐团、来
自贵州地方外事办以及美
国总领馆的官员们己经在
等待我们的到来。在森林
空地的一角，一块深红色
绸布下盖着的是一块大理
石石碑，上面刻着1939年
志愿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
护总队的27位国际援华医
疗队队员的名字。
和我同行的还有国际援
华医疗队其他后裔家庭，
他们和我一样，从世界各
地赶来，相聚贵州，共襄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这片土地上，有我们的
先辈奋斗过的足迹，他们
也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
过贡献。他们和他们家庭
的故事，正通过日记和档
案上的信息，一点一滴地
被拼凑起来，试图把这段“
二战”期间令人振奋的无名
英雄的过往经历展现在公
众向前。
1939年，来自不同国家
的27位外国医生自愿加入
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我的父亲，埃瑞克·孟乐
克(Dr．Erich Mamlok)就是
他们中的一员．当天的活
动上，我还认识了来自7个
国家，横跨老中青三代的
援华医生后裔。他们有的
是医生、心理学家、模特
，有的已经退休。在贵州
省贵阳市外事办公室及省
、市对外友好协会的精心
筹备和邀请下，这群散居
世界各地的后裔们相聚于
此，共庆抗战胜利。当中
方友人小心翼翼地为我们
别上精心准备的纪念徽章
时，大家的心仿佛穿越时
空，又重新凝聚到一起，
共同回到先辈们那个大无
畏的时代。
在接下来的一周，中国
友人向我们展示了许多载
有先辈共同记忆的老照片
。大家也渐渐开始讲述尘
封的往事。父辈、祖辈们
的共同经历打破了我们之
间的语言障碍，把这群说
着英语、德语、罗马尼亚
语和波兰语的后代们联系
在一起，建立了真挚的友
谊。大家围桌而坐，缅怀
先辈，共述历史。先辈们
的无私精神，传递后人。
随着分享的信息和图片越
来越多，大家不禁疑惑：
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经历了哪些苦难？又有
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本书将为大家一一讲述
。
礼毕，当中方各位重要
官员和相关人员通过致辞
向这段遥远的历史致敬后
，我被邀请上台。我充满
崇敬地走向图云关讲台，
面向一旁的矩形大理石纪
念碑深深地鞠了一躬。当
我的声音响起，身后的大
屏幕上闪现出我讲话的译
文：“站在图云关这片土地
上，我既感荣幸，又自觉
渺小。感谢大家给我这个
机会，让图云关，这个我
们先辈奋斗过的地方，在
时隔70年后又重新听见他
们的声音。”
致辞间，我不禁抬起头
看向不远山丘上的一片茂
林。这片山林曾一度为这
支疲惫不堪、残缺不全且
饱经战火的医疗队伍提供
庇护，使其得以休整重振
。远处，隐匿在茅屋下的
骨外科中心、卫训所和宿
舍，以及拥有1000个床位
的167陆军医院，曾多次成
为日军的轰炸目标。如今
，这些早己不复存在，唯
有一座新立的大理石纪念
碑挺立在原址上。环顾一
圈后，我继续：
大家都知道，当他们来
到战火中的中华大地时，
身无分文、语言不通。是
怎样强烈的信念驱使他们
义无反顾来到中国？波兰
医生傅拉都(Dr．Flato)在
一面缴获的军旗两面，分
别用犹太语、波兰语和西
班牙语写下答案：“为了你
们和我们共同的自由。”这
就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
—为了我们共同的自由。
诗人艾玛·拉扎勒斯
(Emma Lazarus)的一句话
曾被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
(Dr．Iacob Kranzdorf)引
用：“人人皆自由，才有吾
自由。”正是在这样的世界
观指引下，他的夫人柯芝
兰(GiselaKranzdorf)、英国
医生高田宜(Barbara
Courtney)和奥地利医生王
道(TeddyWantoch)皆在中
国大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
德国医生白乐夫(Dr．
RolfBecker)曾经说过：“难
道中国的战斗就不是我们
的战斗么？一个伟大却风
雨飘摇的国家正在被侵略
成瘾的殖民势力肆意践踏
。中国亟须帮助。”为此，
他闻声而来。
……
一些家庭谱系网站和讣
告也为锁定后裔家庭所在
地提供了很多线索。例如
波兰医生傅拉都的子女都
生于波兰，后移居瑞典；
林可胜博士的孙女们分别
生活在牙买加和英格兰；
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的孙
女定居在美国。
为了深入了解援华医疗
队队员们的家庭成员和生
活情况，无数封邮件往来
于后裔家庭问，传递并分
享着各自手中保存的日记
和信件。我们还先后前往
胡佛研究所、哥伦比亚大
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纽约大学、国际联盟档案
馆，英国、美国、捷克国
家档案馆以及图云关的所
在地——贵阳市的档案馆
，收集包括德语、罗马尼
亚语、波兰语、中文和英
文各类现存文字记载资料
。
据现有材料统计，国际
援华医疗队共有27人，其
中包括21位医生、1名生物
学家、2名护士、1名实验
室技术员、1名行政助理以
及1名医学学生。出于对医
学的热爱和反法西斯的共
同信念，这群仁心仁术的
年轻人走到一起，相聚中
国。
战时的中国艰苦卓

本书是罗伯特·孟乐克根据其父亲老孟乐克参加国际医疗组织，分赴战时西班牙、中国、缅甸和印度就行医疗救护的真实经历撰写而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纪实作品。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了“西班牙医生”的来历及其辗转来到中国的国际历史大背景；第二部分着重写了国际医疗救护队（在图云关期间）的生活和工作，生动而细致地对其奔赴战场开展困难重重的医疗救护进行了叙述；第三部分讲述了国际医疗救护队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并对跟随中国远征军开展医疗救护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员的后续及最后的命运归宿进行了交代。

在受到西班牙民众热烈的欢迎后，医生们开始了在语言和军事技能上的培训。这些来自25个国家的250多名医生既是国际纵队的战友，也是亲密的同志。国际纵队的多国医疗队中包括42名波兰医生，是西班牙最大的志愿医生队伍。29岁的波兰医生陶维德就是其中一员。他离开波兰后，前往意大利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of Padua)求学，并在以波兰人为主的达布罗夫斯基旅(Dabrowski)，也是第十三旅任上尉营医。和蔼可亲的陶维德常被称为“胡里奥”。
在国际旅中，犹太意第绪语、波兰语、英语和许多其他外国语言逐渐被西班牙语所取代。多语种环境下的医生们在给朋友和家人的信上常常写上令人振奋的西班牙文——“向胜利敬礼！”
戎格曼是另一个出生于波兰却被迫逃离祖国的医生。他毕业于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Belgrade)。当共产国际开始组建国际纵队以支持西班牙共和党时，大多数犹太共产党志愿者都主张与反犹太的法西斯作战，共建国际共产主义。到1935年，共产国际通过建立人民阵线(1935—1939)进一步扩大了统一战线，团结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
这些医护志愿者们从来没有质疑过这项事业的正义性。戎格曼回想起来说：“那时的我们忘我工作，心怀高远，成就了一段难得的人生体验。”
像戎格曼和陶维德医生一样，出生于波兰的傅拉都医生也被迫在国外完成他的医学学习。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傅拉都在左翼学生和犹太工人组织中十分活跃。在巴黎索邦大学医学院求学时，傅拉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36年12月，他作为头一批响应西班牙号召的国际医生加入到战斗中来。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和脚踏实地的精神令他的同事们由衷地佩服：
在所有活动和聚会上，你都总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少校，在一群人中说着流利的犹太意第绪语。他的发音标准，语速流畅，几乎听不出任何波兰口音。他的出色不但不会让他和大家显得格格不入，相反，他的朴实和有趣让他很受欢迎，被看作是我们这些犹太人中的一员。曾和他共事的博生商行’老员工向大家介绍道：“这就是傅拉都，医疗服务部的头儿，以前负责第十三纵队，现在是第三十五师的头儿……。”而当傅拉都谈起博生商行时，他的语言和表情也总是那么随和。他的朋友还很多，其中不乏由他治愈的伤员。
第四位出生于波兰的医生是甘理安。关于他和他的妻子甘曼妮战前战后的信息都很少。两人都从原属波兰的立陶宛地区前来参加国际纵队。作为一名医生的甘理安和作为一名细菌学家的甘曼妮在西班牙结婚，一路走来，从西班牙到中国，他们既是危难中相互扶持的深情伉俪，也是工作和职业生涯中配合无间的亲密伙伴。
除了波兰籍医生陶维德、戎格曼、傅拉都、甘理安，还有4位出生在德国的医生——贝尔、白乐夫、顾泰尔以及马绮迪也同时拥有在西班牙和中国战地救援的经历。他们走上了一条鲜有同胞选择的路。事实上，当时有超过7万名意大利人和14000名德国人选择加入弗朗哥的部队，而贝尔等人则成为少数支持西班牙共和党的德国人。
1898年4月2日，贝尔出生于当时普鲁士地区波森省的一个犹太家庭。加入德国共产党后，他于1935年逃往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国际纵队第45师的住院主任医师，他的长官们评价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成熟的组织能力。比他年轻6岁的白乐夫和顾泰尔常常戏称他为“老人”。白乐夫医生在38岁时完成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学业，之后于1936年穿越西欧和比利牛斯山脉来到西班牙，成为一名随军医生，往返于贝尼卡西姆(Be J1icassim)医院和各大战场之间。
白乐夫的同胞顾泰尔，于1908年生于德国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1933年在德国弗莱堡接受系统医学学习。由于加入了德国共产党，顾泰尔丧失了行医执照，只能移民苏联。他于1937年抵达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
拥有类似经历的还有时年29岁的马绮迪，她于1908年11月17日出生于德国汉诺威。虽然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她后来与西班牙内战老兵弗里茨·马库斯(Fritz Marcus)结婚，但多数资料都未提及夫姓，仍沿用她的本名。1937年，在赴西班牙前，她曾被迫从德国移居到后来的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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