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经验，既有印度的种姓制度，也有日本的“圈子文化”，既有俄罗斯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忧患意识，也有阿拉伯人的困惑、犹太人的韧性，期盼为读者解析国家安全的文化密码，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邃思想。

这套丛书，试图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以及新发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这“两个格局”的高度，立足“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特殊时间节点，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全景式、大视野认识国家安全。

本书介绍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经验，既有印度的种姓制度，也有日本的“圈子文化”，既有俄罗斯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忧患意识，也有阿拉伯人的困惑、犹太人的韧性，期盼为读者解析国家安全的文化密码，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邃思想。

第一章 国家安全的文化密码 001

文明冲突？还是文明交融？ 005

国家可以没有文化吗？ 009

一方水土一方人 013

为什么红旗不能倒？ 023

看不见的国界线 032

文昌才能国安 042

第二章 种姓制度与印度历史上的动荡 051

尼赫鲁的忧思 055

一次又一次被征服 060

神一样的存在 067

王侯将相天生有“种” 071

一个村就是一个国家 080

瑜伽不是健身的 088

保家卫国是一种特权 093

种姓高于国家 097

道不变，天亦不变 103

第三章 圈子文化：日本凝聚力的悖论 109

圈子文化无处不在 113

凝聚力的源泉 116

内耗的基因 122

日学为体 126

圈子的壁垒 132

日本“干净”的秘密 136

罪恶的幽灵 141

第四章 忧患意识与俄罗斯的兴衰 149

挣脱“蒙古桎梏” 153

帝国的扩张 158

浴火重生 166

世界霸权的诱惑 174

兴与衰 179

第五章 阿拉伯人的困惑：我是谁？ 185

我是谁取决于对手是谁 189

我是穆斯林 197

我是杰巴部落人 202

我是阿拉伯人 209

我是沙特人 220

第六章 犹太文化韧性与以色列 229

谁是犹太人？ 233

国破族未亡 245

文化锻造国家 255

火候不足的熔炉 262

第七章 传承与自新：国盛民强的文化基因 279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 283

家国情怀 292

天然的多民族国家 300

以文化人以德治国 311

天下为公 318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这句话简洁而准确地揭示了文化与国家兴衰、民族安危、政权存亡的息息相关。从殖民时期西方对其他文明的挤压和侵略，到冷战时期的美苏意识形态之争，再到冷战后 “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道主义干涉”等掩盖下的国家间竞争，概莫能外。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文化包括国家的文化主权、民族文化特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政治性和时代性。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只有统筹好文化与其他安全要素的关系、平衡好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牢牢坚持文化的政治属性与发展属性，才能筑牢国家安全的文化屏障。

文明冲突？还是文明交融？

2019年4月29日，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的基伦·斯金纳公开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宣称美国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政策。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斯金纳在抛出此番言论不久就被“炒鱿鱼”，但美国国务院并未否定其说法的真实性。考虑到近年来美国军政要员一系列极具意识形态色彩、鼓吹对中国发动“政治战”的论调，斯金纳的言论未必无因。显然，一场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围剿，风雨欲来 & &

时隔半个月左右的2019年5月15日，中国成功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致辞中强调：“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会议还通过了《亚洲文明对话2019年北京共识》，呼吁“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 & &共同谱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华章。”不同于美国一些政要鼓吹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倡导的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面对地缘竞争、“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乃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非传统安全的冲击，如何让这个世界更加和平与繁荣，中国和美国给出了“文明交融”与“文明冲突”两副截然不同的药方。孰是孰非，不言自明。不过，双方都强调了文明或者文化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重要作用，都暗示了文明或者文化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要件，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事实上，文明或文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议题。人类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明相互碰撞、兴衰沉浮的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指出：“1500年以前，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但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地理大发现之后，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增多。在长达数个世纪的西方殖民扩张史中，西方文明不断挤压、侵略乃至消灭其他文明，许多国家和民族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西方“文明扩张”“文化殖民”之下，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消灭，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也都在惊慌落败中陷入深重的文化危机。即使在西方文明内部，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也异常惨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西方内部冲突引起的，是同一文明体系内部的文化冲突。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意识形态成为主导国家间关系的最重要变量。意识形态不能与文化相等同，却是文化的政治属性所在。

冷战结束之后，文化对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加明显。一方面，冷战期间美苏高压对抗“压制”了其他领域的矛盾，两极格局瓦解使这种“压制”作用消失了，宗教、民族等“被压制”的矛盾得以释放。就像高温下的高压锅盖被突然揭开，里面蒸汽迅速喷涌出来一样。苏联解体、南联盟分裂，导致相关地区爆发车臣战争、波黑战争乃至后来的克里米亚危机等激烈的军事冲突，即是典型例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大大促进了世界各地人员交流，全球化迅猛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急剧增加。但全球化加剧了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加之移民、难民等问题的滋生蔓延，“身份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关于“我是谁”的认同焦虑增大。其结果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裂痕似乎并未缩小，很多时候甚至是扩大了。与此同时，西方世界欢呼冷战的胜利，并积极在全世界推广其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事实上，冷战结束至今，无论是“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还是“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抑或是近几年的强人政治上升、民粹主义抬头，其背后都有强烈的文化因素驱动。

国家可以没有文化吗？

要回答文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首先要回答什么是文化。汉语中最早论述文化的，或许可追溯到《易经》，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文化的意思是“文治与教化”。英语里的文化“culture”源于拉丁文“colere”，其最初的意思是“土地耕耘、作物培育”。此后，文化的内涵外延不断演进，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也繁杂多样。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回顾》一书中，列举了1871—1951年间学术界关于文化的164种定义，包括描述性、历史性、行为规范性、心理性、结构性、遗传性等类别。中国学者对文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文化是“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也有学者认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方式”，还有的学者干脆将文化等同于“社会化”。

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对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文化内涵外延的讨论日益丰富。时代发展更是不断催生出形形色色的“亚文化”，比如“网红文化”“二次元文化”“鬼畜文化”等等。总体上看，对文化比较全面的定义是“人在社会实践中认识、掌握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及其创造和保存的一切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总和整体”。通俗地讲，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的总合。从国家层面看，文化的内涵已经超越“教化”“学识”层面。我们可以说某个人“没有文化”，但绝不能说某个国家“没有文化”，因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此外，文化不仅仅是像许多人所想的仅限于“观念”层面（如语言文字），还包括“器物”和“制度”，比如民族服饰、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文化包括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本民族的文化特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主流价值观等。文化既是与经济、社会等要素共同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如语言文字安全、政治制度安全），同时也是影响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如文化霸权、文化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等主要大国，都在一方面竭力维护本国文化的独立性、独特性，另一方面也出台了很多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在全球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力，将“文化外交”作为对外政策重要手段。拿破仑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美国的好莱坞、日本的动漫、法国的法语联盟、中国的孔子学院，实际上都异曲同工。大家都知道印巴矛盾根深蒂固，但两国的文化纽带又非常紧密，2008年时任印度外长慕克吉（后曾出任印度总统）出访巴基斯坦，携带的是4套《宝莱坞：60年的罗曼史》的音乐碟片，这对缓和双边关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政治性和时代性，这些特性也决定了其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文化的民族性指的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或者说是“民族的性格”。我们反对民族优劣论的说法，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性确实有着很大不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程度。犹太人历经近2000年的流浪史，但最终在犹太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之下实现复国，流浪民族吉普赛人却迄今仍处于无根无蒂、漂泊异国他乡的状态。在中东地区的不少阿拉伯人，对部落的认同超过对国家的认同，严重影响了国家凝聚力。中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大一统”的思想，是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文化基因，并确保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延绵至今；而同样拥有古老文明的印度，却因为种姓制度、村社组织在维系社会中的强大作用，形成了“弱国家、强社会”的政治文化。显然，文化所孕育的民族性与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直接相关。

文化的政治性指的是文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其关系到国家政治制度的存亡。文化既然依赖于人类活动，就必然会反映文化创造者的价值观。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收获很多拥趸，许多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将是西方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但是，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是由西方文化主导的，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和国情社情形成的，是服从服务于其自身国家利益的。20世纪80年代，苏共开始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结果导致了苏联解体的悲惨局面。冷战后愈演愈烈的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虽有历史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推行“普世价值”在伊斯兰世界引发反弹的结果。

文化的时代性指的是文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同时也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只有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利于国家安全。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甚至阻碍时代发展的文化，则是糟粕文化，对国家安全弊大于利。晚清以来中国的主权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危机。闭关锁国的政策、“天朝上国”的自大、重农轻技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华民族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遭受了“百年屈辱”。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程，也是中华文化不断反思、变革的过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才使中华民族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同样，环顾世界，一些在二战后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的文化变革，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

一方水土一方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里的“水土”既是指地理层面的，也是指文化层面的。我们在谈论某个民族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这个民族的独特性格，比如犹太人的精明、法国人的浪漫、拉美人的热情、俄罗斯人的坚韧、德国人的严谨、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等等。还有一句话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它强调性格比学识、外表等更决定个人的命运。对个人来讲如此，对国家来讲也是如此。一些自然资源禀赋优异的国家，最终陷入了“资源的诅咒”，而一些资源有限的国家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实现了较好的国家发展。2019年底暴发而后蔓延至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则从“戴不戴口罩”这一侧面，诠释了文化、民族性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在本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迅速采取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包括鼓励或强制人们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而欧美等国家或地区则未能及时采取措施，以致其感染人数和死亡率都非常高。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却依旧未能抵御住疫情的袭击，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虽然卫生专家一再强调，佩戴口罩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措施，但欧美国家的一些民众始终不愿意佩戴口罩，有的领导人甚至还反对佩戴口罩。其实，戴不戴口罩背后折射的是不同的文化认知，欧美许多民众认为“只有病人才需要佩戴口罩”，而东亚国家民众则普遍认为“佩戴口罩有助于防止生病”。显然，在危机时刻，对于口罩的不同文化认知，已经对国家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性格决定命运”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文化影响政治性格，其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凝聚力；第二句是文化影响经济性格，其关乎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动力；第三句话是文化影响外交性格，其关乎国家对外战略文化。需要强调的是，重视文化与国家性格的关系，并不是宣扬所谓的“文化宿命论”“文化优劣论”。相反，不同文化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而且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其在影响着民族性格和民族命运的同时，也在经历着被塑造、被改造的过程，在变革与扬弃中实现自我发展。

在政治性格层面，文化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凝聚力。政治凝聚力是国家实现国家安全的基础保障，很难想象一盘散沙的国家，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国家和民族共同文化身份的塑造，以此强化政治凝聚力。美国虽然是个多民族国家，但非常重视培育本国的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从美国领导人的讲话到美国文化产品的宣传，如“美国梦”“美国精神”“美国价值观”等，这既是对外推广美国文化之举，更是对国内民众进行国家文化的塑造、国家认同的强化。托马斯·潘恩在代表作《常识》里宣称：“我们拥有使世界重新开始的力量。”

“天定命运”“上帝选民”“山巅之城”“民族熔炉”“美国例外”等理念，以及美国总统几乎每次重要讲话都以“上帝保佑美国”结尾，实际上都在不断强化美国的国家凝聚力。据《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全球舆论战》一文不完全统计，美国国防部和好莱坞联合制作了700多部电影，包括大家熟知的《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第一滴血》《珍珠港》等。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战争片、谍战片乃至科幻片，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国家安全”为题材。这些影片的重要目的是塑造美国军人保家卫国和人道主义的英雄形象，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因此，无论是一战、二战、冷战还是“9·11”事件，美国都能在危机面前迸发出强大的国家凝聚力。

德国和日本也是民族凝聚力非常强的国家。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有民族、没有国家”的状态，诗人歌德甚至曾发出“德意志啊，你的祖国在哪里”的慨叹。19世纪初，“德意志国家主义”逐渐兴起，直至1871年普鲁士王国统一诸多德意志邦国，建立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帝国”，极大增强了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意识和民族凝聚力。虽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受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本国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德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惨痛的灾难。但德国在战后废墟中能迅速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与其文化在凝聚国民意志上的作用密不可分。与德国类似的例子还有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强调国家意识，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服从、下级对上级的服从，突出“集团意识”和“羞耻文化”，这使得日本的民族凝聚力特别强。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政治高度统一的国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如此赞叹：“几千年来，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确保了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风和雨，却能始终保持国家之统一和文明之延续。此外，儒家文化中“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精神、“大一统”的国家主义政治文化，赋予了中央集权式的强政府深层的文化基因，也使得中国在“国家建构”方面非常早熟。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中国最先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 &对中国的定义就是共同的书面语、经典著作、官僚机构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全国范围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的层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这种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炽烈。”因此，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华文化有很强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共同的文化孕育了强大的国家主义。虽然有人通过放大某个历史片段或个别事件，断章取义地抨击“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但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印度。印度在历史上从未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即使是强盛的孔雀王朝、莫卧儿王朝，很大程度上也是“合而不统”。此外，印度教的等级制度构成了巨大的社会网络，社会秩序的组织动力是由印度教提供的，不需要国家帮忙。以种姓制度为主体的等级制度，极大制约了印度国家意识的形成，使得印度长期以来处于“软弱国家和强势社会”的局面。政治力量的多元化和碎片化，解释了为何英殖民者对印度采取“英属印度”和“土邦”两套管理体系，为何英殖民者可以在印度不同政治力量中间很成功地搞“分而治之”，为何印度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的矛盾迄今仍难以消弭，为何地方政治家族迄今仍在印度政坛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019年第17届人民院（议会下院）大选中，来自政治家族的议员占总议员人数比例高达30%，创下历史新高，在一些地方政党中的比例甚至是100％。难怪有人说，政治层面统一的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是不存在的。印度民众对本民族、本地区的认同感很强，即使在独立之后数十年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族群、宗教、语言、部落、亚种姓等，依然影响着国家认同的建构，全国性政党需要依赖地方政治势力才能妥为执政。

可以作对比的例子还有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以色列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物，其诞生和发展壮大的灵魂是犹太文化。犹太文化具有“教族合一”的特性，犹太教的宗教仪式、文化典籍以及希伯来语，强化了犹太民族的自我认同，是其历经近2000年流散而“形散神不散”的文化根基。反观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部落”在阿拉伯国家政治架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

对于文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大家并不陌生。中学语文课文《最后一课》中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而形象的例子。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失利，被迫将阿尔萨斯、洛林两地划归德国。小说中，老师德麦尔先生无比痛心地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以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同时，德麦尔先生也满怀希望地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由此可见，语言是文化的集中体现，文化就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标志着党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文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也首次得到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阐述。在世界民族文化的百花园里，围绕文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上演过一幕幕发人深思的历史剧。深入了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经验，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邃思想。

印度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种姓制度。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生而不平等：职业世袭、人以群分、各守天命。3000多年来，正是种姓制度把印度大陆切割得支离破碎，使这片“北背雪山，三垂大海”的天赐之地始终在“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命运里打转。

日本的“圈子文化”给国家安全筑起了一道牢固的“篱笆”，但同时也使“篱笆”里的人因缺乏对外界的客观认识，而变得自尊自大，甚至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所谓“成也圈子、败也圈子”。实现文化与国家安全的良性互动，关键在于既能正确利用文化带来的便利性，也能破解文化本身的弊病。

俄罗斯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忧患意识，使之把对领土的渴望、对安全的关注写进了文化基因，锻造出坚韧不拔的意志、能屈能伸的狡黠，这种鲜明的民族性始终对国家安全有着重要影响，左右着俄罗斯民族的兴衰，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警示和启发。

阿拉伯社会长期动荡，其根源在于文化认同出了问题。人们在部落、伊斯兰教、泛阿拉伯主义、民族国家之间左摇右摆，忠诚对象难以统一，国家至今未能成为统领一切的最高认同。

犹太文化的韧性是犹太国家失而复得的密码，对建立现代以色列国并维护其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像硬币总有两面，犹太文化的多元性也导致族群内部矛盾和冲突不断，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

中国文化传承千年未曾中断，其秘诀在于开放兼容、自我更新。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共生共存、相互促进，塑造出当前中国既传统又现代的独特国家认同和安全意识，既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源泉，也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文化最本质的特征，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促进国家安全。一方面，国家安全需要文化主权作为牢固的基石；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又是文化主权安全的坚实后盾，正如《最后一课》教给我们的：没有国家安全，就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文化。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更需要统筹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以便构建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文化与国家安全》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