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
今天，妈妈去世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电报：“母逝。明天下葬。崇高敬意。”这等于什么也没说。也许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要坐两点钟那班公交车，下午到达。因此，我能守灵，明晚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样的理由，他不能拒绝我请假。但是，他看来并不高兴。我甚至对他说：“这不是我的过错。”他没有回答。于是我想，我本不该对他说这句话。总之，我用不着要别人原谅我。更确切地说，是他要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后天他看到我戴孝的时候，无疑会这样做的。眼下，有点像妈妈没有去世。相反，下葬以后，事情就将了结，一切就又难说话了。
我乘了两点钟那班公交车。天气十分炎热。我在塞莱斯特的餐馆吃了饭。他们都为我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每个人只有一个母亲。”我动身的时候，他们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心烦，因为我要到艾玛纽埃尔家去，向他借条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失去了伯父。
为了不错过出发时间，我是跑着去的。这样急匆匆，这样奔跑，加上汽车颠簸，汽油气味，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正由于这一切，我打瞌睡了。我几乎一路都睡着。当我醒来时，我斜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微笑，问我是不是赶远路，我说“是的”，不想多说话。
养老院离村子有两公里路。我是步行去的。我想马上看到妈妈，但是门房对我说，我必须去见院长。由于他正忙着，我便等了一会儿。这段时间，门房没停过口，然后，我见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我。这是一个小老头，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浅色眼睛望着我。随后，他握住我的手，一直不松开，我不知道怎样抽出来。他查看一份档案，对我说：“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进来的。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在责备我什么，我开始向他解释。可是他打断了我的话：“您不需要辩解，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无法提供她的需要。她需要一个护工。您的薪水微薄，考虑下来，她在这里更加称心。”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说：“您知道，她有年纪相仿的人做朋友，她和他们对往事有共同的兴趣。您年轻，跟您在一起，她要烦闷的。”
确实如此。当年妈妈在家的时候，她的目光总是默默地跟随着我，消磨时间。她到养老院最初的日子，经常哭泣。但这是由于不习惯。过了几个月，如果让她离开养老院，她可能也哭泣。始终是习惯使然。也有点正因如此，近一年来，我几乎没去看她。也因为这样一来占去了我的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车所花费的工夫。
院长还在跟我说。但是我几乎不听他说话了。末了，他对我说：“我想，您愿意看看您母亲吧。”我一声不吭，站起身来，他先我一步，向门口走去。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这里的小停尸间。为的是不要影响别人的情绪。每当有个老人死了，其他人在两三天内神经过敏。这使服务工作变得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里有很多老人，三五成群地闲聊。当我们走过时，他们便住了口。我们一走过，谈话又恢复了。好似一群鹦鹉在大声聒噪。来到一座小楼门口，院长离开了我：“我先走了，默尔索先生。有事到办公室找我。原则上，葬礼定于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是想让您能够守灵。最后说一句：您的母亲似乎时常向同伴们表示，想按宗教仪式埋葬。我已经负责做好安排。不过，我想让您知道。”我谢谢他。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但生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宗教。
我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十分明亮的厅堂，刷过白灰，玻璃天棚。有几把椅子和X形的支架。正是在两个支架上，停放着一口有盖的棺材。只见一些发亮的螺丝钉，拧进去一点，突出在刷成褐色的棺材板上。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身穿白大褂，头上是一块颜色鲜亮的遮巾。P5-7
加缪的文学之路
第一部分生平和创作道路
一、早年生活
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哲学家和评论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1913年11月7日，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的蒙多维。他父亲是农业工人，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恩河战役中牺牲。母亲原籍是西班牙，先在橡胶厂工作，后当女仆，带着两个孩子，于是只能搬到阿尔及利亚的贝尔库贫民区。1918年，他进小学，获得奖学金；1923年入中级班；次年进入阿尔及尔中学。1930年，他患肺病，被迫辍学。肺病对他的一生和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32年，他在《南方》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谈论音乐、柏格森等。1933年，他进入阿尔及尔大学，主修哲学，在让·格勒尼埃的指导下接触到古今哲学家和文学家。1934年，他与西蒙娜·伊艾结婚，1936年离婚。由于生活困难，他很早就踏入社会，当过雇员和职员。1935年，他加入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创建“劳动剧团”，既编剧，又当演员和导演。1936年，他完成毕业论文《基督教思辨和新柏拉图主义》，但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参加教师资格会考。
二、早期创作
1937年，加缪在阿尔及尔建立文化之家，并在阿尔及尔电台的剧团中当演员。他肺病复发，在萨伏瓦治疗，后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发表散文集《反与正》。这部散文集叙述了他的童年生活。同年，由于他在对阿拉伯人的政策上意见不合，被开除出共产党。1938年，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当记者，负责社会新闻、案件和文学报道，发表了评论纪德、尼赞、萨特的文章。1939年，该报变成《共和晚报》，他任总编辑，发表了关于北非人在法国的状况和卡比利地区贫困的报道。次年1月10日，该报停刊。5月，他发表《婚礼集》。这部散文集分为《蒂巴萨的婚礼》《捷米拉之风》《阿尔及尔之夏》《沙漠》四篇。第一篇歌颂阿尔及利亚海岸罗马废墟的景致，那里的苦艾酒呛喉咙；虽然这是天神居住的地方，却根本用不着爱神就能品味自然界的欢乐。第二篇描写捷米拉是一座死城，给人们展示了摆脱一切物质烦恼和思虑的世界。第三篇描写阿尔及尔是一座面向大海和太阳的城市，能令人感受到肉体的快乐。第四篇回忆到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的旅行。这个地方让他知道了幸福不是同乐观，而是同爱情相连的；在这样美的大地上，人也是要死的。这部散文集表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但又有对死亡的恐惧，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6月，他来到巴黎，担任《巴黎晚报》的编辑部秘书。12月，他同弗朗西娜·富尔结婚。
三、成熟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加缪产生了重大影响，加深了他对现实荒诞的认识。他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期。1941年，他住在奥兰；1942年在当地的私立中学教书，肺病复发；6月中旬发表中篇小说《局外人》；10月发表随笔集《西绪福斯神话》，阐述他的荒诞哲学。《局外人》的情节如下：默尔索的母亲去世了，但第二天他遇到了玛丽，同她游泳、睡觉。他的邻居雷蒙因得到他的帮助，邀请他和玛丽到海滩去野餐。却遇到了几个阿拉伯人找雷蒙算账。默尔索独自回到泉边，在泉边遇到一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掏出刀子，默尔索开枪打死了他。他在狱中同预审法官会见时，觉得像玩把戏一样；他感觉不到自己是罪人。检察官指责他在母亲死后第二天就谈情说爱云云，法庭判决他死刑。他不愿上诉，认为判决和生活都是荒谬的。
二、反抗意识
关于反抗。加缪认为，人经历了荒诞的经验之后，要摆脱偏见和障碍，势必要起来反抗世界和生存状况，从而超越荒诞。《戒严》所描写的鼠疫，指一切形式的暴虐和人的被毁和堕落，荒诞的专制规律剥夺了人的一切生存理由。但是，“必须竭尽所能不再受鼠疫所害”。为此，人们应该起来反抗鼠疫，要像剧中人迪埃戈那样，拒绝承认被鼠疫打败，让加的斯城重获自由和生存的乐趣。但反抗意识也要受到限制，因为暴力行动要同个人责任联系在一起。《正义者》确定了反抗的这种限制。狂热的斯特潘认为两个孩子与未来死去的几百万孩子相比，算不了什么，“当我们决定忘掉孩子时，那一天，我们就是世界的主人，革命就会获得胜利”。卡利亚耶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是以建立明天正义的借口去做非正义的事：“今天我正是为了活着的人去斗争，同意去牺牲。我不会为了一座我不甚了然的遥远的城市，而去打兄弟的脸。”对他来说，正义事业所采用的方法和结果都应是正确的。然而，杀死孩子并不光彩，应该扭转否认本意宽宏的革命行动。被捕后，他拒绝宽恕，接受死亡，承担自己的行动的全部责任。对加缪来说，正确的反抗在于有时为了建立正义而不得不杀人，但随后要为自身纯洁而死去。
加缪要描写的是“现代悲剧性”。他表现压在现代人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威胁和会毁掉现代人脆弱的幸福的灾难，并加以限制和预防。《正义者》中的革命者认为世界是荒诞的，非正义的，他们以人与人的友谊和合作去反对这种荒诞和非正义。
三、内心挖掘
加缪塑造的戏剧人物以挖掘其内心为特点。他认为戏剧应表现“人心的秘密和人隐藏的真相”。卡利古拉内心充满矛盾，既头脑清晰又幻觉重重，既有理想又十分凶横，对人既充满蔑视又充满了爱。卡利亚耶夫是个纯粹的恐怖分子，又是个人道的革命者，面对最无情的任务，压制不住内心的呼喊。
但加缪的剧作哲理意味未免过强，《误会》有点直统统地阐明作者的哲学观点，《戒严》像在解一道代数方程式，《正义者》像一张几何图表，《卡利古拉》也有阐述定理的味道，这是加缪的戏剧未能获得更大成功的原因。
阿尔贝·加缪著的《局外人》塑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荒诞人形象。主人公默尔索是一名公司小职员，他对一切都漠然置之。在他眼里，构成周围人道德准则的一切义务和美德，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失望的重负，他统统弃之不顾；甚至连他母亲去世也引不起他多大的痛苦。他的内心非常空虚，平日像掉了魂似的无所适从，毫无愿望，毫无追求，以致在沙滩上盲目地对阿拉伯人开枪，最后被判处死刑。在小说中，默尔索用沉默、无所谓和蔑视来对抗这个荒诞的世界，他身上有着激情，只不过这种激情隐藏在表面上显得麻木的态度中。他向阿拉伯人开枪好像是在烈日下的冲动行为，其实是他在荒诞现实的压抑下一种不由自主的发泄。他对司法机构以可笑的逻辑推理来定罪也不作反驳，以一种无畏的态度迎接死亡。这个荒诞人具有一种批判现实的意识。
《局外人》（L'étranger）是法国阿尔贝·加缪创作的中篇小说，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
《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
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通过塑造莫尔索这个行为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的“局外人”形象，充分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状况。莫索尔的种种行为看似荒谬，不近人情，实则正是他用来抗击这个荒谬世界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