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记 羌江钓徒：沉河记

你们前面摆的都是重庆这种大码头的龙门阵，至少也是县衙门的龙门阵。现在轮到我来摆了，我是一个乡坝佬，只能摆一点儿乡坝头的龙门阵。恐怕就没有你们摆得那么龙飞凤舞、有声有色了。不过我在乡坝头所见所闻的事，恐怕也是你们城里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吴科员，哦，照规矩也应该叫他在我们冷板凳会里的雅号“羌江钓徒”了。羌江钓徒今晚上拈着阄，该他来摆龙门阵。他便这么说开了头。

说实在的，我们历来没有在这位“钓徒”身上寄多大的希望。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说话有气无力，常常在他说话的中途，出现许多故障，不是咳嗽就是吐痰，或者要端起他那古色古香的陶茶盅轻轻地呷两口酽茶，然后喘几口气，做够了拂胸和深呼吸这种种过场，才能接着讲下去。平时他讲话尚且如此，如果让他摆起龙门阵来，该是故障丛生、难以为继的了。但是奇怪，在冷板凳会摆龙门阵和听龙门阵，好像是灵丹妙药一般，许多老病缠身的老家伙，竟然变得精神起来，一次也没有缺席，只要拈阄轮上了的，一个也没有称病不摆。而且一摆起来，也不像平常说话那样，咳嗽吐痰，故障丛生，而是一气说下去，越说越有精神。今天羌江钓徒正是这样，不要看他平时病蔫蔫的，轮到他摆龙门阵，却是那么虎虎有生气，大有滔滔不绝之势。于是大家不胜动容，肃然恭听他的龙门阵。他开始摆起来。

我摆的这个龙门阵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是实实在在的故事。我不如野狐禅师那样善于虚构，善于“冲壳子”，就是他说的，善于“艺术加工”，把眼看就要出纰漏、不能自圆其说的故事，硬是编得圆圆的，天衣无缝，把道听途说的野狐禅，抹上一层亮光光的油彩。你明知听了要上当，也不惜破费工夫听下去，甚至于还赔上叹息和眼泪。我可没有这种艺术。只能实打实地摆点儿事实，说不圆的就让它残缺不圆，记不清的就让它暂付阙如吧。

我起头就说过，我摆的是乡坝头的龙门阵，先向你们介绍一下乡下的环境，不把背景说清楚，说起这些故事来，你们会说，在文明的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里，怎么会发生这种荒唐的事呢？

我们那个县是一个山区小县，我们那个乡场更是一个埋在深山里的小乡场，虽说有一条在乡下人看来已经够大的大河穿过那里，还是交通十分闭塞，社会不大开通。我从那里出来，听到人家摆一些事情，真叫我有《桃花源记》中说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觉。别的地方都进入到文明的二十世纪了，我们那里好像还停留在皇帝老倌的大清一统天下里，一切风俗习惯还保留着前朝的遗风。没有一个人敢于去怀疑，甚至梦想去打破它。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精神上的皇帝，实实在在地统治着我们。这个人姓吴名廷臣。他是我们那里赶上大清帝国最后一次省城的会试中了举的吴举人，又是后来升格为我们山乡的政治、经济、文化领袖的吴老太爷，而且是维持我们一乡风俗礼教的吴氏大宗祠的族长，也就是我要摆的龙门阵里的中心人物。

吴廷臣——我们最好还是叫他的权力的象征的名字吴老太爷吧，身个不高，最多不过五尺。由于鸦片烟的浓缩作用，成为一个精瘦精瘦的样子。脸上一张黄皮，颈下几条青筋，手伸出来只见一双皮包骨头的干爪爪。但那一对眼睛却还保持着清亮有神，腿脚也还灵便。他的脑子里的状态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从他说话办事的敏捷度看来，那里的机器是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正常运转着的。有的人说他的脑筋是一块坚硬的花岗石，那是指他的思想的僵化和凝固程度而言的，而他自己却认为是在坚持创造一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吴家大湾。他正在致力于挽救这“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颓风”。他认为在皇帝老倌统治下，先辈人创造和信守的一切典章制度、一切风俗习惯都是最好的。孔夫子一脉传下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思想行为规范，也都是最最好的。虽然这些早已渗进了道家的虚无和清静观念，以及佛家的一些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所有这一切就集中反映在北京有一个皇帝和三年一大比的科举制度。北京的宣统皇帝一下台（吴老太爷叫作“蒙尘”），科举制度一废除（吴老太爷说是毁了大典），一切都乱了套。一切罪恶、颓风和世道人心的混乱，都根源于此。所以他常常摇头晃脑地说教：要挽救这世道人心，只有一条办法：“立正统！”但是宣统皇帝是确定无疑地下台了。张勋复辟，他很高兴了一阵子。就是袁世凯这个皇帝，在他看来，只算作是一个“赝品”，他也觉得总比没有皇帝的好，也准备去顶礼膜拜。但是都没有如愿。而他要以吴家大湾吴氏家族之力，举起勤王的义旗，明显是徒劳无功的。他也就只有摇头叹息的份了。但是他却在吴家大湾建立起封建正统的堤防，在他统治下的吴家大湾的老百姓，都得按传统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来办。谁要违反，他就要举起礼教的鞭子，严厉惩罚。

他坚持在他的堂屋的神龛上供上“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在神位前还供着一个“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万岁牌，虽然他早已不知道这位万岁爷到底是谁，只要有万岁牌就得到安慰了。隔些日子，他怕这个万岁牌蒙了尘，要斋戒沐浴后，把这个牌子请下来，刷洗得焕然一新。因为这是他的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对于“民国”深恶痛绝。他反对有的人家把堂屋神龛上供的“天地君亲师之神位”的牌子改为“天地国亲师之神位”，以“国”代“君”，连民国的年号他也痛恨。在人与人之间往来的文书契约上，因为要民国的官家承认才具有法律效力，他无法反对写上“中华民国××年”，但是在人与鬼神和与祖宗的往来中，在一切正式的祭祀大典上，比如老祖宗上供时烧的纸钱包袱上，他却坚持写上大清宣统××年。他有他的解释：“在阴曹的祖宗，哪里知道人世已经反了正（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的说法），不写上宣统年号，怕把钱汇到冥国去，祖宗收不到。”

他在他的堂屋的后房里，仍然保留着他的在皇帝统治下当过官的祖宗传下来“肃静”“回避”的牌子，特别是那顶盖满红须须，顶镶蓝宝石，还拖着花翎的清朝官帽，更是奉之如神。就是那顶早已破烂的四人抬大官轿也还放在地上。听说刚反正不久的那几年，他每年都要把这两块牌子、一顶帽子拿出来，晒一下太阳，洗刷干净，甚至把官轿也抬出来整修一番，似乎他随时准备听候皇帝的召唤，要使用这些东西一样。后来看来皇帝再登龙位是没有希望了，他不再每年举行一次清洗大典，可是他还恋恋不舍地独自一人到那间房里去，抚摸那些神圣的东西，发一阵呆，最后叹息一回才出来。

他反对一切新的玩意儿。洋布、洋纸、洋书、洋烟、洋油、洋灯……他都拒绝使用。他还是用他的土粗布和本地绸缎做衣服，用他的本地黄色土纸写文书，看古色古香的线装书，吸本地的叶子烟，点本地的桐油灯。只有一样他做了妥协，那就是洋火，因为用这种火柴点火，实在比用石镰和火石打火方便得多。还有一样，是他极其嗜好的，那就是鸦片烟，鸦片烟本来也是从外洋传进来的，但是他从来不承认鸦片烟是来源于外洋，因为他说他的祖辈人早已抽这种烟了，明明是祖辈传下来的国粹，怎么说是洋货呢？

至于办洋学堂，讲新学，他更认为这是亡国灭种之大患，是想叫堂堂炎黄子孙臣服于夷狄之邦的诡计。他虽然无力禁止乡政府奉命办起来的官立国民小学，也无法阻止他吴氏大族的子弟去上国民小学，去读“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和“大狗叫，小狗跳”这种无聊的国文课本。他却有权力限定他吴氏大族里有身份、有教养的子弟，一定要在他以族长名义用祠堂公产兴办在吴氏宗祠里的义学。他除了请两个“冬烘先生”来讲书外，还亲自去给装扮成小老头的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讲《大学》和《中庸》，讲点儿“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大道。我忝为吴氏的宗族子弟，就有幸或者不幸地被选进这个私塾去学习孔孟之道。我生性很笨，实在读不懂那些“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论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经》，“气之清，上浮者为天，气之浊，飞沉者为地”的《幼学琼林》，还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千字文》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而一心向往那些“大狗叫，小狗跳”的新学。特别对于私塾先生手中的那根用紫荆竹做成、还故意留着节疤的教鞭望而生畏。我对于强迫自动伸出手去，让先生打手心，强迫自动搬去条凳，自动脱开裤子让先生打屁股，当然更不感兴趣。起初我尽力逃学，后来干脆要求开除，才算解脱了我的厄运。不过有一点，至今不能忘记的是私塾老师要求我们每天写十张大字、一张小字，让我学到了能够到这个县衙门里来混饭吃的誊抄功夫，得以追随诸公之后，吃点儿老爷们剩下的残羹冷炙，不致饿死。这恐怕倒是我要向我们的族长感恩戴德的。这个宗族的私塾办得怎么样，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后来在祠堂门口偷看过，似乎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三五个小老头，在那里一边打瞌睡，一边没精打采地念着“子曰”“诗云”了。而这正就是吴老太爷认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确证。

不知怎么的，吴老太爷对于妇女的三从四德教育，有着特别大的兴趣。他像在汹汹的洪流中固守着最后一块没有被淹没的礁石那样，固守着妇女节操这一块最后的阵地。他坚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信条，他并不主张女子上学，更不主张女子上新学。因为女子一上了学，便会懂事，便会胡思乱想。特别是上了新学，女子就会懂得“有女怀之”，小小年纪便春心大动，讲起“自由恋爱”来，怎么得了？那简直是西洋禽兽之邦的乱伦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他却偏偏又主张女子要认得几个字，以便于读《女儿经》，懂得三从四德的古训，特别要懂得女子要“从一而终”，信守贞操的古训。丈夫死了，只能一辈子守节，不得有再嫁的非分之想。那些保持贞节，至死不变的女人，受到他的极端尊敬，千方百计地要为这种女子立贞节牌坊。我们那个吴家大湾立的贞节牌坊最多，几乎走上一里两里路，就在大路上看到一个个用青石修起来的贞节牌坊，巍峨壮观。这可以算是我们吴家大湾的一景。至于那些守节不贞的寡妇，却要按他的宗族祖传的惩治办法惩办。那办法也是吴家的祖传大法。把奸夫淫妇弄到祠堂，裸体对绑起来，用鸳篼抬着游乡，受尽凌辱，然后在他们的背上绑上一个磨墩，弄到大河里去沉河。而且宣称，到了阴曹，还要被阎王送上刀山，送入火海，并且要受两个丈夫把女身各砍一半的极刑。好像他早已对阎王送去了照会，早已通知了女人的原夫一样。

于是我才亲眼得见下面要给你们摆的这两个龙门阵。一个是立贞节牌坊，一个是沉河。而两个龙门阵其实都是吴老太爷当了主角的一个悲剧，后来却又被老百姓转化为笑剧。

且说我们吴家大湾有一个寡妇，名叫王馥桂，但是在我们那里，按照族规和保甲的官家文书上写的只能叫她为吴王氏，这表示她是本姓王的女子嫁给了姓吴的男人当老婆。因此我们也叫她做吴王氏吧。吴王氏从小是一个标致和活泼的姑娘，聪明伶俐，会踢毽子，会唱山歌，更会绣一手好荷包和汗巾。本乡吴家大姓中有好些个青年，都一心想得到她绣的荷包和汗巾，也就是说想要讨她做老婆。其中最积极的头数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吴老太爷。吴老太爷那个时候很年轻，是一个倜傥风流的翩翩公子，又是个秀才。家里又颇有一些田产，所以在和其他姓吴的一些少爷比起来，他的条件最优越了。可惜有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这就是吴老太爷——还是叫他当时当少爷的名字吴廷臣吧——已经娶了一门太太。吴廷臣想要离婚吧，当时还没有这种规矩，除非女的犯了“七出”之条，合该休妻。而吴廷臣的太太偏偏是上孝公婆，下敬丈夫，实在无疵可摘。想要讨王馥桂当小老婆吧，照吴氏家规，除非太太不生儿，无人传宗接代，不然不能接姨太太。而吴廷臣的老婆却是一个、两个儿子直见生。这就使吴廷臣对王馥桂垂涎欲滴，却无法到口。天无绝人之路，吴廷臣到底还是想出办法来。明娶不行，可以暗通嘛。于是吴廷臣施展出公子的种种手段，到底还是把王馥桂搞到了手，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来。可是好景不长，王馥桂总不能在娘家当老闺女，到了岁数，总要嫁人。嫁了一个男人，吴廷臣和王馥桂的恩情就难以为继了。如果王馥桂嫁的男人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下力粗人，要是抓住了他们的苟且之事，是可以把吴廷臣活活打死，也不算犯法的。吴公子早已在脑子里算到了这一着，所以他就和王馥桂串通了，为了做长久的“露水夫妻”，由吴廷臣极力鼓动一个吴家大湾的有重病在身的少爷，讨王馥桂来冲喜，接着就有媒婆拿着王馥桂的“八字”到病少爷家里去对“八字”，接着又有算八字的瞎子出来证明，这两张“八字”相生不相克，是天生一对，抬王家姑娘到家一冲喜，准保少爷病就会大好。这一切都做得这么顺理成章，王馥桂又肯冒风险去冲喜，一说就成。吴家把王馥桂抬了过门。可是喜没有冲成，却冲成了丧，这家病少爷没有几个月就一命呜呼了。这都是命中注定的，媒婆概不负责，而算八字的瞎子也总有失算的时候，无可奈何。何况王馥桂又甘心当寡妇呢。这样一来，吴廷臣和王馥桂的恩情自然就不明不白地延续下去了，王馥桂也就以一个誓不再嫁的贞节寡妇受到乡里敬重。据说，这只是据说，吴廷臣也以一个提倡寡妇守节的卫道士闻名于乡里了。——这些事都是我小的时候在乡里听说的。后来吴廷臣已经发展为儿孙满堂的吴老太爷，而王馥桂也早已是老态龙钟的老太婆，有名的守节几十年的贞洁寡妇吴王氏了。吴老太爷更为诚笃地讲求礼教，对于守节女子更加崇敬。于是为守节烈妇立贞节牌坊，便成为吴老太爷晚年的光辉事业。他不特把他作为族长掌握的祠堂公产的大部分拿来从事这种事业，甚至把自己的家产的一部分也拿来充当修建牌坊的基金，在吴家大湾的重要通道上，这儿那儿立上这种用大的石块、石柱、石额坊、石斗拱、石脊、石檐建造起来的有几丈高和三座门的庞然大物，便是他维护道统的最牢固的藩篱。但是要在中间大门的额坊顶上树立起一块巨大的石碑，上刻贞节女人的姓名时，就不能没有衔头。光刻上“某某氏之贞节牌坊”是太不体面了。要请准一个这种衔头，在皇帝老倌还坐在龙位上的时候是并不难的，因为朝廷自来提倡守节。只要一批入了学当过官的有“功名”的老学究，联名向北京的礼部上一个报告，送一些贡奉，便可以得到礼部的批准，便可以在牌坊上刻镀金的“圣旨”两个字，并用镂刻的蟠龙拱卫着，其下便是“钦命×品诰命夫人××氏贞节牌坊”一行大字。这便是极其光荣的事，不特对于守节的寡妇是这样，一乡一族都认为是自己的最大光荣。如果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守节女人的后代并没有比较显赫的官职，请不准有品的诰命夫人的头衔，总可以请到“钦命孺人”的头衔。如果请不到皇帝老倌的“钦命”，能请到本省权力最高的藩台、巡抚、布政使司批准的孺人称号，也还是可以在一县、一乡、一地光荣一阵子的。

P183-190

《夜谭十记》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小说，从一九四二年写《破城记》的第一个字开始，到一九八二年秋写《踢踏记》的最后一个字结束，竟然经历了四十年之久，这就是说，快半个世纪了。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写，想必是一部力作吧，不是听说外国有些名著就写了几十年吗？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就经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定稿的吗？

非也！小子何人，怎敢和名家相提并论？《夜谭十记》不过是“乱谭”的记录，怎敢跻身于名著之林？我之所以说这本书写了四十年才完成，是想说这本小书经历过多少灾难，忍受过多少折磨，才终于取得出生的权利。

要说这本小说的素材收集和开始酝酿，还要推到三十年代后期。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所谓职业革命家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党工作。为了掩护，我不断更换我的职业。我当过教员和学生，也当过小公务人员和行商走贩，还做过流浪汉。在这中间，我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在城市的旅店茶楼里，在乡村的鸡毛店或小饭铺里，在乘车坐船的长途旅行中，在风风雨雨的好似没有尽头的泥泞山道上，当然也在工人的低矮茅屋里，在农家小舍的桐油灯下，我认识了许多普通的人，他们给我摆了许多我闻所未闻、千奇百怪的龙门阵。特别叫我不能忘记的是我还在小衙门和机关里结识过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呼幺喝六，又不愿去烟馆吞云吐雾，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他们难以打发这煎熬人的岁月，只好三五结伙，或风雨之夕，或月明之夜，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我有幸被他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逸事。我才深知那个社会是多么乖谬绝伦、荒唐可笑；人民的生活是多么困苦无状而又丰富多彩；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和纯洁，他们的思想多么机敏，他们的性格多么乐观，他们的语言多么生动而富于幽默感。我简直像站在一个才打开的琳琅满目的宝石矿前一样，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呀。真是使我惊奇，令我狂喜。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容许我利用这些素材来搞创作，只好让这些人物和故事深深地沉积在我的记忆的底层。

一九四一年，我被特务追捕，逃避到昆明去做地下党工作，以在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而成）中国文学系当学生为职业掩护，从此和文学结了善缘。我不仅为了在同学中做革命工作要认真学好自己的功课，而且要用文学这个武器来进行宣传和组织，我为文学墙报写稿，还在闻一多、楚图南、李广田等教授的支持下，和张光年等同志一起办过文学刊物。我为了“做工作”，还经常在同学中讲故事。大家听得很高兴，要我多发挥四川人在茶馆里摆龙门阵的功夫，继续摆下去。于是我从我的思想的层积中，发掘出一些过去积累的素材，进行加工整理。这便促使我产生一种创作冲动。我于一九四二年开始酝酿，把我摆的龙门阵挑选出十个故事来。我决定以在一个冷衙门里十个科员组成冷板凳会，轮流各摆一个龙门阵的形式来进行创作，并定名为“夜谭十记”。我开始写了《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察委员来了》，同时也为其他各记写了一些提纲和部分草稿。但是由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直没有写出一个名堂来。

一九四六年，我奉调回四川做地下党工作。我知道四川是蒋介石的大本营，特务多如牛毛，我写好的文稿不得不在离开昆明前全部烧掉。我到成都后，对于焚稿总是念念不忘，而且手痒痒的。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又情不自禁地写了起来。我抄出《视察委员来了》给陈翔鹤同志看，他觉得有味道，准备拿去发表。可是不久他在特务的追捕之下，不得不逃亡出去，而我的家后来也几次被特务查抄，一切有字的纸片都作为罪证拿走了，我写好的一部分《夜谭十记》稿，自不必说，都被抄没，判了死刑。

解放以后，工作很忙，但我仍然不忘怀于《夜谭十记》，大概也是敝帚自珍的积习难改吧，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一九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同志来成都，后来还有王士菁同志来成都，看到了少量文稿，认为有特色，鼓励我写出来。君宜同志并且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订了合同。于是我把它当作一回事，在写《清江壮歌》之余，认真地写起《夜谭十记》来。

不幸的是，《夜谭十记》中已经写好的几记连同其他大量文稿、素材笔记、小说提纲和大量资料，都当作罪证，在“大革文化命”的十年间被抄走了。我和我的文稿的命运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我突然被昨天的并肩战友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抛了出来。在“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识途揪出来”的通栏标题下，整版整版地批判我和我的作品的“奇文”，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来。那些文章的强词夺理、捕风捉影、含血喷人、色厉内荏之神妙和那个秀才班子奉命作文、言不由衷的窘态，使我既觉有趣，又觉可怜。我特地把这些奇文剪贴成册，写上“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硬封我为“周扬黑帮”的四川代理人，而且勒令我和沙汀、李亚群组成“四川的三家村”，由我荣任这个三家村的黑掌柜。而且一个由造反派联合而成、规模不小的“打马联络站”和“战斗队”也行动起来，印出一本又一本我的“罪行录”。这一切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都作够以后，我早已预料到的命运到来了。我终于锒铛入狱，在那些“红色改造专家”的指挥下，奉命洗心革面和脱胎换骨去了。而且荣幸地又和沙汀、艾芜同志关在一起。这样一混就是五六年。但是在那里面我并不感到度日如年，我利用写检查交代材料的多余纸笔，竟然又写起小说和杂记来。《夜谭十记》中一些人物又跳到我的眼前来，呼吁他们的生存权利。正如造反派说的，“人还在，心不死”，我的文稿可以被没收，我的脑袋是无法没收的，我就有自由在脑子里写我的作品。

“四人帮”垮台后，真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在出版社的催促下，决定重打锣鼓新开张，从头再写《夜谭十记》。不过这第一步跨出去却很难，搞了一年，成效甚微。幸喜我偶然找到一份被油印出来供批判用的《破城记》的原稿，真是欣喜若狂。这份油印稿由《当代》编辑部拿去在《当代》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这给我很大的鼓舞。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又写了起来，总算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在青岛疗养之际，写完了初稿。

这就是我在四十年间写这一部小说的经过，也是《夜谭十记》这一部小说在四十年中的遭遇。它几经劫难，终于获得了出世的权利。

但是且慢。这一部小说还到底要多久才能出版，送到读者手里，我不得而知。而且到底这部小说能不能赢得读者，很没有自信。我曾经不止一次对出版社的编辑说过，我已老了，这部书也老了，而“老了”就是落后和陈旧的标志。这部小说和现代流行的小说，无论在思想、题材、风格、语言上都很不一样，或者明白地说，陈旧了，落伍了。谁还想看这些几十年前陈谷子烂芝麻的记录呢？谁还耐烦去听茶馆里慢吞吞地摆着的龙门阵呢？谁还喜欢这种粗俗的民间文体呢？不过听编辑部的同志说，从已发表的片断来看，还不算坏，可以表露我的特别风格，而且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地方报纸转载后的群众反映看，也颇不恶，至少有点儿趣味，还可以当作腐败透顶的蒋介石王朝的一面观。既然如此，出版社的旧约又必须认账，那就让它出去见世面去吧。

一九八二年国庆节于成都

前记 不第秀才：冷板凳会缘起

第一记 峨眉山人：破城记

第二记 三家村夫：报销记

第三记 巴陵野老：盗官记

第四记 山城走卒：娶妾记

第五记 野狐禅师：禁烟记

第六记 羌江钓徒：沉河记

第七记 无是楼主：亲仇记

第八记 砚耕斋主：观花记

第九记 穷通道士：买牛记

第十记 不第秀才：踢踏记

后记

不第秀才：冷板凳会缘起

不负十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赢得一个“洋翰林”的尊号，在一个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了。当我穿上黑袈裟样的学士服，戴上吊须绦的学士方帽，走上台去，从我们的校长手里领来一张金光灿烂的毕业证书，真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以为从此以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青云直路、鹏程万里了。我虽说不能如理工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行”，贡献出振兴实业、济世救穷的良策；也不能如政法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德”，站在庙堂之上，贡献出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我是文科学士，总可以出去“立言”，忝列名流，挥如椽的大笔，为匡正世道人心，主持公理正义说话吧。至少可以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诸后世吧。

我越想越得意。我捧着那张金字毕业证书，以为是捧的一只金饭碗，洋洋得意地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等待着别人给我奉献牛奶、面包和荣誉。谁知竟应了在大学里早已听说却总不肯相信的话：“毕业即失业！”我四处奔走了几个月，风里来雨里去，看了不少的马脸，挨了不少的白眼，说了几大箩好话，天地之大，竟然找不到一个我落脚的地方。还谈得上什么大展抱负，立言立行？还说得上什么著书立说，传之后世？

我也曾经在街上碰到过几个同学，都是那么西装笔挺，油头粉面，出入于大机关、大公司之门。问起来，他们或是在大学上的经济系，学会了陶朱之术，会做生意买卖；或是在大学上的政治系，学会了苏秦、张仪那套舌辩之术，专会给人出谋划策，打烂条儿。他们问起我学的专业，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书蠹”，只够到三家村去做个老学究，连去当个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当个师爷也不够格。他们对我叫一声爱莫能助，便挥手告别了。我还是每天在街上奔走，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有一天，我忽然在街上碰到一个学化工的同学，在那里摆了一个地摊，卖些雪花膏、香粉、发油之类的化妆品。他虽然在求业的竞争中失败了，却还能靠自己的一点儿手艺，做个小本买卖糊口。他谈起来虽不免有几分伤感，我却羡慕他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比那些低三下四、向人乞讨生活的人还高尚些。可惜我连这点儿本事也没有。不过这却激发了我的灵感。难道我不可以在街上也摆一个摊子？虽说我不会测字算命，但是替人写家信，写状子，写请帖、对联、喜幛、讣告、祭文以及买卖的文书关约，总可以的吧？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看测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玩意儿，也不是不可以无师自通的。

于是我去买了一本《应用文大全》和《万事不求人》来，仔细研读。我找一个不太热闹也不太冷僻的街头巷尾，摆好桌子、板凳，立好遮阳伞，摆开文房四宝，开张营业。我并不感到可羞，甚至有几分自豪，我到底自食其力，不去朱门乞讨残汤冷饭了。

可是有一天，大学里中文系一位教授，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在街头发现了我，他说他没有想到大学里的高才生，竟然落到这么斯文扫地的境地。于是他热心地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位新放外县去的县太爷，跟他去在他的衙门里做一名文书科员。

我到了那个县衙门，跟即去上班办公。过了几天，我就发现，其实无公可办。县太爷根本不来办公，科长们也很少露面，于是科员们便乐得喝茶、看报、摆龙门阵过日子，倒也自在。科员中大半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也有年逾花甲的。至于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三十岁上下的人实在不多，要说才二十岁出头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有一个科员开玩笑说：“我们这里可以算是三代同堂了。”

最老的科员姓李，看他那须眉皆白的样子，大概年近古稀吧。大家都尊敬他，叫他一声李老。他自己却老是自称科员，老说“我李科员”怎样怎样，倒好像这是一个值得他夸耀的什么官衔一样。他是我们这个衙门里资格最老的科员，他自己却说是这个衙门里最没有出息的科员。他说他在这种衙门里坐冷板凳已经坐了几十年了，朝代都换了几个，别的科员能高升的都高升了，能找到别的有出息的活路的也干别的去了，唯独他还是当他的科员，死守着他的办公桌，靠他说的“砚耕”，过了几十年不算不太平也不算很太平的日子。

他的科员当久了，就像产生了一种“职业优越感”似的，向我们大讲科员之重要和当科员之舒服。他说：“科员对于任何一个衙门都是不可缺少的，就像那车子一样，没有轮子，就玩不转了。或者说像老爷们坐的轿子，没有抬轿子的人，老爷的威风也就抖不成了。因此无论是南军打北军，赵大老爷打王大老爷；一会儿放爆竹，张县长到任了，一会儿一个姓李的、姓赵的，或无论姓什么的，反正长着鼻子眼睛的人，拿一封公文进衙门，宣布张县长‘劣迹昭著，革职查办’，于是这位李县长又上台了。李县长的屁股在太师椅上还没有坐热，忽然又被当兵的来抓走了，于是那位穿二尺五的军官又弃武从文，来当县太爷了。不管是谁，就是那些师爷、科长，以至贴身马弁，随房丫头，都可以换来换去，反正科员是不换的。这科员像铁打的饭碗，总没有被打破过。没有人来夺取我这个宝座。过这种与世无争的舒服日子，岂不快哉！”

我才二十岁出头，又是大学毕业生，本该有雄心壮志，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可是李老这一席话，却把我说动了心。我又何必蝇营狗苟，去宦场争名逐利？陶渊明还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李白还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昵，我学不到他们那样，总可以学到李科员这样安分守己，过几天开心日子吧。

……

我充分发挥了我作为一个秀才的本领，摇头晃脑，按着韵拍，抑扬顿挫地读了起来。这虽然算不得是一篇震古烁今的妙文，总算得是一件荡气回肠的小品吧。我念道：

唯无可奈何之年，不死不活之月，凄风苦雨之夕，于残山剩水之国，地老天荒之城，心远地偏之居，我峨眉山人、三家村夫、巴陵野老、野狐禅师、山城走卒、羌江钓徒、无是楼主、穷通道士、砚耕斋主、不第秀才等十人，立于冷板凳之旁，拜于冷茶壶之前，诚惶诚恐，祝告天地而言日：

“呜呼！嗟我小子，炎黄遗脉，生不逢辰，命途坎坷。既无田园之可归，又乏青云之可托。苟活于乱世，逃命于干戈。挣扎泥涂，转徙沟壑。乞食冷衙，岁月蹉跎。安身于冷板凳之上，等因奉此；耗神思于纸笔之间，按律宣科。戚然不知所虑，愀然不知何乐。生活苦寂，情绪萧索。我辈既无钱财，呼幺喝六；又无兴致，看戏听歌。寻花问柳，非君子之可许；屠门大嚼，更非小子之所乐。至于徜徉街头，颐指气使，横行里巷，提劲打靶，更非我辈之所能，亦非世情之所可。老而弥怪，穷且益酸，奈何奈何？

“然则涸辙之鲋，尚知相濡以沫；我辈同命之身，岂可视同水火？人生苦短，去日苦多。乃应长者之邀，践冷板凳之约。于是出冷衙，转冷巷，入冷室，坐冷板凳，喝冷茶，说牛皮酢，扯野狐禅，横生枝节，妄加穿凿。或耳闻目睹，或亲身经过；或采自街谈巷议，或搜于野老乡婆；或奇闻怪事，或野史妄说。要能言之栩栩如生，听之津津有味，顺理成章，自圆其果。虽不如老窖大曲，令人陶醉；亦强似市井浊醪，聊解干渴。嗟我十子，皆标准良民，从来安分守己，得过且过。所以结盟夜谭，不过穷极无聊，苦中寻乐。非敢犯上作乱，妖言蛊惑。过往神灵，土地公婆，幸垂察焉。”

我念完了《缘起》，会长峨眉山人正要宣布礼成，我们的老学究三家村夫，忽然诗兴大发，要求念一首他作的《礼赞冷板凳会》的七言律诗。会长只好等他念完，才宣布礼成。赞诗云：

你来海角我天涯，

乞食八方入冷衙。

忍看青天飞魑魅，

何嫌大地走龙蛇。

白天无事翻陈报，

夜晚有闲喝冷茶。

同病相怜冷板凳，

管他娘的国和家。

《马识途文集（第2卷夜谭十记）》包含十个故事，以旧中国衙门里的十位仕途失意又穷极无聊的小科员为主人公，通过十人轮流摆“龙门阵”讲故事的独特叙述方式，夜谈自己经历的种种的奇遇，真实再现了三十年代的社会百态。官场中耸人听闻的奇人诡事，江湖草莽的怪异传闻，让闻者膛目结舌。其形象生动灵活，情节跌宕起伏，语言通俗幽默，在作者马识途辛辣彻骨的黑色幽默中，民国年间川东地区的世相百态一览无余。

《马识途文集（第2卷夜谭十记）》是一部长篇小说，收录了马识途的长篇小说《夜谭十记》。故事发生在1940年代川东某地的一个冷衙门，十个仕途失意又穷极无聊的小科员，以轮流摆龙门阵的方式，夜谈自己的种种遭遇，官场中耸人听闻的奇人诡事，江湖草莽的怪异传闻。在作者辛辣彻骨的黑色幽默中，民国年间川东地区的世相百态一览无余，亦可为读者提供中华民国的社会生态的感性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