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向了知青年代。
从1972年夏到1976年冬,我在小兴安岭的清河林区度过了我的知青时代。那四年半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冬天里的小白桦,春天里的红松苗,夏天里的林间雨,秋天里的榛子棵,那林间四季,是我知青时代记忆的背景。
春天来了,植树造林开始了。20世纪70年代,林区已经是边砍树边植树。春季植树,那是场真正的大会战,职工家属男女老少带上林区专业造林用的“郭式锹”,从苗圃运来落叶松、红松树苗,热热闹闹去植树。
山坡上,雪融化了,草刚吐绿,林子里那特有的春天味儿,让我有些眩晕。在别的地方,别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闻过那种草木萌发的味道,我很享受那种感觉。
我白天到山上植树,早晚在广播站广播。新胜林场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我的声音:“今天一工段栽树——亩,二工段栽树——亩。”我在广播里字正腔圆地说出这样的话:“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听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如果这样的理念得到有效落实,森林资源的危机还会延缓一些。后来,我们林场改叫“森林经营所”,以营林为主了。我经常广播的内容是改造次生林、营林什么的。
春天,没有什么菜,去年冬储的菜吃完了,今年的菜籽刚种下去,青黄不接。好在有大豆,上顿豆腐汤、下顿豆子汤,也能对付。年轻的厨师也不发豆芽,不知是不会,还是没耐心等着豆芽发出来。汤锅里,一点绿色也没有。
春天,山上的达紫香花开了,片片烂漫,让人眼前一亮。几个男知青从山上挖了一棵达紫香,栽到林场院子里,我们天天看着它,期待它能在身边烂漫,可是,它没能活下来,也许,它就喜欢山上林间,那是适宜它的清爽之地。
夏天的林子好美!乔木、灌木、草、花,一层一层,各有各的美。
然而走进林子,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美,林子里的蚊子小咬让人望而却步,经常有姑娘们被蚊子小咬折磨得叽叽歪歪,甚至掉眼泪。进林子干活儿,得全副武装,长衣长裤防蚊帽,捂得严严实实。
在密密的草丛里,潜藏着好多危险:草爬子,会传播森林脑炎;毛毛虫,让人不寒而栗;没准儿,还会遇到蛇。有一次,在女宿舍的大炕上,竟出现一条蛇,引来满屋一阵尖叫。一个男生进来,拎起蛇的尾巴,在又一阵尖叫声里,拎出去了。打那以后,我每次上炕,都仔细看看被子里边有没有藏着蛇。
在河东青年点,我们种菜、种黄豆,夏锄时,望着长长的垄沟发愁,什么时候到头啊!不管出多少汗,沾多少土,回到宿舍每人都只能分到大半盆热水,从头到脚,都是它了。谁要是洗头,得提前打招呼,多要点儿热水。 夏夜里,电影队来了,那就是节日。空场上挂起银幕,孩子大人早早地摆上小板凳。记得有一次,放映电影《春苗》,真好啊!那时,电影少,彩色的电影更少,它赏心悦目,给我们苍白的精神生活带来绚烂的色彩。银幕上,李秀明从竹林里走来,阳光照着她青春的身影,我好像看到另一个世界。男主角达式常不同于以往的银幕英雄,他不像王成,不像李向阳,不像杨子荣,他那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吸引着我。看完电影,大家都在谈李秀明,而我心里暗暗喜欢的其实是达式常,我不好意思对别人说,生怕别人看出来。看完电影回青年点的路上,河水波光粼粼,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一闪一闪,我有些恍惚,半梦半醒,真不愿从电影里出来。此后的日子,再也没有这样诗意的夜晚。
在万物茂盛的夏天,我的心却有些荒凉,因为没有书读。在深山老林里,我常常怀念黑龙江省图书馆的书库。那是下乡之前的几个月,我和同学在书库帮忙整理图书 ,收工后,可以把那些“文革”后一直封存的书带回家去看。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红与黑》……那些“禁书”上落满灰尘,我们如获至宝。在书库里,我好像站在大海边,摸到了海的边缘。遗憾的是,不久,我下乡了,再也没有那书库,再也没有书读了。林场里,有一个老高中毕业生,他有一本很旧的《唐诗一百首》,我千恩万谢借来,一首一首抄,他催着:“看完了吧?还我吧!”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报纸在林区成了“抱”纸,积压好多天的报纸,集中送来,一抱一抱的。不管报纸怎样旧,对深山老林来说,也是新消息;不管内容是什么,那毕竟是文字。我每次看到报纸,都急不可耐想看。有时没电了,我就从青年点的柴油桶里“偷”一点油,放在玻璃瓶里,再用旧鞋带做一个灯捻儿,点起这样的油灯,如饥似渴扑到报纸上。那时的报纸,主题经常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是在那种环境里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第二天清早,同宿舍的人都笑我。对镜一看,鼻孔都是黑的,那柴油的黑烟伴着报纸上的荒唐内容都被我吸进去了。
P13-15
敬一丹,1955年生于哈尔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感动中国》节目主持人。曾任黑龙江清河林区广播站播音员、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1986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8年入职中央电视台,担任记者、编辑、主持人、播音指导。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直播中国》《声音》《新闻调查》等栏目。主持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直播。
透过历史的后视镜望去,世上没有浪费的光阴,只有未曾思索过的生活。这本书是一幅大时代的拼图,粗看上去五色斑驳,细细品味起来,那些曾经的苦涩齐齐镀上了一层金色。这是一首迟来的青春之歌,那时我们正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年纪,被突如其来的时代大潮沾湿衣袖,却亦步亦趋终成正果。这是一部记忆的黑匣子,四十年前的个人体验终于得以言说、封藏,期待每一位后来者打开、解码。
——王石,兰州铁路学院74级学员,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
书中记录了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1966年到1976年“文革”十年中,有94万名工农兵学员成为特定时期中国大学的特定成员。岁月回望中没有批判谁也没有歌颂谁,它是一个历史的备忘录。书中汇集了一批早已退出人们视线的记忆。记忆中的群体曾被美誉、还被争议,也被忽略。但这群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提供了自己朴素有趣真切的大学体验,它是一本人生的特殊档案。
——王纪言,北京广播学院74级电视摄影班学员,凤凰研究院院长
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是中国教育特殊年代断环衔接式的自救现象,是当年许多忧心忡忡之人共同呼吁而成的权宜之计。愿望和成果,就当年而言,是对国家有益的,工农兵学员之大多数也确是好青年。此书从一个侧面留下了亲历者的真切记忆,有史料认识价值。
——梁晓声,复旦大学74级工农兵学员,作家
趁我们还没有忘记
敬一丹
微信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大学同学的微信群一直很温暖,但从没有像2016年秋天这样热闹,因为大家正在准备参加同学相识40年的贵阳大聚会。期待中,呼唤、寻找、回忆、感慨,群里的热度逐日上升,聚会越发让人向往。
突然,我收到小郑同学的短信:“王征走了,今晨。”
赶往他们家的路上,我又看王征前几天的微信:“特别想去聚会。”
小郑泪眼望着丈夫的遗像,低声告诉我,王征一直有心脏病,9月13日这天发病,没有征兆,没有留下什么话。
接下来的几天,同学微信群里一片哀声,那样深的同学情意,那样由衷的表达!告别那天,白花挽联覆盖了殡仪馆,也覆盖了微信群。
日子一天天过去,聚会的日子到了。
贵阳的小渝迎来四面八方的同学。同学就是同学,一见面就没有了时空的距离,我们瞬间回到40年前。
当年的情景,当年的故事,当年的话题,说啊说,说了好几天,也说不完。
然而,我们听不到王征讲故事了。
王征曾经在同学微信群里发过一些回忆录,写大学和知青的生活。他讲述的方式很特别,引来一片热烈的呼应,同学们也期待着下文。我也由此唤起自己的校园回忆,曾想写下来,但念头一闪而过,以后再说吧。
以后……王征没有以后了。我们还有多少以后?
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故事,不仅是我们的。如果我们忘记了,如果我们不留下痕迹,以后的人们怎么知道那些事情曾发生过?连我们的孩子都会模模糊糊将信将疑。
我问一个“80后”:“你知道什么是工农兵学员吗?”
他满眼迷惑。
看他拿起手机,我猜他要去百度了。
他会查到: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废止,高校荒芜,从1970年起,基层青年通过推荐上大学,称为“工农兵学员”。
那么末代工农兵学员呢?
还是我来告诉这个“80后”吧,我们就是末代工农兵学员。作为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工农兵学员存在了七届,共有94万学员。1976年入学的我们是最后一届。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才意识到,76级与77级的区别,不是届的区别,而是代的区别。
就是这样巧,我们入学、毕业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向后看,末代工农兵学员与往届工农兵学员不同;向前看,与77级、78级更不同。“末代”,这个词,有着多层次的味道,它带着特殊年代的旧痕迹,也有新时代的些微征兆;“末代”,意味着一种终结,也留下了绵长的回味。
不管怎样,这是一段历史。
一个个“我”的记忆,或零碎或模糊或鲜活或生动,如同一片片小拼图,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拼图,构成共同的记忆。
于是,我和同学们说,40年过去了,趁着我们还没有忘记,记录下来吧,给我们的孩子。
于是,有了这些文字,这些画,这些故事。
《我末代工农兵学员》是敬一丹及其同学作为国家最末一代工农兵学员的青春记忆,由20个同学的小故事集结而成,却以小见大。从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到知青岁月,从兵团战士到高原田野,于文化复苏之时进行选择与被选择……他们处于历史变革、时代变迁的交汇处,却在这巨大的历史洪流之中不忘初心,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真实而生动。另外,本书有许多生动的插图和照片并音视频二维码,绘声绘色,让人自然而然融入到那个年代。
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继畅销书《我遇到你》后的又一力作!王石、王纪言、梁晓声等推荐!
大时代、小故事。《我末代工农兵学员》由20个同学的小故事集结而成,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面貌。本书集文字、绘图、照片、老报纸、音视频二维码为一体,绘声绘色,让人不自觉地进入到他们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