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晚于明后期，社会上已有“夫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之美誉。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少林武术在众家技艺中声名鹊起呢？依据材料可知，少林武名享誉武林除了其技艺外，更大程度上应与当时少林武僧听从明王朝调遣致力于“护国克敌”“保邦靖世”的具体社会活动密切相关。这类活动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
一是镇守边关。如少林塔林中的“三奇友公和尚塔”，其铭文中的“友公”，即是少林武术史料中提到的第一位武技高强、战功卓著的僧兵——周友。明正德年间，他曾“蒙钦取宣调”，镇守山陕等地关隘，得到朝廷褒奖。
二是平乱抗倭。如明正德五年（1510），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军在河北的霸州发动起义，不出几月，声势大震，他们转战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给明朝廷以沉重打击，统治者为此不得不四处调兵，将起义镇压下去。少林僧兵就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抗击倭寇，更是少林武术扬威天下的一个直接契机。明代倭患早在洪武、永乐之时已见端倪，但以嘉靖、隆庆年间的倭患最为猖獗，强烈地震撼了明王朝腐朽统治下的中国东南沿海。入侵者凭借着制作精良的日本刀及奇诈诡秘的刀法，致使武备松弛的明朝卫所军队难以应敌，于是只得征调各地乡兵，少林僧兵就是其中一支最为骁勇的武装力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少林武僧手持铁棍骁勇善战，因为武艺高强，故往往冲在前面。面对着“电掣风翻、旋转格杀”的倭寇们，少林武僧毫无惧色，运使铁棍“便捷如竹杖”。李绍文在《云间杂志》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少林武僧月空与敌格杀时的情景：“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于是诸贼气沮”，打出了少林武功的威风，尤其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六月初十的一次战斗中，他们以不足八十人的队伍痛歼倭贼百余人，而仅有四位僧人受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林武僧的精湛武技。然而，少林僧兵毕竟不是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战场上的胜利也滋长了他们骄敌、轻敌的思想。有一次在不了解敌情的情况下贸然追击，由于孤军作战，加上不识地理环境，陷入倭寇埋伏，全部战死疆场。在民族安危之际，少林僧兵们用自己的生命践诺着护国御敌的强烈世俗情怀。正是这种爱国精神，赢得了人们的赞同，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给予了“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的评价。
三是训练兵士。训练兵士尽管并非少林僧人直接参与沙场征伐，但对提高明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有着积极意义，同样显示了其保邦靖世的价值主旨。如崇祯时，陕州知州史记言因盗贼蜂起，他“出私财募士，聘少室僧训练之”，《明史·史记言传》对少室僧训练的结果有记载，“（崇祯）八年（1635）冬十一月，流贼犯陕。记言御之，斩数十级，生擒二十余人。” 明代少林僧兵这种对外御敌护国、对内维护统治的人世行为，得到了官府的褒奖，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士人的高度赞赏，诸如程绍、顾炎武等人纷纷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尤其顾炎武“寄语惠场流，勉待秦王至”的吟哦中，寄托了这位遗民对故国明月的深切期望。不难想象，在普通百姓“每每拿绅士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的社会中，主流文化的这种赞赏评价对一般民众会产生相当大的文化影响！
P191－194
周伟良，男，江苏苏州人，博士。现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专家，中国武术协会科研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有关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与文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历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等，曾获中国图书奖、人文社会科学很好著作奖、湖北省出版政府奖等。
姚伟钧，1953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中心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工艺评委，中国烹饪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员，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饮食研究》杂志社编委会主任。
伏案数月，一本大致能表达我对中国武术历史文化认识的小书终于画上了句号。该书的缘起大约在2012年5月中旬。一天中午，收到长春出版社编辑胡新先生发来的一个电子邮件，询问我能否承担由著名学者冯天瑜教授主编的《中华文化元素丛书》中《武术》一书的撰写任务，字数10万字左右，10月底完成，要求是“追求较高的学术品位”，且图文并茂。鉴于社会上一些丛书类的武术论著品类驳杂，因此将武术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传向社会，使其“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是本人20年前的一个呼吁，故尽管手头还忙于他事，然未暇细想就一口应诺。
但是，接下来区区10余万字的内容设计，却颇费斟酌：首先，博大精深的武术内容极为丰富，本书应集中反映哪些方面？其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文化丛书把“武术”列入其中，本书如何在他人基础上有所突破？再次，如何将出版社要求的“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中透现形上之道”与文本的可读性相结合，使其既要成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品牌文化读物”，又要避免流为不着边际的皮相之谈？因此考虑再三，概述的内容框架作如下安排：“绪论”部分是对武术本身的一个结构性叙说，指出人们记忆深处的“武术”，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指浸润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传统武术而言；“第一章”是对先秦至明清武术萌芽、发展及繁荣的历史梳理，由此窥得武术的基本绵延脉络；“第二章”至“第五章”则就传统武术文化中的传承方式、习武阶段、基本拳理及道德伦理等进行逐一论述，希冀从中展现传统武术的文化魅力与价值所在；最后一章，因篇幅所限，故撷取了传统武术中具有较大历史影响的少林武术、福建南少林、浙东内家拳和梅花拳等四大拳种，围绕其历史文化进行介绍，旨在通过若干拳种以反映传统武术的一个侧面。上述六章内容，基于本人多年的学术积累，突出了下三个方面特点：
1、避免泛泛而谈的平面介绍，把论述的主题集中在传统武术方面。在内容上，既有传统武术形成、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又通过择徒拜师、习武方式与境界、习武原则等，多层面地展现与中华文化息息相关的传统武术基本情况。
2、在具体论述中，既有对传统武术的一般介绍，也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既有对传统武术价值的肯定，也对粘附的糟粕有所批判。
3、文字表述偏于学术，但不作高深的诘屈之谈，注意在详略交错的叙说中展现传统武术的文化气象，加上与内容相配伍的百幅图片，希冀读者对中华的武术知识，有一个基本真切的了解与把握。
在当代国际社会竞争中，文化已成为衡量一个民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脚步，中华民族必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只有加强文化建设，夯实文化基础，才能坚定信心、实现民族振兴，才能焕发出中华民族的卓越创造力，积极参与国际间的文化竞争。素以“悠久、博大、深邃”著称的中华武术，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理念与价值信仰。中华武术走向世界需要有“全球视野”，但不能因此失去具有自身“华彩乐章”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一旦失去了传统的滋养，如同婴儿没有了母亲的乳汁哺育一样，难以健康生长。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东方传统体育——武术，应当并可以按照自身的文化逻辑，在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通过其智慧与实践，继往开来，与西方体育共同搭建起一座平等交流的文化立交桥，为提升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文化竞争中的综合实力，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构建中华文化形象的一块重要基石。
鲁迅先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当我开口的时候，我感到空虚。这话很符合此书完稿后本人的内心感受。若这本小书能为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播及中华文化的弘扬起到一点“抛砖”的作用，则不负笔者撰写之初衷了。
周伟良
2016年10月
如果说中华文化是座琳琅满目的宝库，那么武术就是这座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武术素有“博大精深”之称。说其“博大”，是因为武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广袤的地域空间，而不同地域的武术又有着风格各异的活动形态与技艺特点；说其“精深”，是因为武术负载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容与人文精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民族的价值追求与精神气质。所以，把武术称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全息影像”，一点也不为过。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使武术积淀起了一以贯之的文化命脉，并在沧桑岁月中藏匿了几多厚实的灵魂，由此筑起一条坚韧的精神堤坝，以阻挡自身在发展衍变中的异化和吞噬。然而，在近半个世纪的社会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有着悠久传统的武术文化发生了根本性裂变，以“高难美新”为特征的竞技武术脱颖而出，并迅速成为当代武术独领风骚的标志性符号——原有的文化内涵被过滤，传统的拳理技术发生异变。于是，人们就把那些恪守文化认同、活动方式、价值观念的武术样式，称之为“传统武术”。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两者之间虽有一定的承袭关系，但更表现出很大的文化差异。为了能对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不同文化特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不妨撷取两者的活动样式、技艺表达和价值追求三个层面稍加比较，从中显现出两者的不同基本特征。
一、“舞对合彀”与“击舞殊途”
“舞对合彀”一说，首见于明代戚继光的《练兵实纪》。所谓“舞对”，乃指两种相互联系的习武形式：单练为“舞”，两两击打为“对”，“合彀”这里指互为作用之意。在戚继光看来，“凡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而是用来“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因而“单舞”作为一种个体练习方式，必须与“既得艺，必试敌”的对手功夫相配，如仅单舞，即为戏剧套数的“花法”。当然，戚氏的“舞对合彀”习武思想一方面是据于他作为军事家的立场、观点，但同时也是对传统武术“打练结合”习武方式的一个精辟概括。在致力实用的价值追求下，传统武术的个人套路习练，需要习武者在了解技法意义基础上的“练时无人似有人”；“两两相当”的对练，要求通过预设性的组合技法来强化对“用”的体会；而作为临阵实用的技击，则是“敌我关系”及武术主体价值的直接显示。也就是说，套路、对练是否得法，必须通过实用技击来加以证明，舍此则无法领略各种拳械技艺的真谛。于是，传统武术中也就有了“练拳不知体中用，枉费功夫终无成”的至理名言。预设性的套路练习为习武得艺之门径，但如迷于对手功夫，就无法领悟中国武技的生化互变之道。
……
然而，传统武术“练为战”的主体价值追求，在“难度大、形象美”及一味讲究“动作规范”的竞技武术套路面前发生了根本性倾斜。可以说，价值取向的不同，是造成中国武术活动形式上由传统的“舞对合彀”演化为“击舞殊途”，技术追求上由“神明脱化”嬗变成“动作规范”的内在关键所在。越来越严重地操舞化现象，使竞技套路的动作组合宛若一块任意拼装的七巧板，透显出某种随取随舍的“摇滚”特色，所谓“遵循技击规律”、“体现攻防含义”云云，不过是徒有虚名的文化标签。尽管那些以“高、飘、旋”为技术特征的竞技武术套路，非经严格、刻苦的专业化训练也难以完成，但由于它远离了“武”的规定，因此必然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撑而发生“文化枯窘”，其发展也就难免陷入深深的尴尬之中。
拥有“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传统武术，是华夏文明长期氤氲滋养而成的人体活动方式，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与价值信仰。今天，不管是人们念兹好兹的“武术”，还是记忆深处的“武术”，很大程度上都是指斑斓多姿的传统武术而言，这当然是由于传统武术更多地浸润了中国文化的种种内容所致。多少年来，浸透了中华文化的传统武术如同一位阅尽岁月沧桑的长者，循循善诱着无数皈依弟子，有时又宛如一位万种风情的倩女，引得多少英雄“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折腰苦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对它的历史踪影与主要内容作一匆匆巡礼，以领略其特有的万千气象吧。
《中华文化元素》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华文化元素的大型普及类丛书，共14册，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采取“即器即道”的撰写方法，试图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昭显中国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图文并茂、四色印刷、装帧精美，读可悦目、思可悦心、藏可上架。本书是其中的《武术》分册，由周伟良著。
周伟良著的这本《中华文化元素：武术》以中国武术为考察对象，介绍武术精神与物质构成的文化内涵，以及体现着中华文化精英累积起来的生存智慧和生活艺术。通过蕴藏中华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奉献给异域受众，增进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