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米芾对印章很有研究，开始明确意识到印章的艺术性要求，以及印章与书画相协调的重要性。他曾论述印章与书画的关系，指出使用印章要与书画相协调。元代赵孟频开始参与到印章制作的过程中，他将书写好的篆文交给匠人来刻印，他的篆印文多用秦小篆，以朱文印为主，用笔细劲圆转，世称“圆朱文”。赵孟频传世印章有“赵氏子昂”“松雪斋”“水晶宫道人”等。元代王冕也是中国印章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对印章的最大贡献是采用了花乳石刻印。花乳石上易于用刀，文人书画家就可以自己动手来刻印，这样就改变了以前文人书画家只撰写印文，刻印要交给工匠来完成的情况，为诗、书、画、印的进一步结合创造了条件。王冕的印章可以在其所绘数幅梅花图上看到，分别为“王冕私印”“王元章氏”“方外司马”“会稽佳山水”，都是白文印。
明代文彭，字寿承，号三桥，是篆刻史上继往开来的人物。明代早期刻印不多，主要是因为没有发现合适的印材，当时只能以牙章为主，文人大多仍是只篆不刻。后来，文彭发现了青田冻石，通过实践证明其不仅易于奏刀，而且表现效果极佳。由于文彭在文人书画家中有较为广泛的交流圈，加之明代文人士大夫书画风气更盛，收藏鉴赏和自作书画都对印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用青田冻石治印的办法很快在文人雅士圈子中传播开来。文彭的印章改变了前代的“匠气”作风，树立起文人篆刻的新风范，他的印章被称为“兴到而刻”的作品，有一种文人士大夫“不衫不履”、风流洒脱的气息。文彭的篆刻风格典雅秀润，与赵孟頫多朱文印、王冕多白文印不同，文彭的印章朱文、白文皆佳。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在印章侧面镌刻边款的做法，以行书双刀刻行书边款，注明创作时间和作者，成为后来篆刻作品的一种通例。
篆刻史上有“文何”的称号，文是文彭，何是何震。何震，字主臣、长卿，号雪渔。何震也是明代人，他与文彭交往甚密，两人亦师亦友。何震初期篆刻的印章主要学文彭，中年以后，风格发生改变，在汉印的基础上广泛学习，进行多方面探索，力求创新，声名大振，以至于“自大将军以下都以得一印为荣”。何震的篆刻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刀法，他的印章风格“猛利”，他能凭借熟练的刀法，以冲刀长驱直入，在石质印章上镌刻，有痛快淋漓之感。他在印款上也有创新，刻边款，用单刀刻行书，有手写的韵味。何震的篆刻以生辣苍劲的艺术特征，受到世人推重，后人评价说他的篆刻，“浑穆不及三桥，而苍劲过之”。此外，明代著名的篆刻家还有苏宣、朱简、汪关等。
清代程邃、巴慰祖印章中多用钟鼎大篆文字，由于当时对文字学研究还不深入，难免有讹误，但这种尝试对后人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也被认为是“歙派”代表人物。清代乾隆年间浙江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八人被视为“浙派”的代表，世人称之为“西泠八家”。
邓石如的篆刻与其篆隶书法一样，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他的篆刻与书法一样，把篆书中的提按、起倒、顺逆等姿态，运用到印章上，强调笔势，具有飞动之势，大大加强了篆刻的艺术表现力，使篆刻与书画一样具有抒情、写意的意味。另外，邓石如在章法上也别具匠心，他把“计白当黑”、相对相生的章法原则发挥到了极致，他的篆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计白当黑，奇趣乃出”。邓石如的篆刻姿态优美、刚健有力、情趣盎然，当得起他自评的“刚健婀娜”四字。
吴让之、徐三庚等人的篆刻都有很高的成就和广泛的影响，其他如“扬州八怪”中的汪士慎、高凤翰、金农、郑燮等人的篆刻也有相当水准，不过为画名所掩。
晚清赵之谦和清末民初吴昌硕，是两位在篆刻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与深远影响的大家。
赵之谦在篆刻上师法邓石如，并广泛学习前代大家，他不在形式、技法和风格上对前人作亦步亦趋的因袭，而是更多地进行探索与发挥。他服膺邓石如“印外求印”的主张，将自己在北碑书法和花鸟画创作的笔墨趣味融入篆刻之中，以汉镜铭、权量诏版、铜器铭文、汉碑篆额等作为篆刻取法的对象，取其风骨神韵，化为自己的篆刻语言。为了充分表现书画用笔的笔墨趣味，他将各派刀法融会贯通，运用到自己的篆刻之中，其刀法中具有丰富的笔情墨趣。赵之谦的探索与成就，拓展了篆刻的艺术表现空间，提升了篆刻的审美品位。
P28－31
张建军，1969年生，全国师德标兵，楚天学者特聘教授，湖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英国牛津大学访问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学术专著七部，发表论文近百篇，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十余项，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九项，书法作品曾入选《全国百名书画博士精品集》。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历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等，曾获中国图书奖、人文社会科学很好著作奖、湖北省出版政府奖等。
姚伟钧，1953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中心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工艺评委，中国烹饪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员，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饮食研究》杂志社编委会主任。
2012年4月初的一天，接到从未谋面的长春出版社编辑胡新先生的电话，说通过冯天瑜教授的推荐，约我参与《中华文化元素》系列书稿写作，请我撰写《书画》一书。
当时踌躇了好几天，因为自己5月份就要出国，到牛津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而《中华文化元素》，其定位又是传播中华文明、功在千秋的系列图书，一方面自己访学任务本身很重，能否按时、顺利、保证质量地完成此书，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想推掉这个事情；另一方面从事学术这么多年，也有一个愿望，就是为广大书画爱好者而不仅仅是学术圈里的人，写一本系统地讨论中国书画的书，现在有了《中华文化元素》丛书这样的一个契机，又觉得应当努力克服困难，去把这个愿望实现。顺便说一下，其实我与冯天瑜先生，同样是从未见过面，而且我虽是湖北人，但硕士、博士、博士后乃至在高校任职，都没有在湖北，和冯先生也从来没有过任何交往，冯先生完全是根据我的学术专长向出版社推荐我撰写《书画》的，所以对冯先生的器重，我也颇受感动。
总之，在一个情结（要写一本给大家的书）和一份感动（在当今有些急功近利的社会，仍有冯天瑜先生、胡新编辑，这样的古道热肠，远离功利之心，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之下，我最终下定决心，接受了这个并不轻松的任务。
于是在英国牛津就有了这样的场景：白天，我紧张地往返于艺术史系、人类学系、汉学系，以及各个图书馆、博物馆之间，听各种讲座和课程，参与研讨会，找书、查书，阅览学术期刊，鉴赏艺术品，撰写研究报告；夜晚，当英国同事们在研讨结束后相约泡吧，酒酣耳热之时，我正端坐在斗室中，对着笔记本电脑奋力写作，白天用英语思考，夜晚则完全回归到汉语世界、中华书画的园地。
写作进行得出奇顺利。当然这也要感谢我的学生们，当我需要某些在英国难以查到的资料时，他们通过网络及时给了我支持，也要感谢身在上海和故乡的朋友和亲人们，对他们的思念都化成了我每天写作的动力，更要感谢冯天瑜先生和胡新编辑，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虔诚使我感到虽然身在海外，但并不孤独。
这本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兹为记。
张建军
2016年10月
完成于英国牛津大学
唐代书画理论家张彦远曾将中国书画的起源，追溯到“河图”“洛书”，认为书画与中华文明同时起步。书与画，既是圣人的创造，又是天地精华之所生，而且与朝代兴废治乱紧密相关。
中国书画的领域十分广阔，在历史的长河中，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艺术家们在此驰骋奔竞。从帝王将相到宫廷画师，再到失意文人、隐居高士，乃至僧侣、道士，以及生存于民间的职业书手、画工，以其不同的技法、风格、艺术观念挥洒着各自的才华。
中国书画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其内涵极其丰富，而且具有很强的吸收新事物、实现自我更新的能力。历史上来自丝绸之路的印度、西域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对西方艺术的引进与学习，都为中国书画的发展注人了新鲜血液，但中国书画并没有因为接受外来影响而“忘－本”，反而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光辉灿烂。
中国书画很早就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汉代中国绘画和书法就传播到日本。公元630年至894年，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带回大批中国书画作品，其中包括王羲之的真迹摹本如《丧乱帖》《孔侍中帖》等。当时，日本学习中国书法的风气十分浓厚，出现了号称“三笔”（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三迹”（小野道凤、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等著名书法家。唐代绘画，从人物画、仕女画到水墨山水画也都对日本绘画产生深刻影响。宋、元、明、清中国书画持续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产生影响。
不仅如此，西方现代艺术也与中国书画有渊源。荷兰画家梵高就深受具有中国绘画因子的日本浮士绘影响，其他如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法国画家马蒂斯也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中国书画的影响，法国画家亨利·米肖更是将中国书法的一些因素吸收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美国画家波洛克的行动绘画同样深受中国草书的影响与启发。在当代中国书画家中，张大干在海外旅居时，根据中国泼墨山水精神，结合西方艺术理念，创造“泼彩画法”；旅居法国的赵无极以中国书法和大写意为基础，结合西方艺术精神，创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抒情抽象艺术”。他们的创作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为西方艺术界所喜爱和接受。从来没有出国学习的齐白石，也以其充满深厚的文人画底蕴和活泼的民间气息的中国书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书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方面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被认为是政治教化、社会治理的有力工具，所谓“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另一方面，古代文人才士，又把书画当成逃避黑暗现实，怡悦情性，追求高远、清净生活的艺术方舟，而文人才士这种高蹈的追求，与他们对书画话语权的掌控同步，逐渐成为中国书画中的主流意识。所以，在书法发展过程中，能够更多地抒情、写意，挥洒激情的行、草书在书法中地位一直很高，宋代以来，一直到清代中期碑学兴起之前，甚至有一枝独秀式的风光；而在绘画中，从中唐开始一直到近代，现代式美术教育理念引进之前，则是山水、花鸟逐渐由绘画中的配角和边缘走向中心，嬗变成中国画的主流画科，原先最重要的以政治与社会功能见长的人物画逐渐衰落。
在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并没有因为钢笔、圆珠笔代替毛笔，电脑输入代替手笔书写而走向消亡，反而在“纯艺术”的标题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国画虽也曾经受到过各种批评与指责，但凭借强大的传统力量与现代教育及学术体系的支持，更是早已走出了低谷，以更加自信、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形象，创造着与时代相呼应的艺术。
当今世界正处于由寻求基本生活保障向追求高品质生活过渡的时代，中国书画中包含着两个兼容并包的空间：一个是专业书画家的创作空间，一个是作为一种艺术化生活的空间，这种艺术化生活，属于全体中国人，甚至不仅仅属于中国人，而是属于所有对中国书画文化有兴趣的人，是其欣赏、学习与实践的空间。中国书画所强调的“怡悦情性”“写意”“畅神”等艺术观念，正很好地体现了“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原则。宋代苏舜钦说：“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欧阳修也说：“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书也。至于学字，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苏轼在谈到书法乐趣时说：“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郭熙这样评说绘画给人带来的快乐：“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混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明代董其昌更是把书画看成快乐的源泉，甚至是长寿的秘诀，他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
“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在自然的生机中，中国书画不仅带给人们艺术的乐趣，而且让人们对宇宙之道、生命之道、自然之道具有更深刻的领悟与更悠远的思考。
《中华文化元素》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华文化元素的大型普及类丛书，共14册，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采取“即器即道”的撰写方法，试图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昭显中国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图文并茂、四色印刷、装帧精美，读可悦目、思可悦心、藏可上架。本书是其中的《书画》分册，由张建军著。
张建军著的这本《中华文化元素：书画》以中国书画为考察对象，介绍书画精神与物质构成的文化内涵，以及体现着中华文化精英累积起来的生存智慧和生活艺术。通过蕴藏中华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奉献给异域受众，增进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