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和对《人生》的讨论，已经成为80年代之初的往事了，再回过头来看看，忽然就会觉得以前被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似乎完全可以处理得简单些。当然这与我有过类似于高加林式的经历有关，因为我曾经和他一样用整个身心想象着城市，那么迫不及待、一厢情愿、义无反顾地把城市读成一首最美丽的诗。我曾经像高加林一样对乡村之外的县城着迷：“亲爱的县城还像往日一样，灰莲蓬地显出它那诱人的魅力”，这样的县城在边远地区依旧存在着，今天再看一眼，也许会认为它破旧不堪，但当时的着迷却是千真万确的。高加林闭着眼，“由不得想起了无边无垠的平原，繁荣热闹的大城市，气势磅礴的火车头；箭一样升入天空的飞机”；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像高加林一样，在读书间歇的乡村生活中，“常用这种幻想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进入城市以后，我就读的山东大学，坐落在朴实得厚拙的济南古城，我的同学中大半也都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他们似乎和那座古城一样朴实。在一次班会上，我们说起《人生》，问到最难忘的是哪一部分时，几乎都认为高加林进城淘粪、遭受城里人的冷眼的那段，是印象最深刻的了。然而，无论城市如何拒绝，这群来自乡村的年轻学子都一厢情愿地痴迷着城市，同时，也因为遭到城市的某种程度的拒绝而产生仇怨。对城市的亲近和仇怨曾经化作一种联想，想到小说《高老头》的结尾，外省青年拉斯蒂涅站在郊外的山冈上，面对巴黎的万家灯火，说道：“巴黎，我们来拼一拼吧。”“拼”无疑被理解成了对拒绝的反抗。只不过在《人生》中，高加林对城市的痴迷是温和的、抒情的：当星星点灯，灯火在城里亮起来的时候，高加林才站起来，下了东岗，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地张开双臂，面对灯光闪烁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离开了……”

之所以这么不厌其烦地讲述这种迷恋城市的激情，就是因为“城市”对于高加林、对于一个特定的群体，甚至对于一个时代的意义。而路遥在《人生》中所讲述的“岔道口”因此而成为一种根本性的所在。由此，《人生》故事可以说成是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一个渴望走向城市的乡村青年最终不得不回到乡村的悲剧，而其中的男女情事则可以理解为在这一母题下的子故事，或者说是其“衍生”形式。当高加林飞向城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时，刘巧珍走不进他的生活；当高加林落魄归乡，作为一个农民生活时，黄亚萍走不进他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人生》的讨论中，如果不是纠缠于情爱的是是非非、道德的细枝末节，那么都极有可能把视野放得更远，并投向一个大的环境中，小说本身的意义也会广泛得多。陈骏涛在关于《人生》的札记中就曾经对此做过点评：

塑造高加林的形象，可以在高家村这样一个比较狭窄的具体环境中进行。但那样一来，高加林形’象的价值和意义可能就小得多了。如今作者却把高加林置身于高家村与县城之中，即城乡“交叉”的位置上，这样，环境开阔了，高加林的风华正茂性格就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展开。而这，也正是反映了新时期农村生活的一种新的趋向，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城乡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将愈益频繁，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影响和渗透将愈益深重。

P11-12

几乎是手忙脚乱地完成了这部书稿。再回头审视一下这部忙乱之作，其中的粗糙与浅显，如今都成了遗憾。看来也只有在期待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慢慢地矫正了。

走出校园后，才更真切地体会到校园写作的种种好处，比如大段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大量的可以查证的资料，而对我来说，如今这些都变得尤为珍贵。好在在此之前，我就为这一选题收集过一些材料，做出过一些思考，还有一层就是80年代的青春生活所馈赠给我的那些经验、那些知识、那些想象。这使我在平添了一种写作的信心之后，以一个“见证者”“过来人”的身份，讲述一段刚刚逝去的文学历史。

当然，正像我的博士导师谢冕先生所要求的，这套书系整个的写作，在文体上将是一种尝试。而我所承担的部分，也尽力从这一要求出发进行种种努力。求新的写作往往是不成熟的行为，我所希望的只是把这种不成熟性降低到可能的限度。这本书的写作得到过诸多的帮助，没有这些帮助，这项工作的完成，几乎就是不可能的。首先我要感谢恩师谢冕先生。感谢他对我的研究能力的信任，并在我毕业之后，在与北京这一文化中心的遥远隔离中，依然把这一重要的任务交付给我。可以说，没有这种信任作为力量，我可能难以顺利完工。在南方的繁华与浮躁中，只要我静下心，坐在书桌前的时候，我又仿佛回到母校，又重见恩师慈祥而温和的目光。这里也感谢我的师兄孟繁华，每次就写作的有关要求、进程与他在电话中长谈的时候，他的意气风发的神色仿佛就在眼前，与他共处的三年时光，到如今也成了一种纷至沓来的想念。

这里我要说到我的妻子何鸣，她不仅严厉地督促着这项工作，使我远离了那些想停下来躲懒的念头，还从头至尾帮助我做了文字处理工作，包括一些最琐碎的事，比如录入与校阅，没有这些帮助，这本书可能至今还是乱七八糟的手稿。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从80年代过来的抒情诗人，她对那个逝去时代的回想以及灵机一动的智慧，都成为我在写作中不可多得的资源。

最后，我还要感谢在这本书写作中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他们或多或少地帮我收集资料、传递信息并提供思想，这些都是我要感谢的内容。当然，书中存在的错漏与误失与他们无关，那是我必须担负的责任。

新版序言 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总序一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总序二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

引言 回望激情岁月

一、走向城市

 从《人生》开始的人生——眺望城市的灯火——城市抒情

二、“理一理我们的根”

 1985年的震荡——“杭州会议”——“寻根”的浪潮——

 “根”论

三、到中国的乡下去看看吧

 返城之后的精神转向——到乡下去——“红高粱”之风——

 知识分子的乡村记忆——想象乡村的动机

四、民族国家的文学想象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

 行”——浪漫主义的国家想象——“民族性”的口号：战略性

 还是防御性?

五、主体性的神话

 “人”的话语的出现——“人”的话语的历史回溯——抒情的

 人道主义文学——“向内转”——主体性的神话——人类中

 心主义的质疑

六、现代派的“风筝”

 广义的“现代派”——热闹的“空战”——“技术性”的焦

 虑——“朦胧诗”论争

七、“第三代”的小老虎们

 斯文的“暴徒”——“第三代”命名——反对“朦胧诗”——走

 向“后现代性”——反文化的文化转型

八、寂寞的小说革命

 “昔日顽童今何在”——马原的意义——学习博尔赫斯——

 神秘的雨季

九、似曾相识的“现实主义”

 新写实小说的兴起——“寻根后”的反动——反思当下的生

 存——主体的退出

十、苍茫地告别

 不作宣言的告别——闹热的收场——寂寞的拒绝——革命

 的本能——撕碎了是拼接——为新潮降下谢幕礼

年表(1983-1987)

参考书目

后记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谢冕先生的领导下，历经七年时间，于1998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系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年间海内外有近百篇评论文章发表。关于书系的要义、构想及写作过程，谢冕先生在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和我在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中，已做了详尽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当近二十年过去之后，我对那个学术年代充满了流连和怀念。

1989年秋季，谢冕先生在北大创办的“批评家周末”，一直坚持到1998年。十年间，谢先生带领我们讨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除了谢先生带的博士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外，许多在京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都参加了这一学术沙龙性质的活动。1999年，我在《批评家周末十年》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1989年10月，谢冕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批评家周末”，他用这一形式对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进行教学和研讨活动。基于当时空旷寂寞的学术环境和“批评家周末”的影响，一些青年教师和在京的青年批评家，也都纷纷加入了这一定期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研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在有限的范畴内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并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规模可观的学术群体，使学院批评在社会一隅得以存在和延续。逝者如斯，蓦然回首，“批评家周末”已经经历了十个年头。当它仍在继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候，回望十年，它特别值得我们纪念。

这一批评形式的创造性，不在于它的命名，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改变了课堂教学单向度的知识传授。自由讨论和畅所欲言，不仅缓释了那一时代青年参与者的抑郁心情和苍茫感，同时，它宽松、民主、平等的环境，更给参与者以无形的熏陶和浸润，并幻化为一种情怀和品格，而这一点可能比它取得的已有成果更为重要。或者说：“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

十年来，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员先后完成了多项重要的学术工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十卷、《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十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十二卷，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给学科建设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这些成果，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而这些研究同样体现了批评家周末的精神，它虽然也是群体性的写作，但它同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有极大的不同。谢冕先生提出了总体构想之后，并不强调整齐划一，并不把他的想法强加给每个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独立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学术专长，让他们在总体构想的范畴内自由而充分地体现学术个性。因此，这些学术作品并不是线性地建构了“文学史”，并不是为了给百年文学一个整体“说法”，而是以散点透视的形式试图解决其间的具体问题，以“特写境头”的方式深入研究了文学史制度视野不及或有意忽略的一些问题。但“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总体构想，显然又是这些具体问题的整体背景。这一构想的实现，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和生长点。

那时，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间断地参加了“批评家周末”的所有活动。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形成的学术传统却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的成员。后来我一直在想:“批评家周末”完成的所有项目，都没有“立项”，既不是“国家社科基金”，也不是“重点”或“重大”；既没有经费也没有赞助。但是，书系的所有作者心无旁骛，一心问学。认真地报告、认真地倾听，然后是激烈的争论。谢先生有他整体性的构想，但他更强调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并且希望尽可能保有作者个人的想法甚至风格。现在看来，书系在写作风格和具体结构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昆明湖的石坊”写起，那艘永远无法启动的石坊意味深长；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广泛涉及了日记、演出、校园文化等；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从“两座城”和“两个人”入手；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则直接入题正面强攻。如此等等，既贯彻了主编的整体意图，又充分彰显了作者的个人长处。自由的学术风气和独立的思想，就这样弥漫在这个群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于是我想，学术理想、学术气氛和学术信念，可能远比那些与学术无关的事务更有感召力和感染力。这种力量就源于学人内心的纯净或淡然，与功利无关。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套书系有多么了不起、如何“经典”。需要强调的是，它经受了近二十年的检验，它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检验。如今，书系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经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珍惜的人生风景。

现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国家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社重新出版，我们内心的感奋可想而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讲任何条件的胸怀和气象，让我们深受鼓舞。在一个商业气息弥漫四方的时代，让我们感到还有不灭的文化情怀一息尚存。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因为她对这套书价值的认识，因为她的提议获得了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于是便有了今天《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重新出版的机会。当然，他们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书系新版序言本来应该由谢冕先生来写，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会要言不烦。但谢先生指示由我代笔，师命难违只好勉为其难。敬请方家指正。

是为序。

2015年3月8日于香港岭南大学

这套书第一次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框架内思考文学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学术群体共同完成的成果。

这套书由谢冕、孟繁华主编，在年代选择、丛书设想、可行性等方面也得到了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先生的热情肯定和支持。其中洪子诚先生、钱理群先生还亲自参与了撰写。

丛书以代表性的年份为核心，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串联起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把握时代的整体精神。写法上是回到历史现场，把文学史和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呈现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细节。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也由此变得生动立体。

全套书共12册，从1998年初版以来，在海内外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此次再版，既是再现一个时代的学术成果，又是展现一个学术群体曾经的学术热忱。

尹昌龙著谢冕、孟繁华主编的《1985(延伸与转折)/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为其中一册。

尹昌龙著谢冕、孟繁华主编的《1985(延伸与转折)/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重写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堪称“大视野文学史”。是有北大学术背景的一批成熟学者90年代初创作的严谨之作。它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到1993年煞尾，以代表性的年份为核心，串联起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在写法上回到历史场景，把文学史和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呈现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细节。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由此变得生动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