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南方已经基本完成了北伐，然而北京仍然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许多文化人为了避免政治迫害而离开北京。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是动乱不已的中国一个繁荣的孤岛，是东方最大的都市。尤其是帝国主义的租界，为白色恐怖统治下的革命作家提供了隐身之地。因此，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文人的迁徙并不是完全盲目的，他们长途跋涉是为了寻找一块栖身之地，是为了寻找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庇护。尤其我们注意到，随着北京作家南迁的踪迹，北新书局、《语丝》和《现代评论》杂志等新文化的机构也如影随形地从北京迁移到了上海。

在1927年至1928年的大迁徙中，鲁迅和沈从文具有某种典型的意义。鲁迅从广州北上，然而却没有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去，而是将上海作为新的出发点。上海的租界无疑在鲁迅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然而同时又为“堕落文人”鲁迅提供了庇护，使他得以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在上海的短短十年间，鲁迅多次往租界避难。他意味深长地将自己的杂文集题为《且介亭杂文》，说明半租界的位置。正是这种“半租界”为他的《二心集》、《伪自由书》提供了生存的机会。

沈从文的迁徙是最耐人寻味的。在30年代作家中，只有沈从文对于上海毫无好感甚至深怀蔑视和憎恶。他自命为“京派”的大师，将上海的文人称为“海派”。他挑起了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战。然而，正是1928年至1931年间的上海给予了他文学上的名誉和地位。

1923年，沈从文怀着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强烈憧憬从僻远的湘西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很快就成为了新文学的职业作家。他生活的重要依凭就是《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和《小说月报》等新文化机构。1928年，沈从文来到上海不过是为了追踪和寻找他的生存空间。凌宇在沈从文的传记中说得很明白：“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局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缘故，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毅然决然离京南行。

1928年沈从文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只有一个最简单而又明确的原因，那就是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无法离开出版界而生存下去。沈从文来到上海只有一个普通的愿望，就是做一个“文学工人”。在上海，他流着鼻血，像现代机器一样以疯狂的速度生产着小说、诗歌、戏剧、随笔等各种类型的文学产品，以每本书100元的价格尽快地出卖给上海街头新兴的小书店。仅仅在1928年至1929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上海所有的杂志和书店都可以见到他的文学产品。现代、新月、光华、北新、人间、春潮、中华、华光、神州国光等书店则分别出版了他十多个作品集。正如他在自传性小说《冬的空间》、《一个天才的通信》等作品中所说的，上海几乎所有的书店都纷纷慷慨地把“天才”、“名家”等称号奉赠给他。他很快就成为了著名的“多产作家”。而他自己则自我解嘲地把自己称为“文丐”。

P18-19

当我在寒风中向“1928”告别转而面向今天的街市的时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所叙述的她在1928年冬天第一次踏上中国大地时的那种感受格外强烈地向我袭来：“我终生难移的对于专业知识分子的厌恶又油然而生。中国知识分子永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写作是脱离实际经验的一种专业。照他们的理解，甚至‘青年’一词也仅指学生，他们对工人和农民所持的是一种优越的，虽也是同情的态度。”这使我重新记忆起1980年踏人大学校园的时候那种对于知识分子——瞿秋白所谓的“小诸葛”既满怀悲悯又不无憎恶的复杂情绪。瞿秋白说：“小诸葛的特色，就在他那个‘小’字。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小’，也就是‘小’老婆的‘小’。他是随处做人家的小老婆的：或者做括弧以内的‘新英雄’的‘小’，或者做括弧以外的新英雄的‘小’。”依鲁迅的看法就是“二丑”：“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过人的聪明之处。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宣布废除以后，既无恒产又无恒心的“士”沦落成为了现代街头无所适从的“多余人”。他们的命运一天比一天悲惨不堪。在魏晋时代，他们称阿堵物，使青白眼，粪土当年万户侯。而今天，我们则争先恐后在文明的早市上贩卖一点古色古香的国粹和生猛流行的洋货以获蝇头小利。

30年代穆时英出版《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瞿秋白比较“五四”时代慨然说：“不论当时的运动是多么混沌，多么幼稚。可是，战斗的激烈的对于一切腐败龌龊东西的痛恨，始终是值得敬重的。当时是女子要求解放。而现在?是男子甘心做消遣品了。”针对胡秋原“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的话，瞿秋白指出：“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人道主义的文学，据说是‘被压迫者苦难者的朋友’。可是，请问中国现在除了‘被压迫者苦难者’自己之外，还有什么‘朋友’?‘苦难者’的文学和‘苦难者朋友’的文学，现在差不多都在万重的压迫之下。这种文学不能够是人道主义的，因为‘被压迫者’自己没有资格对自己讲仁爱，没有可能也没有理由对压迫者去讲什么仁爱的人道主义。于是乎狗道主义的文学就耀武扬威了。”

卡夫卡曾经说：“拿破仑的手杖上铭刻着：‘我能摧毁一切障碍!’我的手杖上则写着：‘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大学四年在失眠的昏睡中很快过去，我读过的不过是奥威尔的《1984》、卡夫卡的《审判》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这点东西。也许还有一点点鲁迅，他教给我一点点中国历史知识：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也许还有一点点马尔库塞，我喜爱他那种“大拒绝”的态度。当1984年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几乎已经丧失了语言的基本能力。我与言不由衷、皮笑肉不笑的现代汉语产生了深刻的隔膜。

30年代的小品文今天又重新发掘了出来，我不喜欢闲适幽默的林语堂，也欣赏不了周作人的平淡雅致。周作人留给我的一点印象在他再三咏叹永井荷风《浮世绘之鉴赏》：“使威耳哈仑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的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木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今天我们无法面对马克思和鲁迅这两大世界和民族的现代遗产，这是一个缺乏良知和知识的渺小时代。据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怎样都行”的“后现代”，跨人了没有历史的“后世纪”。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要摆脱一切人类历史文明的枷锁，成为“爱你没商量”的快乐“顽主”?我歆羡这世纪性的快乐，并借鲁迅的诗句以自勉：“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我高兴借助于本书的出版，向谢冕老师、孟繁华先生、北京市文联领导与同志们以及我的妻子石益民致以感谢。

新版序言 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总序一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总序二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

绪论

 暴日侵略下的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失败——1928年的上

 海——“死去了的阿Q时代”

一、1928年的文学生产

 上海：文人的归趋——杂志与现代文学生产——新书业与现

 代文学生产

二、中国新文学的裂变

 “无产阶级的‘五四——“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红

 色的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创造社和

 “语丝派”的论战——文学的重新定义——1928年的文化界

三、“革命的浪漫谛克”

 “东亚革命的歌者”——“革命与恋爱”的公式——“革命的

 浪漫谛克”——“革命与浪漫谛克”——殷夫的“红色抒情

 诗”

四、“钱杏嘟理论之清算”

 “新写实主义”的输入——“钱杏邮理论之清算”——“文艺

 自由论辩”

五、“民族魂”——鲁迅

 “死”——“在钟楼上”——“中国的Don Quixote”——从论争

 到“转向”——后期杂文——“故事新编”

六、周作人和小品文

 “自己的园地”——“十字街头的塔”——“凡人的悲哀”——

 “载道”与“言志”——小品文

七、沈从文与“京派”

 “倾斜的塔”——“京派”与“海派”——“京派”的形成——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沈从文的小说世界

八、现代主义的发生

 “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现代”的“无轨列车”——

 新感觉派的文学想象——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戴望

 舒与“现代派”诗歌

九、长篇小说的高峰

 茅盾创作思维的特征与形成——“革命的浪漫谛克”的那一

 面——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严谨的构思和宏伟的

 结构

年表(1925—1936)

参考文献

后记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谢冕先生的领导下，历经七年时间，于1998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系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年间海内外有近百篇评论文章发表。关于书系的要义、构想及写作过程，谢冕先生在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和我在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中，已做了详尽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当近二十年过去之后，我对那个学术年代充满了流连和怀念。

1989年秋季，谢冕先生在北大创办的“批评家周末”，一直坚持到1998年。十年间，谢先生带领我们讨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除了谢先生带的博士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外，许多在京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都参加了这一学术沙龙性质的活动。1999年，我在《批评家周末十年》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1989年10月，谢冕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批评家周末”，他用这一形式对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进行教学和研讨活动。基于当时空旷寂寞的学术环境和“批评家周末”的影响，一些青年教师和在京的青年批评家，也都纷纷加入了这一定期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研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在有限的范畴内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并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规模可观的学术群体，使学院批评在社会一隅得以存在和延续。逝者如斯，蓦然回首，“批评家周末”已经经历了十个年头。当它仍在继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候，回望十年，它特别值得我们纪念。

这一批评形式的创造性，不在于它的命名，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改变了课堂教学单向度的知识传授。自由讨论和畅所欲言，不仅缓释了那一时代青年参与者的抑郁心情和苍茫感，同时，它宽松、民主、平等的环境，更给参与者以无形的熏陶和浸润，并幻化为一种情怀和品格，而这一点可能比它取得的已有成果更为重要。或者说：“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

十年来，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员先后完成了多项重要的学术工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十卷、《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十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十二卷，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给学科建设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这些成果，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而这些研究同样体现了批评家周末的精神，它虽然也是群体性的写作，但它同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有极大的不同。谢冕先生提出了总体构想之后，并不强调整齐划一，并不把他的想法强加给每个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独立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学术专长，让他们在总体构想的范畴内自由而充分地体现学术个性。因此，这些学术作品并不是线性地建构了“文学史”，并不是为了给百年文学一个整体“说法”，而是以散点透视的形式试图解决其间的具体问题，以“特写境头”的方式深入研究了文学史制度视野不及或有意忽略的一些问题。但“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总体构想，显然又是这些具体问题的整体背景。这一构想的实现，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和生长点。

那时，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间断地参加了“批评家周末”的所有活动。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形成的学术传统却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的成员。后来我一直在想:“批评家周末”完成的所有项目，都没有“立项”，既不是“国家社科基金”，也不是“重点”或“重大”；既没有经费也没有赞助。但是，书系的所有作者心无旁骛，一心问学。认真地报告、认真地倾听，然后是激烈的争论。谢先生有他整体性的构想，但他更强调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并且希望尽可能保有作者个人的想法甚至风格。现在看来，书系在写作风格和具体结构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昆明湖的石坊”写起，那艘永远无法启动的石坊意味深长；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广泛涉及了日记、演出、校园文化等；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从“两座城”和“两个人”入手；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则直接入题正面强攻。如此等等，既贯彻了主编的整体意图，又充分彰显了作者的个人长处。自由的学术风气和独立的思想，就这样弥漫在这个群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于是我想，学术理想、学术气氛和学术信念，可能远比那些与学术无关的事务更有感召力和感染力。这种力量就源于学人内心的纯净或淡然，与功利无关。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套书系有多么了不起、如何“经典”。需要强调的是，它经受了近二十年的检验，它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检验。如今，书系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经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珍惜的人生风景。

现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国家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社重新出版，我们内心的感奋可想而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讲任何条件的胸怀和气象，让我们深受鼓舞。在一个商业气息弥漫四方的时代，让我们感到还有不灭的文化情怀一息尚存。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因为她对这套书价值的认识，因为她的提议获得了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于是便有了今天《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重新出版的机会。当然，他们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书系新版序言本来应该由谢冕先生来写，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会要言不烦。但谢先生指示由我代笔，师命难违只好勉为其难。敬请方家指正。

是为序。

2015年3月8日于香港岭南大学

这套书第一次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框架内思考文学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学术群体共同完成的成果。

这套书由谢冕、孟繁华主编，在年代选择、丛书设想、可行性等方面也得到了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先生的热情肯定和支持。其中洪子诚先生、钱理群先生还亲自参与了撰写。

丛书以代表性的年份为核心，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串联起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把握时代的整体精神。写法上是回到历史现场，把文学史和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呈现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细节。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也由此变得生动立体。

全套书共12册，从1998年初版以来，在海内外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此次再版，既是再现一个时代的学术成果，又是展现一个学术群体曾经的学术热忱。

旷新年著谢冕、孟繁华主编的《1928(革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为其中一册。

旷新年著谢冕、孟繁华主编的《1928(革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重写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堪称“大视野文学史”。是有北大学术背景的一批成熟学者90年代初创作的严谨之作。它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到1993年煞尾，以代表性的年份为核心，串联起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在写法上回到历史场景，把文学史和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呈现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细节。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由此变得生动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