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面的外公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夏丐尊，他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就得肺病去世了。那时候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他那离别了八年的女儿阿满，刚刚跟着我的爷爷爸爸一家老小，从遥远的四川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上海，我妈妈阿满的肚子里怀着二哥大奎。外公终于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女儿和女婿，见到了他的挚友和亲家我的爷爷叶圣陶。此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外公就带着无尽的忧国忧家的惆怅，离开了那个他不喜欢可又割舍不下的人世。
记不起是哪一年，我还小，一次在饭桌上吃饭，爷爷和爸爸照例喝着酒，不知怎么说起了外公，爷爷忽然泪流满面放声大哭，连声说：好人！好人！爸爸的眼圈也红了，只是没有哭出声。我被这个场面吓坏了惊呆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我弄不明白是怎样的人和怎样的事让爷爷爸爸这样的悲伤，但当时的情景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以后的记忆里，让爷爷这样大放悲声的，除了在谈起朱自清先生的时候，在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时候，似乎别无他人。
我是从书里看到一个质朴，真诚，善良，刚强，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外公的。他在文化、教育、出版界辛勤工作的四十年，正是新中国诞生之前最黑暗的时期。他教书，他写作，他当编辑，他翻译外文图书，他终生都在为着心中那个美好，却又不知道能否实现的理想世界而奋斗着，直到临死都没有放弃。就是这样一位真诚执着的外公，凭着他的自学，凭着他对文学的热爱，凭着他要为人们特别是青年做点事的责任感，写了许多文，做了许多事，使他在中国文坛有着自己独立的位置。他写的《钢铁假山》《白马湖之冬》等散文，至今都会被选进中国现代散文精品集中。他和好友一起创办的，他着力最多，被他看作是亲生亲育亲手养大的《中学生》杂志，更是当时为数众多的、饥渴彷徨中的青少年蔼然可亲的朋友。而他流着泪翻译的小说《爱的教育》，更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也流下了热泪，这本在当年就畅销的一版再版的书，至今仍有不少家出版社在出版，依然在感动着一代又一代有着孩子般纯洁善良的人们。
我还从别人嘴里听到过一些有关外公的故事，最为大家说起的，常常是那些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呆有些可笑，外公却执意要去做的事。比如，外公名铸，字勉旃，他为了避免当选他以为毫无意义的省议员，在选民册上把勉旃改为丐尊，好让写选票的人把丐字写成丐字，变成废票；比如，他不顾一切地自荐去兼当那个吃力不讨好的，相当于如今的教导主任的舍监，一干就是七八年，只是为了抵抗当时轻视舍监的风气；又比如，坐公共汽车，有的售票员收了钱不给票，在别人看来，只要让我下车，给不给票，钱进了谁的腰包，这跟我有什么相干，这事要是让外公碰上可就成了大事，他非得和售票员争得面红耳赤，要回他买的那张票不可。不是他不同情生活贫苦的售票员，只是他觉得人不能这样做，钱不能这样挣。对于外公来说，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小时候初听时我不知道轻重，讲的人笑，我也笑，觉得这真是个倔犟憨直的老头儿。现在再回味，不知道为什么笑不出来了，有的只是肃然起敬，外公的可亲可爱就在这些故事中。
外公的天真有如赤子，外公的诚挚金石为开。他做人做文使他结交了许多和他志趣相投可以信赖的朋友，朱自清、马叙伦、丰子恺、鲁迅、王统照、茅盾、胡愈之这些现在看来鼎鼎大名的人物，都是当时在文坛上与他一起向着黑暗势力冲杀的战友。在这些文化界的好友中，有比外公年轻几岁的，把他看作兄长，把他看作老师，无论外公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怎样的位置，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对外公的敬爱和尊重。在众多的朋友中，有三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少有点儿与众不同。一位是在鲁迅著作中多次提到的内山完造先生，一位是如今被许多人看来颇带些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弘一法师，还有一位就是我的爷爷叶圣陶。
内山完造先生是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到上海，一九一六年开了一家内山书店，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了不少贡献。外公在日本读过一年书，会说日语，他常到内山书店去买书，喝茶，会友，和内山夫妇成了亲密的朋友。内山先生的一本名为《活中国的姿态》(鲁迅作序)的中文译本《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就是外公给他在开明书店出版的。这两位老人友情的深浅，我没有资格妄加评论，但我从家中长辈的口中知道一些令我感动的事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外公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捉去，是内山先生多方奔走才营救出狱的。一九四四年底内山夫人病逝葬在上海，他请外公为他的夫人和自己的合葬墓题写了碑文。外公在墓碑上写的是：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一九四六年四月，外公病重，在他去世的前四五天，内山先生作为正在等候遣送回国的日本侨民，外出极不方便，但他还是请了假来看外公。当时我的爸爸站在床旁，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觉得气越来越短，一句话都要分成几截说的外公，见了内山先生一下子变得兴奋极了，话多极了，好像涌出来似的。二十三日夜间外公去世了。二十五日，内山先生又请准了假前来吊唁，他低着头默念着，似乎在和外公述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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