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那是产煤的地方，到处都是些小煤窑。夜里如果有了流星，朝着流星坠落的方向去寻陨石，那峁呀梁呀下面会发现一个洞，洞斜着就钻进去了。这些洞差不多靠近某一个村庄，三里路或者五里路，路都是黑的。长长的白天里，驴无声地驮着煤筐走，偶尔开过的卡车和拖拉机留下了车辙，很深又很硬，驴在辙里拐了蹄，便被赶驴人日娘捣老子地骂。
骂声让石峁梁上的人听到了，那也是个赶驴的，不免相互喊话，话却在半空里就乱了，嗡嗡一团，只好你招招手，我也招招手。
沟岔底的那个洞，和别的洞不一样，洞旁边搭了个棚，还种了一窝南瓜。因为有了一场好雨水，藤蔓叶大如头，竟爬上了棚顶。下面坐着一伙媳妇，她们是来送饭的，等候得久了，就数起黄灿灿的南瓜花，说哪朵是实花，花下已经有了小瓜胚子，而哪朵没结瓜，是朵谎花。顺顺当下就不数了，坐到一边去，把包着饭罐的帕帕解开了，又包上，再要解开时结紧得怎么也解不开，脸色难看。别的人赶紧使眼色，不说谎花了，说罐子，说：咋还不出来，罐子都凉了。
罐子都是一样，罐子里的饭却不同。有的是红豆米饭，炒了土豆丝或炖了萝卜；有的是油泼的捞面；有的是四个杠头馍，全掰开了，夹了辣子酱豆和葱，还有一疙瘩蒜，说：我那人饭量大。立本年前就害上了胃疼，顺顺给他摊了煎饼，为了软和，煎时在面糊里多加了西葫芦丝，饼子都煎得不囫囵，她羞于给别人看，把罐子抱在怀里了，暖着热气。
一阵响动，洞口里就扔出了个安全帽来，接着爬出来一个人，再接着五个六个都爬出来了。这些男人各自看着自己的媳妇便笑，但媳妇们看着他们都是一样黑衣服黑脸，一时倒认不清。顺顺是第一个抱着饭罐跑过来，立本的眼白多，现在更白了，比别的人都白。立本伸手就抓煎饼，煎饼上留下黑指印，顺顺说：急死你！扯了片南瓜叶子让他先擦手。
吃过了饭，媳妇们就走了，男人横七竖八地躺下晒太阳，吸纸烟，开始说自己媳妇。一个说：我呀，晚上回去，她就把长面捞到碗里了。一个说：我回去先上炕，她再忙，擦擦手也就来了。立本说哼，哼了几下，心里想：那算个屁！我一进门，顺顺一手端了饭，一手提裤子，问先吃呀还是……他就闭上眼，眯瞪了。旁边人说：你哼啥哩？立本，立本！立本已经睡着了。怎么叫立本都不醒，掏出一枚硬币轻轻放到他手里，手却立即攥紧了，气得大家都笑，骂：瞧这货，这货！
但洞口经常也有哭声。不定在什么时候，洞里爬出的人双肩上套了绳索，人爬出来了，再把绳索往出拉，就拉出个铁皮斗子，斗子里不是煤块，是另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洞口就呼天抢地，一片哭声。
棚边的南瓜藤蔓干枯后，露出一堆一堆纸钱灰，有的纸钱没烧尽，风吹着总往人身上沾。沾在立本的裤腿上了，立本就要呸口唾沫，说：我和你没吵过架，也没欠钱，别寻我！
四里外的村口一直有家小卖铺，挖煤的常在那里买酒喝。村里人把挖煤的叫煤黑子，煤黑子买了酒多半要先赊账，店掌柜就在墙上写了人名和钱数。有些账还在，人却在事故中没了，权当给烧了纸吧，墙上就在那个人名上画个叉。不久，都在传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有三个人敲小卖铺的门，要买烟酒和方便面。掌柜见是煤黑子，说：不赊账啊？三人说：给现吧！天明后掌柜点钱，发现都是些阴票子。
从此，煤黑子的媳妇们都在租住的村屋里贴菩萨像，天天给菩萨上香。顺顺在立本上窑时，往怀里放一个桃木节，或者一个小纸包，包着朱砂。立本爱显摆，有一回在洞里掏出纸包给别人看，里边却不是朱砂了，是一张棉布片，上面有血。大家当然知道那是什么血，取笑了一番。立本回来给顺顺发脾气，顺顺才说是村里来了个阴阳师，告诉她经血最能辟邪，立本火降下来，但碗已经拿起来要摔了，就拣了个破碗摔碎。
P10－11
石一宁，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主编、作家。著有文学研究专著《吴浊流：面对新语境》，散文集《薄暮时分》，传记文学《丰子恺与读书》，散文随笔卷《湖神回来了》）。另发表文艺评论和各类体裁文学作品多篇。
赵晏彪，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作家。著有报告文学集《雁过皇城根》《与波光水流对话》，报告文学《汪海的三十年》《衡焕儒风雨六十年》等，小说《北京往事》等，散文集《真水无香》等。
没有翻译，文学无法抵达更遥远的彼岸
在中国，翻译行为的出现，大抵始于一千多年前的译经，其中《心经》流传甚广，至今不衰。
翻译与社会、与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点，恰如哲人所云，若无翻译和翻译作品，我们这个世界不但会缺少文明，还会缺少相知。
“文学翻译双语读本”丛书即将付梓，我心绪难平，联想到了许多与此相关的往事。决定出版汉蒙、汉藏、汉维、汉哈和汉朝五个版本的“文学翻译双语读本”丛书，其实缘于和几位翻译家的一次谈话。
“2015年的秋天，正值《民族文学》举办少数民族文字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期间，几个语种的老翻译家们来到我的房间，他们颇有感触地说道：“近读到几篇作品译得非常好，今天才知道是几位80后的翻译家译的。我们虽然翻译文学作品几十年了，现在发觉在用词上、思想观念和语句上都有些陈旧了，我们这一批老同志也应该与时俱进，向年轻人多学习，补充新知识，不辜负《民族文学》对我们的信任。”
那晚，我和大家谈了许久，如何让使用母语的少数民族读者、作家能够读到的汉语翻译作品；如何扶持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创作；如何让翻译作品达到“信、达、雅”（信者，忠实原文；达者，通顺、流畅；雅者，优雅、美好）的完美高度；如何培养和发现译界新人……
那晚，我久久无睡意，始终被这些老资格翻译家精益求精的作风感动着，思索着。为此，一个想法萌生了：出版一套汉蒙、汉藏、汉维、汉哈、汉朝这五种双语版的文学选集。第二天早晨，当我将这一想法告诉几位翻译家时，他们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好事，是服务当代造福后世的大工程呀。”
从那时起，我们着手为这套双语丛书选择稿件，整个过程颇费周折。编辑首先要从《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发表过的作品中遴选文章，为了让作品更全面、更有代表性，又从上百种刊物中挑选出精品之作，继而请的翻译家译成蒙、藏、维、哈、朝五种少数民族文字，旨在打造可供读者对照原文阅读，可学习、可鉴赏、亦可提高翻译水平和值得收藏的精品读本。
《民族文学》将汉文作品翻译成蒙、藏、维、哈、朝五种语言的工作，始于五种语言文字版本的创刊。当初，杂志社的全体同仁深知，《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汉译民”工程（汉文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于我们实属创新，要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创刊准备阶段，有人担心我们如何寻找翻译、如何保证质量、如何正常出刊、如何把关作品导向的时候，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领导与各部门主任和译审们，义无反顾地将这一重任担了起来，有了他们的支持与帮助，这五本刊物才得以顺利创刊。 寻找合适的翻译是件貌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的工作，正所谓“翻译好找，翻译家难寻”。普通中文翻译与文学作品翻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汉译民”的过程中，首先要以汉族的视角理解汉语作品，又要以本民族的语言习惯为宗旨进行二度创作。除了坚守“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外，还要坚守“美译”的创作态度。做到这一点对译者的文学功底有很高的要求：文学作品翻译不是照本宣科，更不像翻译政令文件般“一丝不苟”。文学作品翻译有一条不变的法则：原著永远是不可更改的，译作则是永远可以修改的；而出色的翻译家，注定会将原作变成自己母语表达的一部分。专事文学翻译的翻译家，既要精通汉语，更要熟练掌握母语创作规则，甚至于还要成为一位杂家，具有包罗万象的知识结构。
作为一名的文学翻译，无论是“汉译民”或是“民译汉”（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都要将对方的文字加以细读、嚼碎、吃透后，再进行二度创作。这一过程比“原创作品”更费心力，两种语言的碰撞，两种思维的纠结，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终方可归于一统。
比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的诗作《自由与爱情》，早些时候至少有两个翻译版本较为，一个是由翻译家兴万生先生译的版本：“自由与爱情，我需要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牺牲了我的爱情。”另一个版本是作家殷夫的翻译之作：“生命
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兴万生先生的翻译与原诗很吻合，符合“信、达、雅”的标准但却无人知晓，作家殷夫翻译的这首诗却家喻户晓，人们竟然忘记了是译作。由此可见，翻译的“直译”与“美译”有着天壤之别。
的翻译作品注定会成为其母语发展的一部分。任何母语如果没有新鲜的语言注入，就如同没有源头之水，会慢慢地走向衰落、干涸。从大的视角而言，“汉译民”的翻译仍处于母语的边界之内，跟外国语言与中文的互译不同，外国语言是处在中文的边界外，而“汉译民”的翻译则是母语内部的一种交流。
新疆文联主席阿扎提·苏里坦说过：“我年轻时读到许多汉语名著，比如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等，这些书籍影响了我一生。”而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们，无不深受前苏联作品的影响，《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篇篇、一部部的翻译作品，激励我们奋力拼搏。纵观“汉译民”翻译家的翻译之路，无不洒满了辛劳的汗水，“文学翻译双语读本”丛书的出版，就是要将他们的付出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的功德在阳光下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文学翻译双语读本”丛书得以出版，《民族文学》蒙、藏、维、哈、朝五个版本的编辑们功不可没。他（她）们都很年轻，属“80后”一代，他们在编辑岗位上边学习、边求知，用功、用心、用力；同时他（她）们都曾面对一个人编辑一本杂志的责任与艰辛，有的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有的将丧亲之痛深埋于心底……他们同时要牵挂着远在家乡的双亲，照料看护幼小的子女，还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重重压力、种种困难……这些，都需要他们忍泪自强。七年来，《民族文学》少文版的同仁们，“雨雪风霜添情趣，尽心尽力为民族”，竟使这五本刊物从鲜为人知到广为流传，从蹒跚学步到信步前行，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专家们的认可。莫让母语失去光泽，莫让母语只是自产自销，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一一传递，让更多喜欢翻译的有识之士能够有一个自学的读本。“文学翻译双语读本”丛书的出版，是我们的共同心愿，也凝聚着我们共同的心血。
此丛书的出版，是对《民族文学》翻译工作的一次检阅和巡礼，也是对《民族文学》（汉文版）创刊三十五周年的纪念。因为没有《民族文学》汉文版几十年的坚守与茂盛，又何来少数民族文字版这棵嫩苗呢？！
我们不能忘记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特别是为这套丛书付出辛劳的译者、编者、校对、设计、出版、发行等同仁，大家都在竭尽全力地弘扬正能量，为促民族团结、播绝美文章，行大善大美之举。由于人员少，工作繁杂，年轻的编辑们不仅要跟翻译家沟通，还要与制作公司反复磨合；有的在休息日还继续工作。尽管，编辑们都很尽力，但难免还会出现纰漏；尽管，我们在选稿上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但难免挂一漏万，诸多不足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如今，“文学翻译双语读本”丛书出版在即，无论是使用汉语还是使用母语的人，若能从中得到启迪，心有所悟，读有所得，此书将功德圆满。同时，无论是将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文，还是将汉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都会于不同程度上起到滋润心灵的作用，就像播撒的一粒种子，日后定会长成一片森林。
赵晏彪（《民族文学》副主编）
2016年10月31日于北京三境轩
《民族文学》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1981年创刊，目前拥有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六种文版。三十五年来，刊物始终坚持以扶持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宗旨，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兴旺发达、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和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2009年以来，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刊及出版，标志着《民族文学》进入跨越式发展时期，这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生动证明。
少数民族文字版创刊七年来，刊物翻译出版了国内近五百位作家的优秀作品，是当代中国文学精品荟萃的家园。每个文版都有上百位母语作家和翻译家参与其中，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与国内多民族文学搭起了一座展示与交流的金桥，为少数民族母语读者打开了一个学习与借鉴的平台。五种文版发表的翻译作品及母语作品，在国家级的文学平台上展现，体现了我国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珍视和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民族政策，彰显了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重要性，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伍的壮大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对使中国当代文学更加丰富多彩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同样意义深远。
本套汉语与蒙、藏、维、哈、朝五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翻译双语读本，立足于《民族文学》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源自广大少数民族母语读者对文学作品原文及译本对照学习阅读的热切期待，是《民族文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的具体举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刊导向，向社会传递真善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讲好中国故事、精益求精创作出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然而，因篇幅有限，无法将几年来在本刊少数民族文字版译载的优秀作品一一展现给读者，只能根据翻译质量精选五十多位作家的优秀汉文作品，将汉文原作与翻译作品汇集成册，以飨读者。
在这套图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谨对勤奋笔耘、精心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全国多民族作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对默默奉献、勤勉翻译的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和翻译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因编辑力量、时间、经验等方面原因所限，这套丛书还存在诸多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石一宁（《民族文学》主编）
2016年10月3日
《民族文学》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目前拥有6种文版。汉文版于1981年创刊，蒙古文版、藏文版和维吾尔文版于2009年创刊，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于2012年创刊，少数民族文字版主要将全国作家创作的优秀汉文作品翻译成5种文字出版。石一宁、赵晏彪主编的这本《第二佛陀》中的翻译作品精选自《民族文学》藏文版近几年译载过的作品，并以汉藏双语形式出版。
石一宁、赵晏彪主编的这本《第二佛陀》为汉藏文学翻译双语读本，收录了一些当代文坛上具有代表性的汉族作家与少数民族作家已发表的汉语文学作品，并在此基础上翻译成藏族语言。收录的作品皆属精品且体裁多样，有小说、散文、诗歌、童话等。
本书旨在打造可供读者对照原文阅读，可学习、可鉴赏的精品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