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汪成祥，十岁时就在村里放牛，年岁稍大一些后，就跟着父兄下地种田。十八岁那年除夕，他突患急病，无钱医治，第二天清晨就离开了人世。
父亲家是佃户，靠租种地主的二十亩土地生活。每年辛勤耕作，收获的稻谷六成要交给地主，剩下的粮食难以维持到第二年春天。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全家人靠外出打短工和下河捉鱼摸虾挣来的钱、换来的粮食杯水车薪，实在难以糊口。祖父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的盘剥，向地主和富农借钱借粮，大多是三分利息，春天借一石稻谷，秋后就要还一石三斗。这样的借债利滚利越来越多，每年仅偿还利息就要六十多块银元。
父亲出生后，家境更加贫寒，度日维艰。父亲六岁时就去给地主、富农家放牛。有人说读书声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父亲少年时代的体会应当是最深切的。十二岁那年，父亲每次放牛回家路过村里的私塾时，听到学堂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都情不自禁地放慢脚步，驻足观看，渐渐萌生了读书学习的念头。后来，他多次向祖父母提出要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去学堂读书。可是一贫如洗的祖父母糊口尚且艰难，哪还有钱来供孩子读书呢，最后还是年迈的曾祖母看着眼含泪水痴心读书的父亲，实在于心不忍，想方设法和亲戚朋友们凑了一点钱，替父亲交了一年私塾学费。由于父亲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很好，深受教书老先生的喜爱，希望他能够继续读书上进。可惜因为家里贫穷，实在交不起第二年的学费，又缺少劳动力干农活，父亲不得不含泪辍学回家。对于父亲来说，这段读书的日子短暂而美好，是他童年最幸福的时刻。
十三岁那年，父亲开始跟着祖父母下田耕作。他在祖父的教导下学习掌握耕地、育秧、插秧等耕种技术，像父辈们一样开始了自己的“佃户”人生。十六岁后，父亲在农忙时给地主家打短工，农闲时去邻村当学徒做木工活。尽管如此，沉重的地租，仍然压得全家人喘不起气来。父亲卡八岁时，家里历年来欠下的债务，利滚利已累积到了两百多块银元。父亲家辛苦劳累一年尚且吃不饱穿不暖，哪能有钱还债呢？每逢年关，高利贷主们就会凶神恶煞般地上门逼债，祖父不得不早早离开家，到外边东躲西藏生怕被债主们发现。有时候，祖母四处奔走乞求，好不容易弄来一点年货也要赶紧藏匿起来，唯恐被那些债主们看到后，如狼似虎般地抢走。
尤其令父亲痛楚万分的是那年除夕之夜，叔叔突然患了重病，家里没钱请大夫医治，生命垂危。当时，祖父在外边躲债未归。在昏暗的油灯下，求救无门的祖母掩面而泣，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弟弟躺在床上呼吸一点点地衰竭，心如刀绞。那天晚上的悲惨情景，对父亲刺激很大，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父亲从不愿提起叔叔。直到1975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陪伴父亲在医院病房外面散步，他坐在温暖的阳光下上下打量着我，若有所思地说我的身材长得像他的弟弟。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还有一位从未见过面的亲叔叔。在我急切地请求下，父亲不太情愿地缓缓讲起了叔叔，说到叔叔奄奄一息的样子时，目光黯然，发出深深的叹息。每当我回想起父亲述说时的情景，心里就隐隐作痛。穷人家的孩子患病无钱医治，只好听天由命，叔叔的过早离世，折射出旧社会贫苦佃户们悲凉凄惨的境况，这种切肤之痛是父亲毅然投身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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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江西省弋阳县人。1951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68年12月，山西省临猗县庙上乡南杜村插队知青。1975年1月，北京市制锁厂工人。1978年9月参加公安工作，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大学、公安部工作，历任科员、馆员、副调研员、副处长、调研员、副巡视员。
我曾在2002年下半年，写过一篇怀念父亲汪金祥的文章，刊登在2003年第1期《人民公安》杂志上，并被收人群众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历史瞬间》第4集。然而，随着自己工作经历的不断丰富，我对人民公安的历史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后，心里总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一些朋友和同志希望我再写写父亲非凡传奇的一生，尤其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多次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要把父亲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顽强奋斗的革命经历完整记录下来，要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办。但是，我虽有多年机关文字工作的历练，却从未写过传记文学一类的鸿篇巨制，更担心的是，自己对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后所从事的工作及思想、生活轨迹毕竟缺乏全面深入的探究与感知，总觉得自己很难独立地完成这样一件大事，所以迟迟没敢贸然动笔。
直到2011年6月，我在整理父母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一个箱子中存有父亲留下的一摞文稿。我一页页地翻阅这些因年代久远已然发黄变脆的纸稿，久已平静的心弦再一次震颤起来。这时我才深切地感到，父亲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他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属于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属于他参与创建的党的公安事业。尽管有人曾不以为然地提醒我，现在做这件事是否合时宜，但我坚信，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永远不会烟消云散，历史永远是一面观照现实、启迪后人的镜子，即使有再多困难，我也有责任、有义务把父亲所经历的苦难而辉煌的历程记录下来。于是，我仔细研读了父亲留下的全部文稿，其中有他自述的革命经历，内容比较系统但文字过于简练。或许由于父亲为人做事的风格和长期从事公安工作养成的职业习惯，文中讲到具体事情多以“我们”代之，很少有关他本人的细节。考虑再三，我决定以父亲的自述文稿为主线，沿着他走过的历程，做一番深入实地的考察。
2011年秋季，我从寻访江西弋阳、横峰开始，先后到了瑞金、长汀及延安、沈阳等地，收集、挖掘与父亲有关的历史资料。通过一次次实地采访，在思考与回忆中，父亲的印迹越来越清晰，父亲的形象越来越亲切。他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满怀对党和人民的一片赤诚投身革命，在艰苦漫长的中国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锤炼，逐步成长为党的公安保卫战线老一辈领导者。忠贞不渝、实事求是、勤奋果敢、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谦虚谨慎，是父亲五十五年革命生涯最突出的特点。当然，这只是儿子眼中的父亲，他的品格和贡献，也许远不是此书所能概括的。我深感内疚的是，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自己没有父亲那样丰富的斗争经历和体会，对他的了解和感悟仍是比较肤浅的。或许有更多的故事已随着父亲的远行，永久隐匿于逐渐淡漠的历史云烟中。
从最初收集资料到动笔写作直至脱稿，历经五个春秋。在此期间，承蒙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有关专家认真审稿，提出宝贵意见；承蒙原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张续进同志的指点和帮助；使我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但由于占有的第一手资料不多，自己的能力、精力确实有限，本书中的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各位前辈、友人、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17年将是父亲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谨以此书表达我们对父亲的深切缅怀，表达革命后代继承先烈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的坚定信念，同时也表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在此，我诚挚地感谢前辈们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公安部宣传局给予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爱人李延晖在我整个写作过程中给予的热情鼓励和倾心陪伴。总之，感谢所有为本书的面世尽心出力的同志们、朋友们。
2016年8月
无尽的思念
时光承载着历史的风风雨雨飞快地流逝，转眼间，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是三十多个春秋了。人们常说，时间会冲淡一切，但有些事，有些情，却是过去愈久感念愈深，愈是感念，愈恍如昨日。父亲他那和善慈祥的面庞，那带有江西口音、沉稳有力的话语，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萦绕耳际。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父亲的深深思念，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生命中闪烁。
父亲在世时，或许是由于年龄的差距，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父亲远行后，听到、看到老同志们回忆往事时，对父亲发自内心的深情追思与怀念，我才深刻地体会到，即使作为血脉相承的儿子，对父亲的了解和感悟，实在太少，太少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怀着难以言喻的愧疚，在默默地搜集着与父亲有关的一切，无论是绿叶茂盛的枝干，还是点点滴滴、枝枝叶叶都不遗漏，努力寻觅和追溯着父辈在党的指引下投身革命，矢志不渝追求崇高理想的人生印迹。穿越时间的隧道，走进历史的深处，仿佛回到了那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年代。父亲的革命足迹，从弋阳到瑞金，从芜湖到延安，从延安到沈阳，从沈阳到北京，犹如一条蜿蜒曲折的红线，横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贯穿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时期，展现出一幅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人生好比乐章，公安工作就是父亲革命生涯的主旋律，他作为公安战线的老一辈领导者，为建立新中国，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保卫人民的幸福生活，几十年如一日，勤苦劬劳，呕心沥血。父亲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不畏艰难险阻的奋力前行，对敌斗争的机智果敢，来自他坚定的信仰和对远大理想的追求。
正因为如此，我想，应该把对父亲的了解和那深深地印在自己心底的往事，一件件，一桩桩，用文字清晰地勾画出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那苦难辉煌、岁月如歌的年代，了解中国革命斗争艰难曲折的历程；感悟坚定的信仰是永无穷尽的动力源泉，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我期盼更多的人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发进取，高擎着革命理想的旗帜，将信仰的薪火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汪涛所著的《赤胆忠魂（回忆我的父亲汪金祥）》是一部人物传记。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汪金祥，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土地革命时期曾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第一副主席，中共福建省委常务委员兼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建国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兼东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公安部副部长等职。
汪金祥阅历丰富，经历传奇，这部由汪涛所著的《赤胆忠魂（回忆我的父亲汪金祥）》，按照时间顺序，回忆了父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奋斗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一往无前、不畏艰险、意志坚定的父亲形象，具有参考价值。同时，父亲形象对当代青年的成长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