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昌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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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的命运让我想起卡夫卡笔下的故事。小说《变形记》开头说，格里高尔·萨姆沙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而从午睡里起来走进会场的昌耀，发现自己变成了“右派”……小说《诉讼》的开头，也颇能说出昌耀的遭遇：“……一天早晨他没干什么坏事就被捕了。”那是开始于1957年的事情，昌耀当时二十一岁。之前一年，他加入了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到青海省文联任创作员兼《青海湖》杂志的编辑。他是共和国体制里的专职诗人、国家干部，突然却被判定为反社会主义制度和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

共和国成立那年，他十三岁，依照将近半世纪后他在《《昌耀的诗》后记》里的说法，已“成长为一个懂事少年”。自作主张地，他从“湖南常德市一个正处在时代动荡多变中的大家庭”出走，“……永远地离开了故园……”。那实在是王昌耀（他的本名）“为一系列时代风雨裹挟”的开端，1950年4月，他瞒着家人报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成了一名文工队员——

那是开赴辽东边防的前几天，母亲终于打听到我住在一处临街店铺的小阁楼，她由人领着从一只小木梯爬上楼时我已经不好跑脱，于是耍赖皮似的躺在床铺装睡。母亲已有两个多月没见到我了，坐在我身边唤我的名字，然而我却愣是紧闭起眼睛装着“醒不来”。母亲执一把蒲扇为我扇风，说道：“这孩子，看热出满头大汗。”她坐了一会儿，心疼我受窘的那副模样就下楼去了。战友们告诉我：“没事了，快睁开眼，你妈走了。”当我奔到窗口寻找母亲，她已走到街上，我只来得及见到她的背影。

（《《昌耀的诗》后记》）

2

昌耀说这是他“此生最为不忍的一幕——”，这也是关乎其命运最为要紧的一幕吧？以后他没有再见过母亲，第二年他母亲“因贫病去世”，而他早已随军北上。

昌耀从小深爱着母亲。当他长成“懂事少年”，却那般决然地逃离母亲，弃家而去。他处于叛逆期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可谓强烈；但是其出走，不会没有时代风气的推波助澜。多少年过去，昌耀经历了他的整个人生，病榻之上、垂亡之际，他告诉他的红颜知己：“我只想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依托”——这话可以被认为其少小离家动机最终的诗意表述。他挣脱母亲和家园的方式，实为一次投身——昌耀自己则愿意用“过继”这个词。还是在那篇“后记”里，昌耀说他曾“在1953年写给北京一位叔叔的信里称‘党就是我的母亲，部队就是我的家’”。这是那个年代对个体进行体制化规训最为典型的用语，而昌耀将它们写进家书，则是一派衷心流露，当真就这么认为。“我的一生就是这样简略”，他接着说，“我于1951年春赴朝鲜作战，其间曾两度回国参加文化培训。我最后一次离开朝鲜是在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前十余日，只为我在元山附近身负重伤。从此我永远离开了部队。1955年6月已在河北省荣军中学完成两年高中学业的我报名参加大西北开发。又越两年，我以诗作《林中试笛》被打成‘右派’……”

入伍以后，他一直就过着纪律严明的集体生活。即使作为一名被招聘的国家干部参加大西北开发到了青海，其日常作息依然受到严格的管控。进入青海文联以后，他跟一批来自各地的文艺青年一起待在西宁大同街的一排小平房里，那儿属于省文联的办公小院，周日休假可以外出，晚七点前则必须回来，否则会按违纪论处。这种准军事化的生活样式，正是那个时代体制约束的一个缩影。他的青春年华被时代的政治规定性塑形，沿着身着志愿军军装入朝作战，携带的“武器”却是军鼓、曼陀铃和二胡这样的轨迹，成长为一个赞歌诗人。

昌耀属于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开始出道的那代诗人，诗歌写作的年龄仅比共和国的年龄稍晚一点点。1953年，他在上海的《文化学习》杂志首次发表作品，署名“志愿军战士王昌耀”，他开始写作练习的时间则一定还要早，或许正是在战火中的朝鲜。1954年，他的组诗《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献给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河北文艺》杂志发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个诗人的出道，被认可，在那个年代，唯有顺着体制给出的途径——唯有通过各级刊物的正式发表，唯有加入作家协会……当然，也唯有以体制规定的笔调去写，以体制规定的嗓音去歌唱——这颇似“晚七点前必须回来”之类的“守则”。

昌耀忠诚地执守于体制里那个他衷心热爱的诗人岗位，自认并未违背什么“守则”，然而他有如格里高尔·萨姆沙或约瑟夫·K的遭遇，却意想不到地展开了。对待触目惊心的“反右”运动，就像对待之前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昌耀有一种不去引人注意的淡漠（或许，他性格里的专注和一意孤行，全都给予了对诗的琢磨）。他不曾有过自以为“诤友”的言论，在印发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1957年6月12日）以后，他还是觉得事不关己，仍然常常因写作而熬夜，又往往在第二天中午补觉，以至睡过了头……直到那年7月的某个午后，他被人叫起，半醒着来到文联会议室鸦雀无声的人们中间，猛然看见他的《林中试笛》被用毛笔抄成大字贴在墙上，他这才愣怔而一下子被惊醒。

惊醒的昌耀却正沦入他此生的噩梦。《林中试笛》被加了“反映出作者的恶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是毒草”的编者按，特意“正式”地发表在1957年第八期的《青海湖》上，继而引来了批判文章。11月20日，定性昌耀为“右派”和“异己分子”的《结论材料》下达，他被送农业合作社“监督劳动”三个月，地点在青海省湟源县日月乡下若约村。

噩梦的另一部分是昌耀始终都不知道他究竟凭什么获罪，以其顽固执拗的脾气，必会有受家长冤枉的孩子似的反弹，而这又迅速加剧了噩梦。在下若约村，昌耀一边用劳动洗刷自己，一边写下了近万言的“辩护书”。他的弄不清状况还在于，自认为依然是国家干部，依然享有生活的权利，不出工的时候，还会在借住的藏民家里摆弄乐器。很快，一天夜里，湟源县公安局开来一辆吉普车，昌耀被押解到看守所成了囚徒——“管制三年，送去劳教”。三年过去，劳教期满，昌耀仍然以戴罪之身被强制劳动；转过年，法院觉得出错，针对其劳教发出了“原判不当，故予撤销”的文书，昌耀始终身在其中的体制却周转不灵地还是把他当成一个被劳教者，予以重体力劳动的惩罚，直到1979年……

1962年夏天，昌耀又写了近两万字的《甄别材料》为自己申诉，曲折地企图通过亲戚和朋友关系递交首都北京的主事者。当年9月23日，昌耀如他在那天深夜写于旅邸的诗作《夜谭》所述，随“搭乘的长途车一路奔逐”来到“谁也不再认识我”的省会西宁，也是为了专门送上他的申诉，然而投书无门。想象那个情境，或许跟卡夫卡短篇《在法的门前》的开头一样：“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这个守门人跟前，请求让他进法的门里去。可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进去。”于是——

今夜，我唱一支非听觉所能感知的谣曲，

只唱给你——囚禁在时装橱窗的木制女郎……

（《夜谭》）

P1-5

弁言

斯人昌耀

郭路生是谁

圣者骆一禾

亲爱的张枣

大陆的鲁宾逊

2015年，《收获》杂志开设专栏“明亮的星”，这个出自约翰·济慈诗句的栏名指向诗人——希望由诗人来讲述如明亮的星一般高悬于诗歌夜空的那么一些当代诗人。我应约而写的第一位诗人是我的好友，病逝于2010年的张枣。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又为这个专栏写了昌耀、郭路生（食指）与骆一禾。早在1998年，我就曾为上海《青年报》写过一篇关于昌耀的短文，并计划在这份报纸上陆续发表对那些我所认定的当代诗人的简要评介。然而接下来关于郭路生（食指）的一篇，却未能发表，也使得这个计划仅仅到计划为止。过了七八年，这个计划才在广州《南方都市报》以个人专栏的方式推进了一阵子，后来却又进行不下去了……去年开始为“明亮的星”写稿，重新唤醒了我当初的那个计划，《收获》杂志给出的篇幅，则更让那个计划升级——以此为契机，我索性就去把对中国当代诗人的讲述写成一个系列，写成一部有结构布局的书。

它大概会由三十几个篇章组成（每个篇章两万字左右），伴随“明亮的星”专栏而走向完成。但它区别于那个并非由我一个人撰稿的专栏——它（我设想的书）素描我眼界里的中国当代诗人，勾勒我眼界里的当代汉诗轮廓。这会是一个历时好多年的进程，我不知道这么个进程何时才告结束。所以，听从东方出版中心郑纳新博士的建议，就先将已经写好的篇章单独编集成册——以后每完成五到六篇，即成一册——待终于写完全部（但愿这一天不会太远），再依照设想中的结构布局，去组合编辑修订完善它们。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无意去成为这两种人物。我讲述我所选择的一些中国当代诗人，是想提供给对当代诗不甚了解的人们一个入门指引——在我看来，当代的诗歌教育（尤其在学校系统）完全阙如，必须（只能）由诗人自己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完成后的那本书，也可以是一个体量相对比较大的当代汉诗选本的构架，其中的每一篇，当然就是对入选诗人及其诗作的导读。不过，我的讲述一定基于我对我亦身在其中的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场域的体会和见解，我对中国现当代诗歌乃至中国和世界诗歌（推而广之，可以说甚至包括全部人类文明和宇宙演化）的认知和见解。那么，因为刚刚指出的这两点，我的讲述也难免不会是一种批评，一部一个人的诗歌史。

于是又得进一步说明——这样一种意识会贯穿我的讲述:现代汉诗（当代之前，它更多被称为“白话诗”和“新诗”）早已形成自己的传统，就像我正处于这个传统、正在为这个传统工作一样，我所讲述的那些诗人，也都自觉地贡献于这个值得信仰的传统。这种意识，显然由于古代汉诗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对现代汉语诗歌构成的所谓“两大阴影”，而更其鲜明和被强化;并因而更真切地发明和发现，在现代汉语诗歌这个历史短暂、远未完成的传统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诸多可能性，以及要起而反对的东西。这种意识除了指向现代汉语诗歌的“现代性”追求，我想，更指向现代汉语诗歌的归根复命——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跟历来的全部（无论古典和西方）文学构筑起共时并存的整体，成为共时并存的这个整体里的传统。而这正是我愿意去讲述跟我同时代的一些中国当代诗人的衷心。

陈东东

2016年12月1日

《我们时代的诗人》是著名诗人陈东东讲述我国多位当代优秀诗人的创作与思考的一部散文集。写作源于《收获》杂志的专栏“明亮的星”，栏名出自约翰·济慈的诗句。作者首先讲述的是病逝于2010年的张枣，然后又继续写了昌耀、郭路生（食指）与骆一禾。作者希望通过讲述他所选择的这些中国当代诗人，提供给对当代诗不甚了解的人们一个入门指引。

《我们时代的诗人》是中国第三代诗人的代表陈东东十年心血之作，讲述你不知道的昌耀、食指（郭路生）、骆一禾、张枣等一代卓绝诗魂的故事。讲述当代诗歌夜空里的那些“明亮的星”一生坎坷而又殊途同归的命运。

陈东东希望，通过素描他眼界里的中国当代诗人，勾勒当代汉诗轮廓，提供给对当代诗不甚了解的人们一个入门指引。

作者深信，现代汉语诗歌的归根复命，就是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跟历来的全部（无论古典和西方）文学构筑起共时并存的整体，成为这个整体里的传统。

而这，正是他写作此书的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