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个矮鼻梁女孩，金发绿眼。我的名字是贝蒂。我生性好强，是校橄榄球队啦啦队长。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后来，呃，我变成一个诗人。我的头发一夜之间统统变黑，鼻子又直又挺，我抛开足球恋上大提琴，原先的名字从此消失，一个极可能被人另眼相看的叫法取代了它，衣柜里的每件衣服都自觉自愿变了颜色，从粉红到纯黑。我再不哼哼《俄克拉荷马！》而开始引述齐克果。远不止此——我的高跟鞋的鞋跟都不翼而飞，接着它们神奇地变成了短帮便鞋。无需说，我的那些男友们对此只瞧了一眼就尖叫着从画面中飞奔而去仿佛脚趾着了火。新人来了：他们都长络腮胡子。
信不信由你，这个故事并非全然荒唐。一点事实在于名字，虽不是贝蒂，但就缺乏诗意而言不相上下，并且字母个数也相同。还有一点在于那些男友。然而，下面所说的才是真相：
我在十六岁成为诗人。我并非故意如此。那不是我的过错。
请允许我为您描述那个时代。那是公元1956年。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爱德·沙利文的脱口秀里刚露了脸，并且“只露腰以上”。校园舞会，在体育馆举行，散发着腋下的某种气味，摇滚正在成为最狂热的舞步。人流的鞋是马靴和白色鹿皮鞋，假如你能应付得来，就该穿无吊带的晚礼服；人们用硬布勾勒出裙摆使你看起来像半棵长着小小萝卜脑袋的卷心菜。人们禁止女孩子们在学校里穿牛仔裤，球赛日例外，因为有人担心，当她们坐在山坡上看比赛时，除非穿裤子，男孩们会从连衣裙下面往上看。电视大餐刚刚被发明。
所有这一切——也许你会这样想，你并没错——都无助于诗歌的诞生。如果在此前一年有人说我将瞬间成为一个诗人，我一定会觉得好笑。（我那时能合乎礼仪的嗤嗤傻笑）但是，那确实发生了。
当时我高中四年级。学校在多伦多，因为严格禁酒令的缘故，在1956年也被称作“美德多伦多”。那时，它的人口是650，509，是乏味礼节的一个同义词，尽管那里稳定的出产皇家特许会计师并且已有了一名内阁大臣，却从无诗人出现，无论前此或此后——就我知道的而言。
我成为诗人的那天阳光灿烂，毫无预兆。我正穿过球场，不是因为崇尚运动，或筹谋躲在更衣室后抽一口烟——去此处的另一个理由，也是唯一的——这是我从学校回家的平常小道。我急匆匆的沿途小跑，若有所思一如往常，无病无痛，这时，一只巨大的拇指无形地从天空降下来，压在我的头顶。一首诗诞生了。那是一首很忧郁的诗；常见的年少之作。作为一个礼物，这首诗——来自于一位匿名恩赐者的礼物，既令人兴奋又吉凶难料。
我怀疑这是所有诗人为何写诗的原因，只是他们不想承认，所以才编造了更理性或更传奇的解释。这才是真实的原因，我拒绝任何人反驳它。
在无比重要的那天我写下的诗，尽管全无价值也无指望，然而确实能看到一些特点。它押韵而且合乎诗体，因为我们一直在学校学习韵律法。它看起来像拜伦和爱伦坡的诗，又被塞进去一点雪莱和济慈。事实上在成为诗人的那一刻，我几乎还没读过写于1900年之后的诗歌。对于现代主义和自由体，我一无所知。这些远不是绝无仅有的我所不知的事情。比如，我从未想过，将要踏人一系列先人为主的偏见和社会定位，它们关系到怎样算是诗人，诗人的言行举止又该如何。我还不知道黑色是无法避免的。一切都还未发生。当我十六岁时，一切简单明了。诗歌存在，所以它被书写。没人对我说——在那时——那么多，那么多的理由为什么它们不该由我写出来。
乍一看，在我的背景中并无一物能够解释诗歌的巨型拇指在我头顶的这次降落。但是请让我试着说明自己的诗歌源头。
我出生于1939年11月18日，渥太华综合医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的两个半月。出生于战争之初赋予我焦虑和恐惧这些与人相近的本性，这是有益于一位诗人的。这也意味着我营养不良。个子矮小。如果不是食品配给制，我该有六英尺高。
P59－60
戴潍娜，青年诗人、学者。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美国杜大学访问学者。出版诗集《我的降落伞坏了》《面盾》《瘦江南》《灵魂体操》，小说集《仙草姑娘》，翻译有《天鹅绒监狱》《组合与反组合》《格诺二题》《乌力波简史》等。
发刊词：诗歌共和国
一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新约·哥林多后书》）。据说这句话包含着神给人类设下的一项禁忌，有关翻译。根据卡夫卡的推测，如果人们修建了通天塔而没有去攀登——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会得到上帝的谅解，其结果就是人类永远不需要折腾，而能心心相印。
杜甫著名的牢骚“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说的竟好像是现代诗歌的窘境。当有人向皇帝汇报，苏轼在监狱中也跟在家中一样，皇帝感叹这正是他知道的苏东坡。流亡的现代诗人，恐怕，在家中也如坐监。
乍看，新诗至少有古典诗歌和翻译诗歌这两个可能的知己。细察下来，我们在汉语中没有在家的感觉，西方语言又不能真正成为我们的家，流亡的诗人于是乎奔波在两个家之间，在一个家里思念另一个家。
在家如出家，现代诗成为了语言的寺庙。
“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得失之间，语言的法度若隐若现，正在创造之中。
二
现代诗歌在对人们的感知方式的塑造上，无法和古典诗歌抗衡。脱节的审美教育难辞其咎。譬如，月亮引起国人的乡愁，在这个时候每个中国人都是李白；新诗人，即便如徐志摩、海子，也难以企及这种对整个民族的灵魂附体，成为民族的巫师。
古典诗人，基本上是士大夫诗人和官僚诗人。相比现代诗人，不仅拥有更多进入公共世界的渠道，而且拥有更多实现天才、天职、天性、天赋和天福的机会。古典中国的生活，根本上是一种诗歌生活。诗人以诗心为政治生活赋形，并时刻准备纠正后者。正如一位汉学家打的比方，他们甚至可以用诗歌来判案而又不辱没律条，并借此彰显“恶法非法”的法律精神。古中国在根本上追求一种诗的正义。
这一诗歌至上的文明类型，暗合了谢阁兰对中国人独特历史观的思考，即“没有什么静物可以逃避时间的爪牙”，唯有将其转存于文字容器。诗歌，以惊人的、微妙的方式影响着历史，并栖息在了每个中国人身上。一个活生生的丰腴女人的“肌理细腻骨肉匀”之中，仿佛包含着唐帝国全部时间的精华。如牟复礼所察，中国历史一种精神上的过去，永不凋朽的正是人们在历史背景下所感受到的每一个瞬间。这一文明类型，亦合乎维科在《新科学》中的论断，只不过一直处于西方的边缘。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在政治共同体以及汉语命运共同体发生“范式转型”之际，梁启超和胡适会将期待的目光投向文学。
三
新世界、新文学和新诗的开拓者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相对于这个新世界而言，我们的文学不够用了，我们的诗也不够用了，不管它们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这是来自现代世界的第一个惊吓——我们的词不够用了！
我们开始从外来语言中吸收词汇，用以描画只存在于幻想中的新世界。这是另一种补天，如果说还不是创世的话；还有一种说法，这是对古典世界的再次发明；然而首先必须经过现代性漫长的自我流放。然而，这并非是一场文化战争，翻译带着它双向的爱，以及让敌对民族和好的意愿。
我们的词语不断分裂、复合和增殖，才能与重新陷入诸神之争的世界构成对称。我们才能在汉语中找到世界、事物和神灵。翻译的最终成就，是让汉语成为一种普遍语言：在汉语中，可以窥见多元而复杂的世界面貌，而这意味着跨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距离。
我们创造词语，与新世界对称。
四
与那种认为“诗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的意见相反，歌德在谈翻译时说：
我重视节奏和声韵，诗之所以可以成为诗，就靠着它们，但是，诗作中本来深切地影响我们的，实际上陶冶我们的，却是诗人的心血被译成散文之后而依然留下来的东西。
这是对翻译的信任，而歌德又将之用在对人类教育事业抑或教化的理解上。“诗教”，抑或说“美的育教”，是我们失落的黄金传统。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世界文学的概念并非是落后国家的焦虑，而还是出于艺术哲学自身的要求。
诗歌翻译要保持诗人的心血，即使诗中的诗褪色，诗中的散文——也依然坚硬地存在下去，犹如颜料来源。
五
作品和人一样，是会变老的。但丁的《神曲》有不同版本，是因为贝雅特丽齐永远年轻，她对不同时代显示不同面貌。缪斯永远年轻，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幻想有第九百零九位缪斯。
重译不一定就是对原文的订正，而是让原作再次生长。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次重译都是新译。鸠摩罗什对道安订正的佛经有如下评价：“道安订正处，皆与原文合”，而道安本人并不懂梵文。
诚然，词的补充也就是文化的补充。道安的事例可以表明，翻译就是对原作的寻找，在译作和原作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深的原作。它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经义。更准确地说，是各种宗教哲理、政治理论甚或人生领悟。道，不断变化。而诗，是直通种种玄妙的法门。
作为妙笔生花的随从，
它不能只为君主效劳，
而应与更高尚的众人
同在，具有大同精神。
这是塞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为蒙田的英译本写的序诗，颂扬翻译。 六
汉语就是我们的祖国。然而，这是一个亟需我们创造的语言共同体。诗人由此奉上他们十字架般的全部的爱情。
诗歌与共和国的联合，如两面镜子彼此映照。这是走向共同体的政治和诗歌（顾默尔《民主与诗歌》）。在词源上，共和国意指共同的产业。语言和诗歌本身也是共和国事业的一部分，诗歌也非个人的梦呓，而还是对共同产业的开发。在圣经中，在史诗中，都出现了对理想共和国的希望和哀悼。而在近代，诗歌更以一种强力纠正着共和国。诗歌共和国的未来，是诗的贵族制与民主制的结合。只有经历了民主的品味，诗歌才能向贵族的品味回归。在这里，我们走向康德的永久和平；而联合国，仍然只是单个国家的隐喻。
七
诗歌，作为永恒的时尚，引领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在历史的眼光里，呈现出一种逝去的文明方式。其公共性需要再次被擦亮。
最私人的，亦是最公共的。
人类生存的知识起源于人的个性，而诗人的个性拓展了世界的宽度。问题是，如何从一种幽微的美的感觉，走向一种透明的公共思考？如果说，过去30年已经表达完了不可表达之物，那么接下去，如何不沦为表演和姿态？
面对过去和未来，诗歌在进行着最后的调解。
戴潍娜、王东东合撰
戴潍娜主编的《光年(1诗歌共和国2017.1)》收入了全球10个国家最负盛名的18位诗人的代表作，包括近两年来在世界诗坛声名响亮的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和加拿大女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新诗作。主编邀请国内著名诗人西川、杨炼、王家新等，著名翻译家高兴、谷羽、汪剑钊、傅浩等翻译这些诗人的诗，力求以最准确凝练的语言展现世界诗歌前沿的创作风貌。除诗作以外，亦收入随笔、诗歌理论、诗人采访录等文章多篇。
在戴潍娜主编的《光年(1诗歌共和国2017.1)》中，著名诗人西川、杨炼、王家新，翻译大家高兴、谷羽、汪剑钊、傅浩等翻译带您领略当今全球10个国家最负盛名的18位诗人的代表作。我们力求以最准确凝练的语言展现世界诗歌前沿的创作风貌，除诗作以外，亦收入随笔、诗论、诗人采访录等文章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