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记忆的呢?一个孩子的头脑里从什么时候起才会隐隐约约有最初的意识呢?我最早的记忆是在爱尔兰度过的时光。我能清楚地回想起在爱尔兰的场景和事件，甚至还能依稀回忆起那里的人。我生于1874年11月30日。1879年初，我离开了爱尔兰。我的祖父马尔伯勒公爵在1876年被迪斯累里首相任命为爱尔兰总督，而我的父亲就作为总督秘书随行去了爱尔兰。我们住的房子被叫作“小屋”，离总督府很近，从总督府扔一块石头就能到我家。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左右的童年时光。直到现在，我对当时的一些事仍记忆犹新。我还记得1878年我的祖父为高夫勋爵雕像揭幕的情景：黑压压的一群人，骑在马背上的红衣骑兵用很多绳子拉开一块盖在雕像上的褐色绒布。这个老公爵，我那令人敬畏的祖父，大声地朝着人群讲话。我甚至还能记起他当时说过的一句话：“他用令人畏惧的齐射粉碎了敌人的战线。”我能理解他是在谈论打仗的事，而“齐射”的意思就跟那些穿着黑色衣服的步兵在凤凰公园里练习射击时发出的剧烈枪声一样。因为我常在早晨被带去这个公园散步，听到过这种枪声。我想，这就是我第一个比较清晰的记忆。
其他的事件我记得更加清晰。有一次，我们准备去看童话剧，大家都很兴奋。期待已久的那个下午终于到来了，我们从总督府出发，乘车去一座城堡。毫无疑问，一定还有很多其他孩子也都会去那里。城堡里面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地上铺着长条形的石块。天下着雨，那里经常下雨，就像现在一样。人们从城堡的门里走出来，到处乱哄哄一片。然后我们被告知不能去看童话剧了，因为剧院已被烧毁了。从废墟中所能找到的全部东西就只有曾经装在剧院经理口袋里的一串钥匙。为了安抚我们，作为补偿，我们被承诺第二天可以再去看一看剧院的废墟。我很想去看看那串钥匙，但是这个要求似乎无法得到满足。
在这几年中，有一次我们曾去位于艾姆花园的波塔林顿勋爵的府上拜访。家人告诉我，我可以叫他叔叔。对于这个地方，我能很清晰地进行描述，尽管我从四岁或者四岁半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印象最深的是一座高高的白色石塔，我们坐了很久的车才到达那里。我被告知这个塔曾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炸毁。我当然知道他炸毁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因此，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我的保姆埃弗雷斯特太太对芬尼亚组织①的成员非常害怕。我推断这是一帮坏人，如果他们想随心所欲，就会无休止地干坏事。有一次，我骑着毛驴外出，看到黑压压的一长队人朝我们走来，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们是芬尼亚组织的人——现在我敢肯定这些人一定是步兵旅在拉练——当时我们非常惊慌，特别是我的那头毛驴，吓得乱踢乱蹬，把我从驴背上掀了下来，摔了个脑震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爱尔兰政治。
凤凰公园里有很大的一圈树林，中间有一幢房子。这幢房子里曾住着一位要人，他是首席大臣还是次官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记得从这幢房子里走出来的一位叫伯克先生的人，他曾给过我一只小鼓。我已经记不起他的长相，但我还记得那只鼓。两年后，当我们回到英格兰时，听别人说，他已被芬尼亚组织的成员谋杀了，就在这个以前我们每天都去散步的凤凰公园里。我周围的每个人似乎都为听到的这个消息而感到难过，可我却暗自庆幸自己有多幸运——当我从驴背上摔下来的时候没有被芬尼亚组织的成员抓走。
就是在这座“小屋”里，我开始接受教育的磨炼。家人宣布一个被描述成“女家庭教师”的危险人物即将来到我家。她的到来被确定在某个日子，为了准备这一天的到来，埃弗雷斯特太太拿出一本书，题目叫《没有眼泪的阅读》。在我看来，这本书肯定属于文不对题。家人告诫我，在女家庭教师到来之前，我必须做到能不流泪地阅读。我们每天辛苦地准备着。我的保姆用笔指着不同的字母教我，可我觉得这一切都很乏味。女家庭教师就要到了，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了很多无奈的人同样会做的事情：躲进了树林。我躲进了“小屋”周围茂密的灌木丛中——它们看起来就像森林。过了几个小时，家人才找到我，把我交给那位女家庭教师。我们整天刻苦学习，不仅学习字母和单词，更糟的是还要学习数学。字母是应该认识的，当它们以一定的形式排在一起时，我能认出它们，也知道它们代表某个特定的发音，迫不得已时我也能读出这个单词来。但是数字堆在一起就乱成一团了，我根本没有头绪。当这些数字排在一起时，你必须说出它们是多少，我的女家庭教师显然十分重视答案的准确性。如果答案不对，那就是错了，“差不多正确”是没有用的。有些时候，做算术就像借债一样，你得先借一个或拿一个，然后再把你借的那个还回去。这些错综复杂的难题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阴影，让我远离那些在儿童游戏室和花园里可以做的所有有趣的事情。它们越来越多地占用了我的空余时间，使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课程成了我天天烦心的事情，尤其是学“算术”，一提起它，我就像陷入一个沉闷凄凉的沼泽里。而且这算术学起来似乎永无止境，做完一题，总会有另一题等着你。一旦我想方设法解决了某一类型的难题，又会有其他更复杂的题型向我压过来。
我的母亲没有参与这些强制性的教育，但她给我的感觉是她赞成这些做法，而且几乎总是站在女家庭教师这一边。在我的印象中，她在爱尔兰有骑马的习惯，喜欢穿紧身衣，衣服上经常沾着泥渍。她和我父亲常常骑着他们的大马出去打猎。有时，他们中的一个或者另一个在该回来的时间过后几小时还没回家，家里人就会十分恐慌。
在我看来，母亲就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她光彩照人，拥有无限的魅力。达贝隆勋爵是这样描写她在爱尔兰的日子的，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见她的情景。那时是在都柏林的总督府，她站在门的左侧，当时总督站在房间最里端的高台上，周围簇拥着一群精干的幕僚，但他们的目光既没有注视着总督，也没有注视着总督夫人，而是聚焦在站在一旁的一个身穿黑衣的婀娜的身影上。她光彩照人，与众不同，她的头上戴了一颗钻石星，这是她最喜爱的装饰物，但钻石的光泽与她那明亮的眼睛比起来还是逊色不少。她像一只敏捷的猎豹，富有涵养与智慧，其勇气不让须眉，作为一位母亲，符合伟大公爵后裔的仪态。她聪慧、善良、乐观，所有这些使她在那儿十分受欢迎……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