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著宁瑛译的《安妮日记》是安妮十三岁到十五岁时写的日记，其中大部分是在秘密小屋里写成的。这部日记记载了一个少女的成长过程，展示了安妮在特殊环境中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小作者对爱的追求和对法西斯罪行的痛恨。安妮日记的最后一则，所标的日期是1944年8月1日。战争结束，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决定完成女儿的宿愿，将日记出版。一九四七年此书问世后立即受到热烈欢迎，目前它已被译成六十七种文字，属于世界级畅销书，在世界各地销量超过三千万册。

安妮·弗兰克著宁瑛译的《安妮日记》是德国籍作者安妮·弗兰克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录。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青春期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对爱的渴望。同时，对于藏匿且充满恐怖的二十五个月的密室生活和身边另外七位藏匿伙伴之间人际交往的记载，也使这本《安妮日记》成为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安妮日记的不凡之处，还在于她用自己早熟的头脑对战争与和平、人性善恶、男女两性社会角色等重大问题进行的思考，通过朴素细腻的文笔表现出来，具有不朽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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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1日

后记

大约三点钟(哈里刚刚离开，而且想以后还来)门铃响了。我根本没听见，因为我正懒洋洋地躺在阳台的躺椅上看书。这时玛戈非常激动地来到门前。“安妮，父亲得到了德国党卫军的传讯通知，”她小声说，“妈妈已经跑去找范·丹先生帮忙了。”我大吃一惊。一张传票……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集中营……我眼前已经出现了孤单寂寞的小笼子，我们能让父亲被拉到那里去吗?“他当然不去，”我们一起坐在卧室里等着母亲时，玛戈肯定地说，“母亲到范·丹先生那儿去了，为了商量我们是不是明天就躲藏起来。范·丹先生也一起走，那我们就有七个人了。”周围没有一点声音。我们不能再说话，脑子里只想着父亲，他正在犹太养老院看望他的被保护人，丝毫没有预感到危险已经降临；想到等待母亲回来，炎热的天气……我们紧张得根本说不出话来了。

突然门铃响了。“是哈里。”我说。“别开。”玛戈把我拉回来，但是这多余了。我们听见母亲和范·丹先生同哈里说话的声音。等他走了之后，他们进来，并在身后把门锁上。每一次门铃响时，玛戈或者我都轻轻地走下楼，去看看是不是父亲，否则谁也不准进来。

我们两个人被叫出了房间。范·丹要和母亲单独谈话。当我们在我们的房间等候时，玛戈告诉我，传讯命令不是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我又吓坏了，开始伤心地哭起来。玛戈才十六岁，难道他们要把像玛戈这样的女孩子单独遣送走吗?幸好她没离开我们。母亲说过了，而且父亲和我说到过躲藏起来的打算，他的话可能也是有所指的。

躲藏!我们应该躲藏到哪儿?在城里、乡下，任何一栋大楼里，一间茅屋里，什么时候，怎么躲，躲在什么地方?大人们不让我提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总在我脑子里转。

玛戈和我开始把最必要的东西装进书包里。我拿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这个装订好的本子，然后就乱七八糟地装了卷发器、手帕、课本、一把梳子和一些旧信。我想着躲藏，同时把全然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塞满了书包。但是我并不遗憾，回忆总比衣服更宝贵。

大约五点时，父亲终于回到家中。他给科弗斯先生打电话，请他晚上八点到我们家来。范·丹先生走了，为了去接米普。她来了，把鞋、衣裳、大衣、几件内衣和袜子都装到一只手提箱中，并且答应晚上再来。然后我们家就安静了。我们之中没有人想吃饭。天气还是很热，而且一切又都那么非同寻常。

楼上的大房间租给了戈茨米特先生，一个三十多岁、离婚的男子。他好像这个星期天没有什么事做，在我们家一直坐到十点，没挪地方。十一点左右米普和亨克·范·桑腾来了。自1933年起米普就在我父亲的公司里干活，成了我们的一个忠实朋友，她新结婚的丈夫亨克也是一样。鞋袜、书本和内衣又被装到米普的箱子和亨克的大袋子里。十二点半他们提着大包小包走了。我累得要死，尽管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在自己的床上睡的最后一夜，还是立刻就睡着了，而且到清晨六点半才被母亲叫醒。幸好不像星期天那么热了，整天都下着温暖的蒙蒙细雨。我们四个人的衣服都穿得厚厚的，像是要在冰箱里过夜似的。但是我们确实还想尽可能多带些衣服。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犹太人敢于提着重重的箱子走在街上。我穿了两件衬衫、两双袜子、三条短衬裤和一件小上衣，外面又套上裙子和夹克，还有一件夏天穿的风衣，穿上我最好的鞋、高筒袜，戴上围巾、帽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在家里时我已经几乎喘不出气来了，但是没有人在乎这个。

玛戈把她的书包塞满了课本，取来她的自行车，跟在米普身后，骑到一个我不熟悉的、很远的地方去。这就是说，我还不能知道哪里将是接纳我们的秘密地方……大约八点半我们又在身后把门锁上。我唯一与之告别的，是我亲爱的小猫莫希，它将在我们的邻居那里找新的家。这个写在一张纸条上的通知是留给戈茨米特先生的。厨房的桌子上有一磅留给小猫的肉，桌上还摆着早餐用的餐具，床上的被子也还摊开着。这一切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我们是匆匆忙忙溜走的。人们说什么，我们也无所谓了。我们要离开，只要离开，安全到达!

明天再写!

安妮

P17-19

就在把世界拖入苦难的深渊，使人类经历惨绝人寰的杀戮与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将来临之际，本书的作者，那个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活泼、聪明的十五岁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法西斯集中营悄然死去。一朵含苞欲放的小花凋谢了，一个青春的生命夭折了，然而，她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她在与世隔绝的密室中写下的日记。它是纳粹罪行的真实记录，是对人性、和平和安宁的激情呼唤。这本日记在战后得以出版，成为20世纪文学中影响深远、读者数量最多的作品之一，安妮·弗兰克也成了广大青少年及他们的父母十分熟悉的名字。今天我们再次把它介绍给生活在2l世纪的中国的少男少女，相信你们会从中找到一个亲切的朋友和在许多方面可以学习、受到鼓舞的榜样。

安妮·弗兰克1929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个商人，家里还有母亲和姐姐玛戈，一家四口过着富裕、安适的幸福生活。1933年希特勒上台，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下令取消犹太人的国籍。弗兰克一家移居荷兰，在阿姆斯特丹继续经商。安妮也进了学校，并结识了一些朋友．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德国法西斯占领了荷兰，在这里避难的犹太人同样遭到残酷迫害。为了逃避纳粹的逮捕、监禁和屠杀，弗兰克一家在朋友的帮助下，躲进父亲公司大楼里一处隐蔽的地方，即《日记》中称为“后屋”或“密室”的地方。除了他们一家之外，还有范·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彼得，以及杜瑟尔医生。这八个人在狭小的、完全封闭的后屋里，胆战心惊地生活了两年多，每天都得轻手轻脚、小心翼翼，不能弄出一点声音来，生怕被在楼下和库房里工作的人听见。窗户钉上板子，拉上窗帘，遮住一切光线，只在夜里才偶尔能打开窗户，吸一口新鲜空气。安妮躲进后屋时刚满十三岁，到1944年8月4日被盖世太保带走时，也不过刚过十五岁。本来是一个花季少女，本来正应该尽情享受生活、阳光、友情和欢乐，可是却不得不躲藏在与外界隔绝的小屋里，忍受无聊、恐惧、饥饿、病痛，可以想象，这对于一个快活、开朗，又爱思考、率真的女孩子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多么大的折磨啊!恰好这时她得到了一件生日礼物，一个日记本。从此她就把日记本当成了最知心的女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基蒂。她以给基蒂写信的形式，倾诉心中的一切感受，讲述后屋中发生的故事。也就是这本日记帮助安妮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光。

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开始，一直记到1944年8月1日，他们即将被发现为止。我们在日记中看到，这个激情、敏感的少女在封闭狭小的环境中如何苦闷、无聊，她对在特殊的环境中人际关系的扭曲如何反感、厌恶；看到这个自尊心强、有独立见解的孩子与长辈之间的冲突；看到她用自己早熟的头脑对战争与和平、人性善恶、男女两性社会角色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同时她在日记中也真诚地袒露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在青春期性意识的觉醒和对异性的情感的渴望。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她的自我反省精神。她不断剖析自己，用真、善、美的标准检验自己的言行，纠正自己的缺点，锤炼自己的性格。其中的许多思考往往连成年人也未必做得到。从这本日记中，我们看到一个纯洁、率真又有鲜明个性的、活生生的少女形象。她的一颦、一怒、一喜、一悲，无不引起读者共鸣。我们对她孩子气的顽皮、倔强、焦躁、苦恼感到理解和同情；我们更为这样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孩子对自己严格要求，身处逆境却不屈服、不沮丧，反而勤奋学习、怀抱理想的顽强性格感到钦佩。她在日记中记载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是法西斯罪行的铁证。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安妮看到理想被粉碎，人性的丑恶暴露无遗，世界正在变成荒漠的可怕现实，感到无比痛苦的同时，仍然努力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不屈服于失败，反而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用汲取知识、精神上的充实，弥补物质的匮乏，追求心灵世界的最大自由。这些文字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手，不是更给人以鼓舞吗?从日记还可以看出，安妮有文学天赋，在上学时就创作过童话故事。她梦想当一名记者或作家。她流畅的文笔，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对后屋的趣事的描写，她真情的内心倾诉，都表明了本书的文学价值。假如不是黑暗势力扼杀了这个弱小生命，今天，世界上可能会多了一位出色的作家。

1944年8月4日，由于有人告密，德国盖世太保和荷兰绿衣警察冲进后屋，逮捕了藏匿的八个人和他们的朋友，把他们关进了集中营。到战争结束，只有父亲奥托一人生还。盖世太保抄家时，安妮的日记散落在旧书报堆里，米普和艾莉把它们收集、保存下来，战后，她们把日记交到奥托手中。父亲将日记整理、誊写，于1947年在荷兰公开出版。日记很快被译成许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发行，全球的发行量达三千万册，成为战后有世界性影响的百部书之一。同时在荷兰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他们躲藏的那个房子成了纪念馆，她就读的学校改名为安妮·弗兰克学校。《日记》后来又改编成电影、电视和动画片，其影响可想而知。我国在1959年就曾有《日记》的片段在杂志上发表，80年代中译本问世。1996年又有根据国外的A版和B版选材、内容扩充的新译本出版。现在的译本，因篇幅所限，仍根据当时经过整理、删节、抄录的国外版本翻译。

宁瑛

1944年8月4日，绿衣警察进了后屋，逮捕了所有隐藏的人，以及克拉勒和科弗斯，并把他们送进德国的和荷兰的集中营。

“后屋”被盖世太保抢掠一空。米普和艾莉在留下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中间发现了安妮的日记。除了对读者没有价值的几处之外，现将原文印刷出来。

在“隐匿者”之中，只有父亲得以生还。克拉勒和科弗斯经历了苦难，在荷兰集中营侥幸活了下来，叉回到他们的家中。安妮于1945年3月——解放前两个月，在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去世。

我们在日记中看到，这个激情、敏感的少女在封闭狭小的环境中如何苦闷、无聊，她对在特殊的环境中人际关系的扭曲如何反感、厌恶，看到这个自尊心强、有独立见解的孩子与长辈之间的冲突；看到她用自己早熟的头脑对战争与和平、人性善恶、男女两性社会角色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同时地在日记中也真诚地袒露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在青春期性意识的觉醒和对异性的隋感的渴望。

——宁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