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8日
驻村生活的一大麻烦是生火炉。早晨起来，先要把昨夜炉中的煤灰清除。用火钩一捅，煤灰霍地腾起，床上、桌上很快就蒙上一层灰尘。铁炉热得快，一烧起来，屋内的寒气顿时被驱逐殆尽；缺点是温度不好控制，也许是我的经验不足，没有掌握控制温度的技巧。
中午，一个柯尔克孜族校友来访。他2007年从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后文简称“塔县”)工作，现已当镇长。他英俊挺拔，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能说会道，言谈举止之间透露出精明、干练和圆通。他一方面表现出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建设家乡的自信与豪情，另一方面又不无抱怨地说：现在惠农政策太多了，从医疗、教育、住房到农牧业生产资料和文化消费等许多方面都有政府补贴，个别群众有点儿被惯坏了，得了补贴还不知足，甚至得寸进尺，提出自来水费为什么不补贴的问题，让人哭笑不得。他还说到自己的一个执政感悟：对不同的群众要用不同的管理方法。
这个基层行政干部的一席话使我想到：理论总是骨感的，而现实却是丰满的。从理论上、道义上讲，国家发展了，理应回馈农村、农民，毕竟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农民做出的牺牲最大；而且适时把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农民，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但是，惠农政策如何设计，怎样把握出台的节奏和力度，尤其是怎样把惠农政策与提高农民的现代意识、现代技能及竞争精神结合起来，可能才是一篇真正的大文章。如果把惠农政策仅仅简化为给农民实惠，其效果可能要大打折扣。至于农村基层治理，更是万分复杂的社会课题。如果以为只要懂得“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宏大的概念，就能有效地执政一方，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人们把“群众”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使用的时候，很容易把“群众”理想化，把它想象成一个均质的群体。实际上，群众的区域差异、人与人的个体差异极大。古人在讲载舟覆舟的道理时，把老百姓比作“水”，从此以“水”喻民成为经典论述。但不同流域、不同地方、不同时节的水质并不相同。我想，当我们指摘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的时候，是否本身已经走在简单粗暴的歧途？
2014年3月9日
今天是我在乡村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天。早饭后察看巴扎。对南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而言，“巴扎”并不完全等同于农贸市场，它不仅是一个商品交易场所，也是一个人际交流空间，还是一个消遣休闲之地。
我们去得稍早了点儿，巴扎上人头攒动、尘土飞扬、人声嘈杂的高潮时刻尚未到来，但各摊位大都已准备就绪。如今的巴扎与我童年印象中的自由散漫的巴扎已迥然不同，所有摊位全部在一个大场院里，政府统一修建了交易大棚，并划分出五金区、小商品区、食品区、服装区、杂货区等许多区域，既方便群众购物，也方便政府管理。但在突出了商品交易功能的同时，巴扎的其他传统功能似乎被忽视和弱化了，传统巴扎的那种乡土气息、民间色彩也好像有所淡化。这些年什么都讲规范管理，这可能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也是现代社会的刻板与乏味之处。
在巴扎上，我买了一把火钳、一个煤铲，还买了几个小碟和一点儿干果。除羊肉外，各种商品都较便宜，比如盛菜用的玻璃小碟，一个只要1元钱。但我进一步了解后得知，每个小碟进货价是8角钱，商贩挣2角，销售利润率20％，已经很高了。
下午，麦盖提县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马军喜来访。他介绍了当地社会治安情况。我发现当地干部对本地治安状况的评估并不像我们来之前听说的那么乐观。他说：南疆地区反分裂斗争最复杂的地带是叶尔羌河流域和兵地接合部。兵地接合部由于兵地管理上的分治和衔接问题，容易形成社会治理的薄弱地带，给分裂主义势力以可乘之机。但从逻辑上讲，兵地接合部未必是分裂主义的主要病灶所在，叶尔羌河流域的核心区域恐怕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分裂主义的根源必须从历史、文化、经济等层面去探寻。P4-6
艾光辉 1960年出生，新疆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自治区学位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新疆多民族文化与文学、高等教育等领域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中央高层内参发表文章多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省部级项目5项。出版《大学论》等学术专著10余部。参与主编的《新疆当代文学史》曾获得新疆哲学社会科学很好成果一等奖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很好成果二等奖。
生活每天在继续，感受时刻在刷新，思想不断在涌动，一路走来，一路写去，不知不觉已积成25万余言，共计8章。回头审读、修改那些拉拉杂杂的文字，就像审看一部刚刚拍摄的电影，一个个场景，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历历在目。今天正午时分，温暖的冬日的阳光洒在安谧的南疆大地上，我终于完成了对全稿的校改，欣悦之情油然而生，如同一个耕耘者面对洒下汗水的农田。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首先要感谢为本书作序的张贵亭先生。他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自治区教育工委原书记，他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并深谙教育规律的领导者，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和激情充沛的诗人。他对新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教育等问题，均有深刻全面的把握和独到见解。
在本书写作和出版过程中，鞠文雁教授给予了诸多支持。她是新疆地区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的主要开拓者、组织者、实施者之一，经常奔波于全疆各地，对新疆社会状况尤其是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十分熟悉。
我要感谢与我一起驻村的工作组的同事们。他们是：牙合甫江·玉素甫(维吾尔族)、居来提·色依提(维吾尔族)、张建新(汉族)、阿不力米提．努尔(柯尔克孜族)、刘建中(汉族)、佟振兴(锡伯族)、地力下提．克依木(维吾尔族)。在尤勒滚鲁克的日日夜夜，我们一起入户走访，一起参加劳动，一起慰问群众，一起策划组织文艺活动，一起开展社会调研，一起分析问题、研究对策，一起海阔天空地闲聊。一人有喜事，大家同分享；一人有烦恼，众人共分担。出于突出主题的考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和趣事片段，在本书中没有太多呈现，但那些难忘的故事，将永远刻印在我的心间。
我要感谢那些虽未与我们一起驻村但一直关注和关心着我们的同事，我们工作与生活的每一个动态，都能在他们那儿引起及时的反响。一条条短信、一次次通话、一件件慰问品，无不传递着同事的支持和朋友的真情。对于本书的写作计划，他们均表示了热切的期待，并不时询问进展情况。这是我乐此不疲、一直写下来的动力之一。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出版社的朋友们，尤其是吴清老师。在漫长的程序性等待过程中，她的坚持与乐观以及在文稿编校中体现出的深厚的知识与文字功底，令我感佩至深。
本书只是一个来自都市高校的教师，在南疆一个不为外界知晓的维吾尔村庄的观察与思考。很难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南疆农村社会的普遍现实，但我可以自信地说：书中所记录、所呈现的都是我真实的见闻和见地。
艾光辉
时间流逝的速度永远是恒定的，本无快慢之分。可是，在人们的感觉上，有时度日如年，有时却光阴似箭。通常情形下，眺望未来，我们大都会感到时光漫长；而回首往事，我们却会感到时光飞逝。这正是我此刻的心境。在回首驻村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时间的步履是那么匆忙，200多个日日夜夜已经静静地存入记忆的档案盒里。
想当初，校长征询我的意见：可否第一批下基层驻村工作？我听了心头一震，然后是一片茫然。我知道，根据学校的现实状况，在谁下去的问题上并无多大选择空间。再说，既然都要下去，晚下不如早下。按照钱钟书的“吃葡萄理论”，我历来属于那种先吃“坏葡萄”的悲观派。
一连几天，心好像都在空中悬着。将要去的是一个什么地方？自然条件与社会环境如何？生活方式将会有怎样的改变？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如何应对？下去究竟要做什么？本来正在做或计划要做的工作如何安排？……越想问题越多，越感到迷茫。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一点，就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驻地。
出发那天，学校在主楼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送行仪式。现场弥漫着一种在后来看来有点儿滑稽的悲壮气氛，那又是一个冬末的清冷的早晨，很有点儿“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无论什么事情，当它一旦变为现实，你忐忑的心情就会转化为踏实感。当我们住进村里，收拾好满是尘土的简陋小屋，生起小煤炉，我们知道，新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确定性变得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既然已迈出第一步，跟着就必须走出第二步、第三步，并且不停息地走下去。
客观地说，乡村各方面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县、乡干部的从容和村干部的朴实，给了我们最初的信心和慰藉。
对于“三民”(后来改简称为“访惠聚”)工作，我的理解是：“访民情”是基础，“惠民生”是关键，“聚民心”是目的。上级党委的关注点在“聚”，老百姓的聚焦点在“惠”，而工作组的切入点却是“访”。一开始入户走访，工作组每个成员的忧国忧民意识就都被激发出来了，驻村工作的价值也就凸显出来了。走进一户户农家，我们看到了发展，也发现了问题；看到了希望，也发现了危机。我们为百姓生活一天天的改善而欣慰，也为这种改善的基础薄弱而忧虑。我在接受人民网和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都说过一句相同的话：驻村以来，我们每天都有新发现，每天都有新感受，每天都有新思考。身处中国最西部、最基层的乡村，在农民的屋里院外，在广阔的田间地头，在与村干部每一次握手的瞬间，在轻松坦诚的座谈交流会上，我们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充沛温热的大地气息。
初到麦盖提，我意识到自己暂时脱离原来的生活轨道，与农民朝夕相处，必将成为人生旅途中独特的经历与体验。同时，这也是一个契机，这么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南疆农村社会，或许我能够得到许多在书斋中、文献里得不到的启示，并激发出一些思想的火花。因此，我觉得应该记录下这段岁月，记录下每天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于是，一向没有写日记习惯的我，从3月4日起开始写“驻村日记”，并立下宏愿：最终出版一本日记体著作。最初拟定的书名为《走近刀郎X那时我觉得，用一年时间能够尽可能接近刀郎历史文化、接近基层干部群众的现实世界与内心世界，已属难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见闻的积累，随着与干部群众交往的深入，随着思考的深化，自信心也在潜滋暗长，终于有一天我决定把书名改为《走进刀郎》。至于走进多少不得而知，但肯定离“最后一公里”还有不短的距离。
于是，每天的写作成了一个承诺，它督促我每天都要用心去观察，凝神去思考。每天做完必做的工作后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的时光，是我一天中最充实、最惬意的时刻。老实说，《走进刀郎》的写作，是我驻村一年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它使我对时间的态度变得矛盾起来。有时我盼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儿，我的家庭、学生、事业，每时每刻都在远方召唤着我；有时我又担心驻村工作会因某种原因戛然而止，我不想在乡村的工作半途而废，更不想我的写作计划中途夭折。
乡村生活不同于都市，它不那么程式化、规范化，而是更加放松、随意。乡村生活的特点，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在本书写作中，我力求去学术化，力避文学腔，努力突出纪实性、随想性。当然，现在回头检视，这一目标也许只是部分实现了。
驻村生活已近尾声，很快我将回到已见证我大半人生的、我热爱的学校生活轨道中。我想，到了离别之际，我不会有太多的不舍与伤感。但是我知道，尤勒滚鲁克村——那个叶尔羌河畔的小村庄，将永远在我心中留下清晰而鲜活的记忆。驻村一年，我们有过艰苦的体验——骄阳下沙上植树，风沙中走村入户；也有过惬意的感受——坐看风起云舒，卧听乌喧虫鸣；有过沉重郁闷的时刻——在一贫如洗的农户家中，在倾听村民申诉之际：也有过欢欣快乐的时光——在村民喜庆的婚礼上，在老友新朋欢聚的谈笑中。我们每天都有对现实的忧虑，每天也都有对未来的憧憬。时间虽在流逝，但记忆必将历久弥新。
艾光辉
《走进刀郎》这是一部日记体、纪实性散文著作。作者艾光辉以新疆喀什叶尔羌河畔一个维吾尔村庄为视窗，以“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为主线，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记录每天的见闻、经历、感受与思考，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历史、文化、民俗、教育、自然等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物，有故事，有对发展的描述，有对矛盾的观照，有对问题的剖析，有对未来的憧憬，有对真情的抒写，力求多侧面、立体化地呈现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南疆社会图景。
“刀郎”其实是一个古老部族的名称，它是今天维吾尔族的一支，主要生活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叶尔羌河流域。“刀郎”一词出现在察合台汗国时期，最初的意思是“集中”。刀郎人不仅勇敢彪悍，而且颇具艺术基因——刀郎舞和刀郎农民画闻名遐迩。
《走进刀郎》作者艾光辉在历史上刀郎人生活的核心区域之一——新疆喀什麦盖提县一个叫“尤勒滚鲁克”的小村庄，用8个月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为我们真实地呈现了一个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南疆农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