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老朋友，一个盲人，今晚来我家过夜。
晚饭后，电视里播放着关于大教堂的纪录片。盲人让我描述大教堂的样子。我这人没什么信仰，但假如我的命都要赌在这上面，假如一个疯子非逼我描述，否则就要了我的命，我该从哪里说起呢？
我找来纸笔，盲人摸着我拿笔的手。我们要一起画一座大教堂。真是疯了。我画上尖顶，画上拱形的窗户，画上飞扬的扶壁，我画着画着闭上了眼睛，干着我这辈子从没干过的事，我停不下来。我想就这样再多闭一会儿。
我闭着眼坐在自己的房子里。但我觉得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包裹不住我了。
做毫不做作的人，写毫不做作的小说。卡佛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
《大教堂》中的短篇大多讲述了在平凡生活中突遭厄运的普通人的脆弱和挣扎。小说中那些失落、失望和失意的瞬间，常常令人产生如踩空台阶一般的失重感。故事往往在出人意料之处戛然而止，而结局，或许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

雷蒙德·卡佛（1938—1988），海明威之后美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人生的前一半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晚年文学声名渐高，却罹患肺癌，五十岁便英年早逝。卡佛致力于描绘美国的蓝领生活，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是他小说中的常态。卡佛的作品风格和他自身经历密切相关，包括极其精简的遣词和冷硬的语言风格。

羽毛
瑟夫的房子
保鲜
软座包厢
好事一小件
维生素
小心
何方来电
火车
发烧
马笼头
大教堂

目标和希望会枯萎，但人们自己不会。他们把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本书收录雷蒙德·卡佛十二篇短篇杰作，GOODREADS读者票选“史上最佳短篇小说集”。
村上春树挚爱的作品。李健、五条人都爱读。赠“人生登机牌”书签！

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
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
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
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
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
活着并非易事。
——雷蒙德·卡佛
在学习伟大小说如何写
成的意义上，雷蒙德·卡佛
无疑是我最可贵的老师和最
伟大的文学同路人。
——村上春树

羽毛
我工作中认识的朋友，巴德，有一天叫我和弗兰一起去他家吃晚饭。我不认识他老婆，他也不认识弗兰，算是扯平了。不过，我和巴德是朋友，我知道他家里有一个婴儿，当时应该有八个月大了。这八个月都跑到哪儿去了？见鬼，那之后的时间又去哪儿了呢？我还记得那天巴德带了盒雪茄来上班，在午餐室里分给大家抽。是那种杂货店里卖的雪茄，荷兰大师①牌。每根雪茄上面都有一条红色标签，包装纸上写着“是个男孩！”。我不抽雪茄，但还是拿了一根。“再拿两根。”巴德晃了晃烟盒对我说，“我也不喜欢雪茄，是她的主意。”他说的是他老婆，奥拉。
我从没见过巴德的老婆，只有一次在电话里听过她的声音。那是个周六下午，我无聊得很，便给巴德打电话，看他有什么点子。这女人接起电话，说了声：“喂？”我有些懵，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是巴德的老婆。巴德倒是跟我提过几回她的名字，但我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她又说了一遍：“喂？”我能听见那边电视开着。然后她问：“谁呀？”我听见有婴儿开始闹了。“巴德！”那个女人喊道。“怎么了？”我听见巴德的声音。我还是想不起她的名字，就把电话挂了。后来上班见到巴德，我当然没提打过电话的事。但我还是兜着圈子让他提起了他老婆的名字。“奥拉。”他说。奥拉，我对自己说。奥拉。
那天我们在午餐室里喝咖啡，巴德跟我说：“没什么事，就我们四个。你和你太太，我和奥拉。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起聚聚。晚上七点左右来吧。她六点喂小孩，接着哄他睡觉，然后咱们就吃饭。我们的地方不难找，这是地图。”他递给我一张纸，画满了线条，标示着大街小巷路口之类，还有箭头指示着东西南北。一个大叉标出了他家的位置。我说：“我们很期待这次聚会。”不过，弗兰对此并不太热心。
那天晚上看电视时，我问弗兰我们去巴德家要不要带点儿东西。
“比如说带什么？”弗兰说，“他说要我们带什么了吗？我怎么知道要带什么？我没主意。”她耸了耸肩，瞥了我一眼。我跟她提起过巴德，但她不认识他，也不大想认识他。“我们可以带瓶葡萄酒，”她说，“不过我无所谓。要不你就拿瓶酒吧。”她甩了甩头，长发在肩头摇摆，似乎是在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别人呢？
我们拥有彼此。“过来。”我说。她朝我这边靠近一点儿，让我能一把抱住她。弗兰个子很高，一头金发散在背后。我捻起她的一缕头发，嗅了嗅，将手缠绕在发丝里。她任由我抱着她。我将脸埋进她的头发里，把她搂得更紧了一些。
有时，长发会挡住她的视线，她不得不撩起来拨到肩后。对此她很不耐烦。“这头发真碍事。”她说。弗兰在一家乳制品厂工作，上班时得把头发盘起来。每晚她都得洗一次头，然后边看电视边梳理。偶尔她会威胁说一定要把它剪了，但我想她不会的。她知道我有多喜欢她的头发，知道我喜欢得多么疯狂。我对她说，我就是因为她的头发爱上她的。我告诉她，如果她剪掉头发，说不定我就不爱她了。有时我会叫她“瑞典人”。说她是瑞典人也真会有人信的。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晚上，她会一边梳理她的长发，一边和我一起大声地说出我们希望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我们想有辆新车，那曾是我们的愿望之一。我们也盼望过能一起到加拿大玩两个礼拜。但我们从来没有盼过的，就是孩子。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孩子，就是因为不想要。可能哪天会想要吧，我们对彼此这样说过。反正我们现在不想要。我们觉得，也许我们会一直不想要。晚上我们有时会去看电影，要不就待在家里看电视。有时弗兰会为我烤些点心，不管烤得怎么样，我们都会一口气吃完。
“他们可能不喝葡萄酒。”我说。
“就带葡萄酒吧。”弗兰说，“要是他们不喝，那咱们就自己喝。”
“白的还是红的？”
“再带点儿甜点。”她没搭理我，“不过，带什么都行，我真的无所谓。这是你的聚会。咱们可别太当回事，小题大做，要不我可真不想去了。我可以做个覆盆子咖啡蛋糕，或者纸杯蛋糕什么的。”
“他们会准备甜点的。”我说，“你不会请人到家里吃饭却不准备甜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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