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小区大门口，见沿路停了一溜车。有几个人站在那里跟物业的保安争吵，围观者一大堆。慧明信口问人出了什么事。对方答说，小区的汽车又被人用利器划伤了，大概有十几辆。慧明说，什么人这么无聊呀。对方说，就是查不出来，特别莫名其妙。慧明因是无车一族，急着上班，便也懒得打听这些闲事。
这个小区叫北泉小区，号称高尚小区，慧明之所以掏尽家底选择这里，完全是为了小驴上个好的中学。北泉中学升学率很高，家长们都挤着把孩子往这里送。慧明自然也不例外。
慧明搬来不久，就听说汽车被利器划伤的事。一年住下来，几乎隔月都有类似事情发生。小驴在家曾跟她笑谈，说他第一次觉得家里没车真是太好了。慧明也说可不是？少操好多心啦。
这话真不错。小区的车主们为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但似乎全无解决之法。车主们联手调查多次，仍是查不出个所以然。他们跟物业也吵闹过许久，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这事不能怪物业。小区面积太大。北面有一片树林，林木稀疏，以前就是给大家歇凉散步的。初始大家也都颇喜欢这片林子，后来车多了，路边或门前的停车位完全不够用，于是有人将自己的车停到了树下。有第一人，便有第二人。久之，这片树林便成了停车场。物业开始管管，后来管不住，便也罢了。毕竟这么多车要停，停车场不够也是问题。忽有一天，停在树林的汽车被利器划伤，不是一辆，而是十几辆。车上的深痕就是车主心上的深痕。受害车主们便联合去找物业扯皮。但物业明确说这里本就不是停车场，你们要停是你们自己的事。车主们自然理亏，又提出希望能够安装监控。物业又表示树林里没有电源，无法安装。实在要安装，从配电房拉线下埋，安装摄像头，以及施工诸类，这些费用均由业主们白出。有车业主便希望全小区分担，无车业主们则表示此事与己无关，绝对不出。另有车主回家较早，小区内车位足可停车，多数时间并非停在树林里，也不想出钱。这样扯来扯去，长期在树林停车的车主人数便有限，均摊到自家头上，费用不小。关键是，即令自己花了钱，车位也并非专属自己。万一回来太晚，车停满了，照样还得到处寻找车位。这样想过，又觉得自己未免太不合算。如此，此事扯来扯去，便成死结。不安装摄像头，物业倒也省心。一纸通知下达各户，上面说树林不是停车场，但凡停在那里的汽车如有损伤或丢失，均与物业无关。车主们便只有抱着侥幸心理，期望自己的车运气好。但是，那个出手伤车的人，却不让他们有如此好运气。有一个姓朱的车主最是倒霉，因为谈生意回来得晚，总是停在树林最暗处，结果他的车已经被划伤过三次。所以，每每跟物业吵闹，他都是最凶的一个。破口大骂的各种脏话，也让听者惊心。
划车的人也是颇让人费解。人们不知道他何时出现，何时潜伏。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没动静，大家便弹冠相庆，说这家伙多半被抓进了局子，又有说狗日的没准窜到别省作案不回了。好一点的则说，或许搬了家。可就在大家兴高采烈时，他却又冒了出来，一次划它十几辆车，刀口又深又重，气得车主们几欲发疯。有一天，朱姓车主的车早上又被划伤，他下午提前回来，站在树林边叫骂。世上所有脏话，几乎都被他轮番骂出。骂得树林边的人家，忙不迭关窗，怕孩子听了不妥。另有两个车主也上去帮腔。三个人你来我往，高一声，低一句，像演大戏。但没有被骂对象在场，骂也白骂，连观众都没几个。
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这么做？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有着怎样的规律？人们分析来分析去，却连边都摸不着。物业的保安部也算尽职，还找来了片区警察，叫上诸多车主，联合开了几次会，请大家提供线索，共同分析。把小区里有案底的或是那些看上去不正经的，都逐个进行了排查，最终也没查出个名堂。
没车的人都是看热闹的，这事已成他们茶余饭后的笑话。还有玩笑说，小车经常在小区里横冲直闯，出过不少事故，停车也极不文明，大家散步的树林也被占用，无车人家都讨厌得他们要死，没准有个无车主联合会，专门整他们这些有车的。
这当然就只是个玩笑话。
小驴有一天还故意神秘兮兮地对慧明说：这事好玄，我猜可能是鬼做的。说得慧明汗毛耸起。这时候，慧明觉得没车真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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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霆，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小说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当代小说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编著作品有《2010年度短篇小说精选》《2013年短篇小说选粹》《2014年短篇小说选粹》。
在思与诗的双重映照下
／林霆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写道：“不存在坏照片，这说法不完全错——只存在不那么有趣、不那么重要、不那么神秘的照片。”（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这样的看法，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创造性艺术产品。短篇小说年选的工作，正是寻找那些有趣的、重要的和具有神秘美感的作品。
虽然讲故事仍然是短篇小说所需要的，但是仅靠经验的写作，并不能成就小说的意义深度和艺术高度。小说要想通过故事来打开人心的窗口，探测人性的深度，并将世界的意义重新赋予，还需要作家对于世界复杂性的认知和对这种认知的卓越表达。
也就是说，思与诗是优秀小说应该具备的两个重要质素，这也是本年度短篇小说选本的筛选尺度。
这个选本中的作品，最为集中的主题倾向是书写现代人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年长或是年少、男人或是女人，他们在生存困局中的挣扎和心灵的扭曲都在见证着一个正在剧烈裂变的时代。不仅如此，作家们在司空见惯的经验世界中，也在抚摸人性病变时扭曲的毛细血管，透视人性的复杂性，或者试图寻找人性在极致环境下可能生发出的善意。
作家徐则臣对于游荡在大都市中漂泊者的书写，总是令人特别难忘。他的小说将人物逼仄的生活与其巨大的心灵空间相对立，所关涉的领域从现实到想象、从地面到天空，由远及近、虚虚实实，张力巨大。而且，小说从不在毫无出路的现实困境中黏着，而是让人物尝试心灵的突围。这种处理方式总让他的小说闪烁着奇异的诗意和美感。在新作《狗叫了一天》中，作家同样是把最无意义的生活指给我们看：一群来自农村、以贴小广告为生的年轻人，过着没有任何前途的生活，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最为令人震撼的是，他们在麻木不仁和不知不觉中，以弱者的身份欺凌着更加弱小的生命。与此前创作不同的是，徐则臣底层小说中常有的“诗意化”叙事者已经消失，它不再开掘心灵的维度，也不做出评判，而是无知无觉、浑浑噩噩。这既是叙事者的冷酷，更是旁观者的绝望，小说的诗意维度丧失殆尽的同时，是其意义深度不容置疑的推进。可以说，《狗叫了一天》是一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短篇小说，无论是对作家本人，还是对近些年来火热的底层叙事来说。
移居深圳后的武汉作家邓一光，在近些年的创作中，倾心于对大都市人精神困境的书写。今年的短篇小说《光明定律》，则指向了城市人没有爱、无所爱的精神盲症，主人公所追求的光明，实则是一片没有希望的灰色地带。小说中方言的使用所产生的晦涩感，与作家所追求的艰深的精神向度相应和，形成颇具学院派倾向的写作风格。 著名女作家方方的《云淡风轻》，以女性的柔软温情来观察世界的刚硬冷漠，同样令人难忘。城市人互相倾轧、彼此伤害，没有同情，更没有怜悯，人性的坚硬和无情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扭曲指向了事件背后的信仰缺失、教养粗鄙和对生命极端不尊重的时代病症。而张玉清的《一百元》则敏锐地看到，这一时代病症已经由城市蔓延到农村，一个淳朴的农民可以为了区区一百元而残害家养狗，这让那些对城市失望后去农村寻找精神家园的人们，感到绝望和寒冷。
此外，弋舟的《出警》基于对人的孤独感的体恤与怜悯，描写了一对老警察与老罪犯之间的默契。不仅如此，小说中其他人的生命感受，也在展示着这世间无人能逃避的、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某种程度上，小说的意义指向了生命本体的层面。
这些作品直指中国人在现代语境中的生活难度，也就是由资本发展、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人际关系的重塑、人心的异化，以及人在无可选择、无法改变的环境中痛苦迷茫的精神向度。小说对当下现实和人性状况所持有的悲观态度，显示着作家们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体认和对中国人精神存在的深深忧虑。
与此类作品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带有温暖和希望甚至经由信仰而进发出爱意的小说。如老作家白先勇的《Silent Night》，就是这样一个寒冷与温暖同在、污秽与圣洁同在、无情与有情同在、罪孽与恩典同在的故事。它如此复杂又如此简单。外界环境的寒冷污秽、人生境遇的无情与罪孽和灵魂的温暖圣洁同时出没。这里有一个个既凄惶又安详的人生运命，他们的生活地点、出身境遇几乎是不可选择的宿命，然而他们彼此之间的两两相遇又是偶然的，那种美妙不可言喻，只能说是来自上帝的恩典。
同样书写底层世界，周洁茹的《佐敦》意图表现在无尽的伤痛和艰难中，不放弃希望的坚持。小说描写的是大陆人移居香港后窘迫困顿的生活。不仅仅是贫穷、疾病，还有无身份、无家庭关爱的焦虑。但是她们对未来仍然存有希望，坚信只要支持孩子上学，坚持走完学校门口的台阶——这世界上最长的台阶，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她们也会越来越有力量。小说中女性之间的真诚关爱，就像是寒冷冬天中的暖阳。张怡微的《你心里有花开》也以现实细腻的写法，书写了两个女人之间深厚的情感，这动人的情感让坚硬冷漠的外界环境变得多少让人留恋一些。对女性生存困境、情感困境的书写，使小说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立场。艾玛的《跟马德说再见》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小说书写不如意的人生，却怨而不怒。马德婶面对所有不如意的时候，没有沉重的叹息，只有安之若素。租住在马德家的女作家，作为一个旁观者审视着这一家人的命运，并最终以极大的理解参加了马德的葬礼，这是两个不同阶层的交流，是知识者对底层人所表达的最后的敬意。 ……
这类小说的信息量极大，细节之多几乎难以转述，这在构成小说主题的多义性的同时，也为理解和沟通制造了障碍。所幸，富有经验的作家们都为自己的作品设置了一个重要的象征物，如“跷跷板”“病鱼”“灰鲸”“万用表”和无来由的“欢笑”，这些象征物巧妙地将小说细节汇集为可以辨识的路径，为小说意义的表达制造了一个隐晦而富有趣味的出口，并最终形成现代小说的神秘氛围。
与表达中国人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不同的是，两位海外作家在对海外华人的人生境遇的书写上，表现出别样的平静和人性的情怀。加拿大作家陈河的《寒冬停电夜》并不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作品，但却能吸引人不断地读下去。不涩滞不板结，舒舒服服顺畅地读完，会发现它完整的结构，如同一个严实的橘皮，包裹着一瓣一瓣新鲜的橘瓣，汁水丰富、余香不绝。小说用一个寒冬停电的夜晚，包裹着移民们在海外的别样生活。一个新搬来的台湾家庭，它的秘密过往，它的前途叵测，它来了又走，就像一阵风、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出现在“我”平静的生活中，虽然纠缠多日，但终究只是众多过往中的一段插曲。小说叙事者处事不惊的淡然和叙述语言的精致优雅，显示着海外华人作家不凡的创作水准。另一位海外华人作家张惠雯的《十年》也具有相似的气质。作为一位擅长表现人物情感纠葛的成熟女作家，她对中年人的情感体察深入到位，其表现手法娴熟自然，小说叙述细腻而颇具耐心，人物的悔十艮与爱意纠缠的情感令人难以忘怀。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文革”题材小说。这是一种近些年来从未受到瞩目，然而却总是被人不断提起的题材，在此领域中，每年都会有新作乃至佳作诞生。这不仅仅是出于作家们难以忘怀的历史经验，而且也是因为他们在试图寻找更加个人化、更加深切的书写角度。韩少功的《枪手》写一个可怜的后娘养的孩子如何成为一个死刑犯的故事，读来让人倍感心酸。他在武斗中无意用枪伤了“我”，从此他的人生几乎不受自己控制，在一个疯狂的年代如同登上一列无人驾驶的战车，一路向西直至灭亡。为了让小说不显得那么悲惨，作家在结尾处稍稍迂回了一下，延宕之余为人物的存活留下了渺茫的希望。小人物、大历史的构思令小说的个人化视角显得宽阔而厚重，也让宏大的历史叙述获得了私人化的证言。
女作家唐颖的《套裁》在处理“文革”题材时，同样采用了个人化视角，不同的是其兼具女性化特征。“套裁”两条黑包裤作为核心事件，呈现了政治对个体实施强力压迫、性征成为禁忌的特殊年代。小说最惊心动魄之处在于美与丑的并置，对美的向往与对个性的压抑、大批判的氛围共存，以及少女逼人的青春气息和自保时的残酷无情，两两相对，互相映衬。这样的处理方式，打开了窥视历史的私人通道，为认识人性丧失的过程提供了一个“人性”的入口。
可以说，2016年的短篇小说呈现出较为成熟的写作面貌，无论从对时代的文学见证上还是对现代人的精神挖掘上，都表现得异常深邃和敏锐。同时，在小说的审美层面上，并不追求出人意料的新奇感，而是努力与现代人精神的复杂性保持同步，以丰富的细节和充沛的信息，来构建委婉而神秘的艺术效果，为现实主义创作带来诸多现代性特质。这也是2016年短篇小说的集中倾向和重要贡献。
林霆主编的这本《短篇小说选粹（2016北岳中国文学年选）》权威遴选2016年度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并深度点评。筛选的尺度是“思与诗”，小说的创作维度有三个：现代人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对于神秘性感或者不确定性的偏爱；别样的平静和人性的情怀。
本书由《名作欣赏》杂志鼎力推荐。
林霆主编的这本《短篇小说选粹（2016北岳中国文学年选）》精选了2016年度发表在国内文学期刊的最优秀的20部短篇小说。分别为方方的《云淡风轻》、黄咏梅的《病鱼》、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张玉清的《一百年》等。这些短篇小说题材涉及广泛，内容有深度，无论从思想性、艺术性，还是可读性来讲都极具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