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历史的边上》是王学泰先生的读史笔记。先生私心于史，不同于以研究为目的的史学家，注重历史的趣味或“好玩”，翻看历史的另一面，因而先生写出来的读史笔记是“写在历史的边上”。“历史的边上”即历史边边沿沿的一些小事件、小问题，也是史学家不太关注的点或不曾关注的视角，如在此书中，他读的王安石变法、北京的幽默、《丑陋的中国人》、礼乐文化中的玉，甚至立春、清明等节气，有一己之见，但足以引众人之思。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2003年退休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后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领域最初偏重于中国古代诗歌史，近十年来，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14年12月被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授予“食文化终生成就奖”。著作有《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饮食文化史》《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水浒·江湖——理解中国社会另一条线索》《水浒识小录》《幽默中的人事百态》《中国式的幽默》《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重读江湖》《发现另一个中国》《平人闲话》《王学泰读史》《采菊东篱下》《坎坷半生惟嗜书》《江山如有待》《往来成古今》《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一蓑烟雨任平生》《监狱琐记》等。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诗评选》（王夫之评选）。

润物无声说风俗
话说元旦
立春琐谈
清明节的变异
杏花·春雨·江南
端午节祭与祭祀泛滥
礼乐文化中的玉
村社组织的粘结剂：传统礼俗
——读《礼失求诸野》
萧规曹随论制度
软约束与硬规范
冷血皇帝—乾隆
说“罪己诏”
说“皇恩大赦”
科举制度的本质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作为皇权统治弹性机制的科举
远去一百年的贡院
模糊千年的一条民事法
吏胥之害
“吏治”与“治吏”
—— 评刘建基《中国古代吏治札记》
王安石变法与钱
书海世情偶一瞥
汉字
粥的故事
淡：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中英的改革与保守
说跪拜
说诚信
老北京的幽默
市场上应该有些闻香果
呼唤狂者与狷者
君子之德，常存敬畏
文化·“武化”·商业化
有感于“电影经典对白的评选”
从“不怕鬼”到“不怕兔”
有组织的犯罪·帮会·黑社会
又见“武林”
从“有鬼无害论”说到“有鬼有害”
做子民、臣民，还是做公民？
黄宗羲定律与“黑宗羲定律”
自然生态下的知识人
长毛状元与国朝诗别裁集
日记漫谈
《闲话藏书》的闲话
《丑陋的中国人》及其风波
写在历史的边上
——读《中国好人》
审视清代会党泛滥的新角度
——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
“国学”不可能成为主流学派
传统读书就是慢读书
再说传统读书

“名家读史笔记”丛书序
读了几十年文章，自己
也写了几十年文章，说老实
话，大部分文章都淡忘了，
即使是自己写的，虽曾呕心
沥血，一笔笔写，一键键敲
，但是，也大都淡忘了。题
目，自然记得；内容，却只
记得大概，但是，儿时读过
的一些文章，例如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刘禹锡的《
陋室铭》、欧阳修的《醉翁
亭记》、苏轼的《前赤壁赋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却至今不忘，有的还能自
头至尾地背诵。为何？我想
，其原因首在于小。人的记
忆力都有限，谁记得下，背
得住那动辄万字的大文、长
文！纵观中国文化史，能够
流传千古、传诵不衰，刻入
民族记忆的名文似乎都是小
文，篇幅虽短，却小中见大
，精光独具。
感谢东方出版社愿意再
版我多年前的旧作《横生斜
长集》，而且希望我主编一
套小文丛书，我觉得此意大
佳，幸得邵燕祥、王学泰、
陈丹晨、雷颐诸大家支持，
于是就有了现在呈现在读者
面前的这几本书。
我虽然提倡小文，钟情
小文，但是，并不排斥大文
、长文、大著、巨著。宇宙
万物，各有其长，也各有其
用。古人云，“并育而不相
害”，“并行而不相悖”，此
之谓乎？
杨天石
2016年7月于北京东城之
书满为患斋

《写在历史的边上》是著名文化学者王学泰的读史小文。王学泰潜心研究历史几十年，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审视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笔下生风，兼有文化的深度和历史的纵深感。
全书共46篇小文，篇幅短小，涉及风俗、制度、史书等方方面面。小文可读性强，没有意识形态或学术圈子的概念束缚，适合随时随地快速阅读，容易获取文史知识、增广见闻并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学泰那个文字啊，老到
。这个确实经过炼狱炼过以
后的。
——邵燕祥
王学泰的“游民文化”，
与余英时的“士文化”、李珺
平的“门客文化”鼎足而三。
——鄢烈山
他（王学泰）经历了人
生那么大的灾难，他不夸张
，就是自己亲历的事实，人
和事情。难得的，我跟邵先
生感觉一样，他的清醒，也
就是他的觉悟。他难得的是
他的清醒和觉悟。
——王得后

话说元旦
元旦本来指元月元日，也就是口头上说的“大年初一”。现在农历上的大年初一，降格为春节初一，元旦专属阳历年的第一天。现在日历上虽然是阳历(或称公历、公元、新历、西历)、农历(或称阴历、夏历、旧历、废历)并列，但阳历占主流位置，官方以及社会使用的都是阳历，农历使用范围越来越窄，近些年来仿佛只有在“春节”“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里人们才会想起农历。这些已成为习惯，用元旦称呼阳历新年也已成为语言定式，读者可能不知道它是经历了百余年的磨合才完成的。
中国自古特别重视历法，自周代以来，每年秋冬之际朝廷把第二年的历书颁赐给诸侯或地方守令，确定每个月“朔日”(初一)。接受一个新朝，首先就要接受它的历法，这就是所谓的“奉正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们有了大同意识，不再自标独特，采用世界通用的阳历，直至今日。
然而，使用阳历不自1949年始。近读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集，书前附其年谱，其中记载辛亥年十一月(旧历)“十三日，孙文至南京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定是日为民国元年元月元日”。许多学者也认为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使用阳历是用阳历始。
如果再细致一些，在此之前处于风雨飘摇的满清朝廷已于1911年12月7日(阳历)上谕有“资政院奏、议决改用阳历”，并指示内阁宣布和“筹办”事宜。与中华民国政府相比早了23天。
为什么要使用阳历？一是进步，二是方便。清末民初，那时先进的知识人一改传统上“向后看”的观念，崇尚进步。在历法上也是如此，梁启超就说“歌白尼破坏旧历学而新历学乃兴”。更重要的是方便，那时中国的大门被列强闯开，与世界交往增多，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使用阳历，据说不用的仅有俄国、日本、土耳其。中国外出使节感到特别不便的就是历法与服饰，所以早在光绪年间就有人向朝廷提出要剪辫易服和使用阳历。这两者看来既不关当朝的权力，也不损害其物质利益，但却是名分所系，一直没有通过。待武昌革命爆发，朝廷岌岌可危，甚至摄政王载沣也撂挑子了，于是在同一天也宣布“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翦发”并改用阳历。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上台强势推行阳历，老百姓尚未习惯，特别在过年问题上矛盾尤为突出。如民初学人李定夷所言：“吾国改用阳历，为期尚浅。故北京市面，表面上虽已于新历新年时，遍糊春帖，悬挂国旗，以志庆贺，而一切实际上过年之事，则阴历年底方纷纷准备。”(《民国趣史》)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也记载了民国四年(1915)元旦时“地方官厅，百端点缀，勒令民间过年，然应者不过国旗招展而已(间有被迫换桃符者)”。要全国老百姓都在阳历“元旦”过年，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只能采取行政手段强迫，但老百姓还是筹备过阴历年。无怪有人发牢骚说“反正以还，一律改行太阳历。康次由为吾诵长沙一土地庙春联云：‘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盖凡土地皆合塑男女像，男像日土地公公，女像日土地婆婆，故出幅云尔。然而读终上下幅，固未有不捧腹胡卢者。”(吴恭亨《对联话》)涉及风俗习惯变迁的事情，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阳历使用更是如此。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