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之造白金，是因为连年击胡，又水旱之灾频发，“县官大空”，“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澹用”（《汉书·食货志下》）。王莽以白银为货币，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首先，王莽以白银为货币，像以龟贝为货币一样，自有其复古思想的根源。其次，在王莽的“宝货”制体系中，龟贝早已不在货币序列，甚至连宝物都算不上，骤然身处货币之列，朝夕之间难以齐备。而黄金早在王莽登上帝位之前，就禁止列侯以下的私人蓄积，“宝货”制虽然规定了黄金一斤值钱一万，但此时是有价无市。因此，如果不把白银列入“宝货”的体系中，这个“宝货”制就只能是空有其名了。最后，王莽的币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搜刮富豪的财产，此时的少府内，应该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白银，利用它们进一步聚敛民财，当是王莽的又一重要策略。
除此之外，西汉文献中，偶有提及白银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金布律》有采银纳税的记录；《汉书·食货志上》载晁错言：“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贡禹也说：“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这些记载中，白银往往与黄金、珠玉并提，主要是因其所具有的价值，贡禹所谓“为币”者，当主要是指铜钱而言，因为除了武帝时期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外，西汉没有用银的记载，而珠玉用为货币就更无可能。故秦及西汉时期，除上述两个特殊时期外，白银尚未取得货币地位。
东汉关于白银的记录不多，但相较西汉已有改观。《后汉书·班超传》：“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后汉书·西羌传》载：“（安帝永初五年）秋，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人上邦城，琦自称安汉将军。于是诏购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遣刺客杜习刺杀琦，封习讨奸侯，赐钱百万。而杜季贡、王信等将其众据樗泉营。侍御史唐喜领诸郡兵讨破之，斩王信等六百余级，没人妻子五百余人，收金银彩帛一亿已上。”又载：“延光元年春……安帝假金印紫绶，赐金银彩缯各有差。”安帝延光四年（125），宦官孙程等拥立顺帝有功，顺帝封十九侯，《后汉书·宦者列传》“孙程”条云：“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
考察东汉文献有关白银的记载，有以下特点：首先，全部与黄金并用，可见两者性质在当时相若，应该都具备货币的职能。其次，涉及价值尺度、储藏、资财、赏赐、酬谢、贿赂、聘金等七个方面，虽然与黄金、铜钱的全面性还不能相比，每项功能的事例也往往只是一条，但相比秦汉时期而言已是巨大进步。再次，东汉文献中，用银记录最早出现于章帝章和元年（87），稍晚见于和帝永元二年（90），但这两条文献所示，都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应该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有关，未必能说明中原的情况。东汉用银记录集中出现于安帝以后，占全部用银记录的80％，而且已有较多中原的事例。因此可以认为，东汉白银的货币职能，在安帝以后越来越受到重视，地位迅速上升。
三国之时，白银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并有超越黄金之势。《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正始元年（240）七月诏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干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说明白银已具购买与支付功能。又载，嘉平五年（253）八月诏云：“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干户，谥日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干饼，绢干匹。”赏赐已变为银、绢，白银地位的上升毋庸置疑。因此，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到三国时期，白银的货币职能得到了充分肯定，地位提升并得到巩固。
山东青州、临淄曾出土过一批汉代银铤，多为长条形，亦有束腰船形者，有“中元二年”“中元二年考工所造”“光和四年左尚方造”“建和二年上郡亭侯口口公行银匠王升银匠左宫银匠吴口”等铭文。对于这批银铤，学术界颇有争议，一般认为是真品，或者至少有真品存在。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中，提出两点疑问：其一，长条状铤形金银见于唐宋之后；其二，字口新而铤身旧，疑为后刻。他认为这类遗物当属宋元时代以后。据彭信威先生《中国货币史》一书中提供的船形银铤的照片观察，此种银铤应该出现于宋元以后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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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承泰，1964年生。湖南衡阳人，祖籍安徽濉溪。本科及研究生阶段均在武汉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主攻战国秦汉考古，兼治中国古代钱币和铜镜。已出版专著（考古报告）5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兰军，山东蒙阴人，1987年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史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书院历史与文化，发表相关论文近十篇。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历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等，曾获中国图书奖、人文社会科学很好著作奖、湖北省出版政府奖等。
姚伟钧，1953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中心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工艺评委，中国烹饪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员，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饮食研究》杂志社编委会主任。
交易媒介的产生，在中国大致不晚于商代，彼时只是以某些实物为载体，其中天然贝的使用最受重视，甲骨文及金文中屡见赐贝、用贝的记载。过去往往也因铜质仿贝的存在，并参照楚地东周的铜贝币，认为铜贝是中国最早的铸币，因此把中国钱币的产生年代推定得很早。但仿贝材质多种多样，且有陶、石、骨等质地，可知这种认识并不可靠。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金属铸币——铜钱，约产生于春秋早中期，并因封建割据的背景，形成了布币、刀币、贝币为主的货币流通区，战国晚期，渐有向圜钱统一的趋势。战国时期，黄金已进入货币领域。但是，在整个东周时期，铜钱和黄金主要流通于上层社会及商贾阶层，对于广大的平民，布帛、谷物等仍是最主要的交易媒介，《孟子·滕文公》中，孟子与许子的对话，清晰地展现了这样的事实。秦律中布匹是货币种类之一，毫无疑问即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秦统一六国后，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统治的政策和措施，黄金、布帛、铜钱遂成为法定的货币，其中铜钱统一于方孔圆形，中国历史从此进入货币经济时代。汉承秦制，但布帛已不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并因为部分赋税以货币形式交纳，铜钱成了家喻户晓、居家必备的通用货币。黄金与铜钱并行，但主要用于大额支付，国家为了增加黄金储备，刑罪的罚、赎往往以黄金计算。这些措施刺激了整个社会对金属货币的需求，促进了金属货币的推广，在客观上迅速而有效地推动了初期货币经济制度的发展。在汉代，布帛与谷物不具备法定货币的地位，货币作用有所减弱，但民间交易仍在使用。《盐铁论·散不足》载：“今阊巷县佰，阡伯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在一些特殊时期，尤其是动荡的环境下，常常成为重要的支付与交易手段。《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就提到“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其中布帛的货币性质更强于谷物，尤其东汉时期更为明显，文献中记录了东汉时期各位皇帝赐布、帛、缣、缯共计116次，总量当超过亿匹以上，在赐、罚、赎等方面已取代黄金在西汉时期的地位。东汉时期黄金仍属法定货币，但已远不如秦及西汉活跃。安帝以后，白银的货币性质逐渐增强，大致在三国时期确立了事实货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发展整体处于衰落阶段，这一时期货币制度的总体特点，是钱帛兼行。黄金、白银具有事实货币的地位，文献中首次以白银计价的记载即发生在这个时期，但黄金的作用下降到历史的低谷；谷粟等实物货币有所复兴。一个突出的变化是，铁钱作为法定货币进入了流通领域。
唐代，铜钱仍然是主要的流通货币，与之并行的是绢帛。金银的作用和地位，虽较魏晋时期有进一步增强之势，由于其本身价值高而多限于政府与社会上层。金银之间以银为主的形势已初步呈现。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钱荒发生在唐朝，并因此催生了信用汇兑业务——飞钱——的产生。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繁荣发展，商品经济兴旺发达的时期。在此背景下，货币的发展，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在继承五代的基础上，铜钱、铁钱、纸币并重，分域而行。白银在宋代的作用远超黄金，并且由原来以政府和社会上层为主，开始向社会下层普及。黄金的货币职能相对白银而言呈退缩之势。另一方面货币的为财富的观念深入人心，历代君王往往把货币的制造视为聚敛财富、解决财政困难的捷径。如汉武帝铸“白金三品”，魏晋南北朝、唐、宋、五代十国、清咸丰朝名目繁多的虚值大钱，宋元明三朝巨量发行的纸币等等。崇祯皇帝在明王朝已摇摇欲坠、行将覆灭之际，还试图以大量发行无本的纸币来套取民财，支撑危局，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所以晋孝武帝才会强调：“钱，国之重宝。”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转型的初期，中央集权政治刚刚确立，诸侯分疆立土之制却余绪绵延，是以汉初的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矛盾尖锐，俨如敌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的矛盾斗争中，专铸货币的作用十分突出。吴王刘濞为首的诸侯王发动了七国之乱，其檄书向天下诸侯夸耀对抗汉中央政府的资本，主要有两点：其一甲兵之众多，其二金钱之积厚。所以《汉书·贾山列传》中贾山谏文帝：“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入主共操柄，不可长也。”《管子》一书阐明了货币作为君主制衡政治的意义。《管子－国蓄》载：“三币（指珠玉、黄金、刀布）握之则非有补于媛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日衡。”到武帝的时候，对诸侯的打击除“众建诸侯”“推恩令”“左官律”等措施外，以白鹿皮为诸侯觐见荐璧必备之礼，且定价40万铜钱之巨，正是要在经济上进一步削弱诸侯国的势力，以达到政治上顺利解决诸侯王“坐大”问题的目的。
当人类进入货币经济社会以后，金钱的魔力就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人发出“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慨叹。“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俗语也广为流布。不过，西方盛传的这样一句话：“For the love of na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对金钱的贪欲是万恶之源）”或许更值得我们玩味。
关于钱币的定义，在学界颇有争议。有的人认为钱币只包括贱金属铸币，有的人认为还应包括纸币，更有人将纪念章、各种信用票也囊括其中。实际上，关于钱币的概念，有几点应该明确：第一，从性质上看，属于经济学的货币的范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现代经济学对货币的通行定义，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钱币，必须是用来作为交易媒介使用的。第二，从形态上看，钱币本身又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属于人文概念范畴，因此，钱币是指有人为加工制造痕迹、有一定形状及价值单位的特殊物品。第三，从内容上看，古代钱币和现代货币的研究，分属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两个性质迥异的学科。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经济学者的相关研究对象中有貌似古代钱币的内容，便将其纳入同一个研究范畴之中。因此，我们所说的钱币，是指特定历史时期曾经流通的货币，即古代钱币。这样，我们就可以给钱币——准确地说是古钱币，下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钱币是指历史上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的，有加工痕迹及价值单位的金属铸币和纸币。其中金属铸币以方孔圆形钱为主，包括先秦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中用于流通领域的非方孔圆形铸币，质地以铜质为主，包括金、银、铁、铅、锡、锑、纸等。
钱币与货币，在概念上有重叠之处，但也有区别。其相同点在于双方都具有交易媒介的性质。其相异之处则在于：“钱币”是指有人为加工痕迹的金属铸币及纸币，它是“货币”的一个部分；“货币”包括一切用于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可以是金属铸币、纸币，也可以是实物或其他。
中国古代对于钱币的名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其中先秦时期的钱币的名称，有“币”“泉”“布”“钱”等说法。裘锡圭先生考证，在先秦时期齐地，“刀”是对钱币的通称；还有学者认为“曩”（曩，圜的古字）也是先秦铸币的名称。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汉代以后“泉”是其原始称呼，“钱”为后起意义。《国语·周语下》载：“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三国时期吴国韦昭注：“古日泉，后转日钱。”清末以后，学者们基本认为“钱”为货币之本字，“泉”为后起意义。
秦汉以后，普通铜钱一般称作“钱”，《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屡见“钱”字不鲜，云梦睡虎地秦简中也多次见到“钱”字，如《金布律》即有“官府受钱者，干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干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的记载。王莽时期大兴复古之风，改称“泉”“布”“刀”，但时间短暂。
宋代以后，受洪遵《泉志》一书的影响，学术界又多称钱为“泉”或“泉货”。民国时期亦有称“泉币”者。1940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泉币学社”，提出了以“研究古今泉币，沟通中外学界，交换知识，联络同志”为宗旨，并发行有连续出版物《泉币》杂志。
“钱币”作为一个名词出现，始于汉代。《汉书·食货志下》载：“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这时的“钱币”一词系分指金属铸币和白鹿皮币而言，与后世“钱币”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唐代杜佑所著《通典》中有《钱币》两卷，所述者皆金属铸币，与我们今天讨论的“钱币”一词的含义已非常接近，但其后应用不广。20世纪50年代，彭信威先生所著《中国货币史》一书中，屡屡提到“钱币”一词，从内容上看，指铜、铁等贱金属铸造的流通货币。其后，“钱币”一词逐渐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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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一般等价物的出现大致不晚于商代，是以某些实物作为交易媒介的。曾经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物品比较多，主要有天然贝、布帛、粮食作物、金属称量铜块等。其中天然贝在商代甲骨文及商周铜器铭文中多有记载，应是商周时期的重要交易媒介，商周金文记录中赏赐最多的物品就是贝，而且有直接以贝支付购买的例证。与此同时，金、银、铜、铜包金、铅、玉、骨、蚌、石、陶等质地的仿贝也开始出现，以骨贝多见，其次为石、蚌、铜贝，其他材质较少。山西侯马考古出土有陶质贝范，显然是用来铸造金属贝的。如果说金、银、铜、玉等因其本身价值或仍可作为货币，那么骨贝、蚌贝、石贝、陶贝显然就仅具象征意义了。内蒙古赤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约前1735—前1463）墓地中，真贝和蚌质仿贝同时出土，随葬真贝的墓主，身份要高于随葬蚌贝的墓主。由此可以推知，此类仿贝应属冥币性质，权贵者随葬金银铜玉，位卑者则用骨蚌石陶。
西周晚期以后，有关贝的记载渐趋减少，这种现象可能意味着作为交易媒介的主要物品，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正悄然发生变化，或许此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钱镩为代表的空首布币已然崛起。
《中华文化元素》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华文化元素的大型普及类丛书，共14册，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采取“即器即道”的撰写方法，试图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昭显中国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图文并茂、四色印刷、装帧精美，读可悦目、思可悦心、藏可上架。本书是其中的《钱币》分册，由徐承泰著。
徐承泰著的这本《中华文化元素：钱币》以中国钱币为考察对象，介绍钱币精神与物质构成的文化内涵，以及体现着中华文化精英累积起来的生存智慧和生活艺术。通过蕴藏中华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奉献给异域受众，增进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