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我国的社会制度、民俗、文化有很独到的研究，从早年的乡村制度到晚年的文化的自觉与反省都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致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研究，探讨农村、城镇、都市经济发展的关系，主张工业下乡和农村的工业化，在农村、城镇、都市内部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费孝通先生先后写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等书，阐发了这一思想。《江村经济》揭示的是东部手工业较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的状况。在这一地区，土地兼并厉害，缺地农民可以从事手工业得以生存。而《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揭示的是手工业不发达的农村凋敝的状况。这一地区由于农民没有其他活路，买卖土地的情况较中国东部为少，土地兼并没有中国东部严重。但由于当时政治的腐败、捐税的繁重、高利贷的盘剥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加之人口的繁衍，农民的生存日益艰难。
本书收录了《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两部书，集中研究了中国内地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生活，是了解内地农村的好书。

费孝通（1910-2005），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云南大学燕京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荣誉奖。1981年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民族与社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行行重行行》《人的研究在中国》等，群言出版社编辑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费孝通全集》20卷，著作等身，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内地的农村——纪念这七年艰苦的内地生活
序
农村土地权的外流
雇工自营的农田经营方式
土地继承和农场的分碎
农田的经营和所有
抗战和农村劳力
农民的离地
我们要的是人口还是人力
生活到反抗
增加生产与土地利用
货币在农村中
农村游资的吸收
清理农家债务
论贫农购赎耕地
举办春耕劳力贷款
中国乡村工业
禄村农田
导言
第一章农作
第二章劳力的利用
第三章农田的负担
第四章农田分配
第五章劳力的出卖
第六章自营和雇工
第七章租营
第八章生计
第九章生计（续）
第十章农田的继袭
第十一章农村金融
第十二章农田买卖
附录
《云南三村》序
《云南三村》英文版的“导言”与“结论”

这小册子里所收的15篇
关于内地农村的论文是我
在抗战初期，根据云南农
村的观察而写下的。我在
这书的首页上就记下这时
空的限制，是因为我知道
这里所作若干结论可能和
抗战后期以及别地方的情
形不完全相合。但是我并
不因此而觉得这些结论已
经失去它们的价值，因为
我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
受到时空的限制，都是有
限观察和思考的总结，只
要所说的话的确是根据事
实，只要把时空的范围划
清，就可以成立。所谓成
立，并非说是颠扑不破的
定论，而是可以做累积知
识的基础罢了。观察的范
围扩大了，原有的结论中
有些话得加上一些条件，
有些话得加以修改。但是
除非是在另一世界里，另
一历史单位里，时空的变
异中还是有若干不太容易
变的事实，而且变异本身
还是有原则可见，所以一
切根据事实而作的结论，
对于人类知识总是有用处
的。
我在这本书里所说的，
我相信都是有事实根据的
，因为我是个极力主张社
会科学一定要从实地研究
开始的人。十多年来，我
一直为这主张而工作，而
且常希望我们这种实地研
究的工作能有一天挽回现
在风行的空谈和官僚性闭
门造数字的空气。我宁可
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
。若是有人觉得我这里所
说的事实，和他自己所见
到的事实不同，我会觉得
很高兴，因为我们的知识
就会在大家把所见不同的
事实堆积起来里得到增加
。
我对于中国农村研究的
兴趣并不是从学理或是政
见上发生的，而是从实地
接触中得来的。1936年我
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时
，我念的是人类学，而且
偏于体质人类学。毕业之
后，我到广西瑶民里去研
究，才开始对于人类生活
本身要求亲密的了解。在
瑶山里我遭遇到意外的不
幸，把太太牺牲了，自己
的脚骨也打断了。在丧余
病后，我回到自己家乡——
江苏吴江——去看望我的姊
姊。她是一个为农民工作
的人，为他们改良丝业。
她的热忱使我感动。因之
我就在震泽的开弦弓住下
。在村子里我和农民谈话
接触，发现很多问题。几
个月之后，我离开了他们
到了英国。我的老师
Malinowski（马林诺夫斯基
）教授鼓励我，要我把这
几个月里观察所得的事实
，作一个有系统的分析，
好让西洋的学者知道一些
中国农民实际生活的情形
。在伦敦的两年里，我写
完了一本《江村经济》
(Peasant Life in China)，
1939年在Routledge书店出
版，后来列入了“国际社会
学丛书”，已经发行了三版
。
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无
意中，我被英美的读者看
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对
于中国广大农民的生活知
道得太少。既然有许多比
我知道得更少的人要我替
他们讲中国农民生活，我
也就没有理由推诿这责任
，所以我在1938年回国后
，立刻到云南农村里去观
察，增加自己的认识。可
是愈看问题也愈多。我一
面做调查，一面就写下这
些短文在各种杂志上发表
。我实地研究的报告、《
禄村农田》以及我后来主
持的研究室里很多朋友所
作的报告，已有一部分出
版了。但是有很多问题的
提出和思考的结果并没有
写在报告里，所以我还愿
意把这些短文收成一个集
子出版。关于事实材料部
分，我希望读者去参考我
们的研究报告。整理得最
完全的一部分是我去年在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arthbound China。这是我
的《禄村农田》和张之毅
先生的《易村手工业》及
《玉村农业和商业》(未出
版)的译本(后方出版太困难
，中文本反而比英文本出
得迟，是一件憾事）。
我说这一段话的目的不
过想讲明我并不是个农村
经济学的“专家”，只是因为
接触了中国农民生活而引
起的一些常识性的分析。
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只有
很谨慎地根据所见到的说
说，在时空上不能不受很
大的限制了。
这些论文写成的时候，
是在抗战初期。在征实征
购的政策实施前，内地农
村的局面和以后的一段很
有差别。为读者方便起见
，我愿意在这序文中把本
书所提出的各个主要问题
，就抗战后期的转变，约
略说一说。
我在本书中第一个讨论
到的是土地问题。在抗战
初期，云南农村里土地权
集中的现象很不多见。最
大多数的农民是雇工自营
的小地主。我根据农业资
本不容易累积和兄弟平等
继承的事实上，推想这种
小农制度是工商业发达前
期很容易发生的现象。我
并没有太注重传统的豪强
兼并的情形，因为在云南
，我所到过的村子里，这
情形并不显著。可是，我
也并没有太忽略了“升官发
财”的路线(见《禄村农田》
)。自从我发表了《农村土
地权的外流》一文后，我
就接到谷春帆先生的信，
要我注意在中国历史上很
重要的以权力集中土地的
现象。同时，我也收到四
川的朋友们的信，告诉我
在四川官僚资本（从权力
得来的财富）甚至单凭权
力，所引起土地权集中的
现象是很显著的。我因为
没有机会到四川去调查，
所以对于这问题并没有进
一步去研究。当然，我所
说在工商业不发达的社区
中资本累积很容易发生土
地权集中这一句话，也可
以包括豪强兼并现象的一
部分。
在抗战初期，云南内地
还保持

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解放前写了很多名作，其中《江村经济》写于1938年，分析的是江苏有一定手工业基础，靠近大都会的吴县农村的社会特点和经济发展的变迁。1945年回国之后，到云南任教，研究了中国内地的农村——禄田农村的特点，禄田是纯粹的农业社会，他的土地关系，生产特点不同于江村。费孝通通过对禄田的研究，写了《中国内地的农村》《禄村农田》，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内地农村的了解。

农村土地权的外流
一、江村的土地权是如何流出农村的
1936年，我在江苏省太湖边上的一个农村中（以后称作“江村”)调查该地人民的经济生活。当时使我十分惊讶的就是这村子里有80%以上是租别人田来耕种的佃户，这村子有一半以上的地权是握在我一个本家的手里，他是住在城里的，连他自己的田在什么地方都不晓得。我曾想：江村一般的农村简直可以说是个佃户的村子了。农村土地权已大部外流到住在都市里的地主们手上。
农村土地权怎样会流到都市里去的呢?换一句话说：农民们怎样会把田卖到城里去?我在江村见到一只可怕的魔手在那里活动，那就是高利贷。说起了江村的高利贷，那真把初到农村里去调查的人吓住了，我当时曾记下这可怕的事实：
一个不能交付地税的人，假如他不愿意在监狱中过冬，就非借钱不可。高利贷者的门户，对他是开着的。从高利贷者那儿借来的钱，是以桑叶的数量计算。在借贷的时候，根本便没有桑叶，也没有桑叶的市价。高利贷者，以己意断决桑叶的价格为7毛钱一担。譬如借7块钱，就说借了10担桑叶。借款在清明便要还清，至迟不能在谷雨之后。借款者要付还的钱，其数目的多少，决于当时桑叶的市价。譬如市价要3块钱一担吧，那么在10月借了7块钱或10担桑叶的人，到了第二年4月，便要还30块钱。在这5个月之内，这位债户所付的利息，是每月六分五。到了清明的时节，丝季才开始，村里的人，是拿不出钱来的。在冬季要靠举债度日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大约也没有力量还债，因为在冬季的几个月内，村民并没有生产的工作，除却做点小本生意之外。在这种情形之下，债户可以请高利贷者延长借款的期限，所借的钱又用稻米的数量来折合。不管市价如何，稻米以5块钱3“蒲式耳”(1蒲式耳约合36.3688升）计算。还债的期限，于是延长到10月。到了10月，米价便以7块钱3“蒲式耳”计算。总计起来，在10月借7块钱的人，到第二年10月，要还48块钱。平均起来，借贷的利息每月五分三。假如债户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把债还清，期限可就不能延长了，他只能把田契移交给高利贷者。田地的价格，是30块钱一亩。从此他不是债户而变为永久的佃农了。(见《江村经济》）
在这一段叙述中，我们可以见到农村土地权的外流和都市资金流入农村是一回事的两方面。高利贷的泼辣不过是加速这一个过程罢了。
二、R·H·托尼(R.H.Tawney)的一个解释
当我想要解释都市资金向农村中流入，农村中土地权向都市流出的现象时，就记起托尼（Tawney)教授在他所著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一书中所提出的意见来了。他说：“至少有些地方，正发生着一种现象，就是离地地主阶级的崛起，他们和农业的关系纯粹是金融性质。”这种现象常见于都市附近的农村中，他说：“住在地主在大都会附近的地方最不发达，那些地方都市资本常流入农业中——广州三角洲上有85%，上海邻近地带有95%的农民据说全是佃户——住在地主最普遍的是没有深刻受到现代经济影响的地方。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及河南，据说有2/3的农民是地主。这些地方是中国农业的发祥地，工商业的影响很小，土地的生产力太低，不足以吸引资本家的投资，而且农民也没有余力来租地。”
江村是离上海很近的一个村子，太湖流域又是江苏有名的肥沃地带，因之，我觉得我在江村实地的调查，正可以用当地的材料来证实托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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