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哲学家阿伦特在旁听耶路撒冷审判后，基于她看到的艾希曼形象——庞大体系下的小齿轮，只知服从命令而没有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然而，施汤内特在分析大量一手资料后却发现，艾希曼绝非盲目服从的平凡纳粹官员，而是一个善于伪装、不思悔改的谋杀犯。本书不仅纠正了长期以来对艾希曼的误读，更还原了战后纳粹与残余极右翼分子构成的逃亡网络，呈现了联邦德国的鲜活片段，揭示了美洲纳粹圈子的真实面貌。

书中主要人物
纳粹党卫队职阶名称
导言
第一章\t“我的名字成了象征”
第二章\t间奏曲：在中东的虚假踪迹
第三章\t艾希曼在阿根廷
第四章\t所谓的萨森访谈
第五章\t虚假的安全感
第六章\t角色的转换：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第七章\t余波荡漾
缩略语
注释
致谢
出处说明
参考文献
索引

★揭开平庸的面具，还原大屠杀刽子手的本真面目。半个多世纪以来，纳粹屠杀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因阿伦特的著名论述而成为“平庸之恶”的典型——服从命令的公务员、“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本书通过大量一手史料，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艾希曼是一个老练世故的操控者、不思悔改的谋杀犯，他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却不知疲倦地伪装自己，逃亡期间还与其他纳粹残余狂热地计划未来目标。
★破案一般的史料甄别，戳破层层谎言与伪装，在艾希曼布下的迷魂阵中挖掘历史真相。利用艾希曼本人写下的1300多页笔记和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纳粹沙龙上留下的73卷录音带，施汤内特透过文稿中的拼写错误推断记录员的纳粹背景，通过艾希曼的谈话态度推断阿根廷纳粹圈的人员范围，以福尔摩斯般的细致与敏锐，抽丝剥茧，追溯艾希曼的逃亡历程，揭示南美纳粹圈子的真实面貌。

[施汤内特]详尽的研究把艾希曼其人和他所处
的环境再次带到我们的视野中……未来任何关于艾
希曼现象及其广泛政治影响的讨论，都绕不过这本
著作。
——《纽约时报书评》
相比于哲学学者，施汤内特的写作更像调查记
者，出色地搜集了散布在几大洲的海量档案，为耶
路撒冷审判前的艾希曼形象增加了许多新的、令人
惊叹的细节。
——《华尔街日报》
一本重要、非凡的著作。通过对细节史无前例
的挖掘，施汤内特揭示了恰恰被阿伦特“平庸之恶
”理论所遮蔽的真相。她一丝不苟的研究和显而易
见的道德义愤，使阅读的过程扣人心弦。……施汤
内特笔下的艾希曼，令人无法移开视线。
——《每日野兽》
施汤内特比较、核对、解释了艾希曼布下的迷
魂阵中的大量材料，令人叹为观止。……她让艾希
曼从阿伦特的阴影下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央。
——以色列《国土报》
施汤内特研究的细致与审慎，怎样强调都不为
过。连单词拼错或印刷错误，她都会指出来。
——《布法罗新闻》
本书的写作目的令人激动……其重要性不容质
疑：施汤内特的研究，充满了被遗忘的文档、丢失
的访谈、被掩埋的证据，它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艾希
曼的固有认知。
——《出版人周刊》
引人入胜地再现了一名顽固的纳粹狂热分子的
逃亡旅程，及其在阿根廷重整旗鼓的可怕事实……
施汤内特熟练地钩沉各种信息……这不仅是一本关
于艾希曼精妙伪装的严谨、重要著作，也讨论了我
们如何把表象认定为真实。
——《科克斯评论》
如果说之前的研究者们严重削弱了阿伦特的论
据，那么施汤内特“粉碎”了它。

这些事情让我一直不怎么摸得着头绪。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若是谈论起那场系统化杀害了数百万男性、女性和儿童的屠杀，任谁都无法不提及此人。然而，人们甚至都不确定他的名字：到底叫“卡尔·阿道夫”还是“奥托”？在我们自认为早已查清此人时，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却仍然让我们惊讶。但是就多年来一直被学术界和新闻界热烈探讨的这位先生而言，我们对他的认知果真还存在如此巨大的缺漏吗？毕竟阿道夫·艾希曼的名气，甚至让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或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等知名人物都瞠乎其后。既然如此，何必还要另外写一本书呢？但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我想要探究清楚，究竟有谁在“摩萨德”（Mossad）采取其著名行动，把艾希曼从阿根廷绑架到以色列出庭受审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
艾希曼在以色列回答得轻描淡写：“我在1946年以前几乎没有知名度，直到那位霍特尔博士（Dr. Hoettl）……给我加上恶名，说我是谋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的凶手。”任何人都不应因为被控有罪者讲出这种话而感到吃惊——更何况是这样一名被告。毕竟艾希曼曾经有过一句名言，声称自己“只不过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毁灭机器上的一颗小齿轮罢了”。然而着实令人诧异的是，各种关于艾希曼的研究文献直到今天依旧乖乖地附和那种论调。尽管这名大屠杀凶手已在其他方面引起了巨大争议，但每个人都还异口同声地认为：在耶路撒冷审判之前，只有一小撮人熟悉“艾希曼”这个名字。
然而在阅读旧报纸的时候我却开始产生怀疑，觉得无论艾希曼的讲述还是相关研究都有不对劲之处。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在1960年5月23日公开了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宣布已经逮捕阿道夫·艾希曼，并且将把他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接踵而至的并非困惑的沉默，而是许许多多充满细节的长篇大论，描述那名据称没几个人认得的男子。浏览更加老旧的出版物，我的怀疑得到了明确的证实。早在审判开始很久以前，那个看似“默默无闻”的人就已经获得了比绝大多数纳粹分子都多的绰号，诸如“卡利古拉”（Caligula）、“犹太人的沙皇”（Zar der Juden）、“种族谋杀的经理人”（Manager des V?lkermords）、“大审判官”（Gro?inquisitor）、“犹太人大屠杀的技术师”（Techniker des Judenmords）、“最终解决者”（der Endl?ser）、“官僚者”（Bürokrat），以及“大屠杀凶手”（Massenm?rder）等等。以上都是人们在1939—1960年间即已给艾希曼贴上的标签。那可不是后见之明，反而早就散见于各种报刊、小册子和书籍当中。我们只需要查阅一下，便能得知人们在什么时候对阿道夫·艾希曼知晓了多少，以及如何评价。在此期间，只有一小群人异口同声地唱反调，表示对他一无所知。这些人都是艾希曼昔日的同僚和战后的纳粹分子，不顾一切只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既然这样的话，又衍生出另外的问题：相关的知识为什么就湮没无闻了呢？回过头来看，那个人怎么有办法让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销声匿迹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直指那个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Menschheitsverbrechen）——我们亦可称之为“大屠杀”（Holocaust）、“浩劫”（Shoah），或者“灭绝犹太人”（Judenvernichtung）。
我们总喜欢把犯罪分子想象成一群见不得人的家伙，由于害怕公众的评断而偷偷摸摸干下他们的勾当。等到东窗事发之后，我们又总是以为公众会有一致的反应，本能地排斥那些罪犯，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于是最初有人设法探究欧洲犹太人如何被剥夺权利、遭到驱逐和屠杀的时候，人们依旧完全按照上述刻板印象，认为是一批见不得天日的家伙瞒着“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为非作歹。可是相关研究工作早已摆脱此种见解，不再认为那批肇事者仅仅是置身正派百姓当中的一小撮既病态又反社会的怪胎，假如百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必定会群起而大加挞伐。我们如今已对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Weltanschauung）所起的作用、对集体行为的互动，以及对极权制度的后果颇有所知。我们已经了解，暴戾的氛围甚至可以对本无残暴倾向的人产生影响；此外我们亦已探明，劳动分工能够对个人责任感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在一个问题上依然争论不下：我们究竟应该把艾希曼这样的凶手归类到何处，要怎么看待他呢？艾希曼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因叙述者而异：他或者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却在极权主义之下被调教成缺乏主见的谋杀犯；或者是一名执迷于种族灭绝的偏激反犹太主义者；要不然根本就是一名精神病患，那个政权不过是遮掩其虐待狂本质的幌子罢了。于是关于艾希曼我们有了各种南辕北辙的形象，而且由于围绕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的论战，那些形象被激化得更加水火不容。然而迄今为止，有一个视角在很大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