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沈从文的高徒，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戏剧家、小说家，京派文学小说的代表人物及传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先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北京剧作家协会理事。他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领域成就颇高，充溢着浓郁的中国味道和灵性美质，语言平和质朴、清新隽永、娓娓而来、如话家常。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一夕》《晚饭花集》，散文集《蒲桥集》《故乡的食物》《逝水》，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序跋选
捡石子儿——《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代序
书信选
致黄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
致巴金 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
致萧珊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致涂光群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致汪家明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致邓友梅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致弘征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
小说选
晚饭后的故事
云致秋行状
星期天
金冬心
安乐居
毋忘我
迟开的玫瑰或胡闹
捡烂纸的老头
瞎鸟
要帐
小芳
昙花、鹤和鬼火
桥边小说三篇
小学同学
道士二题
故事里的故事 汪卉

捡石子儿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代序
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意，要出我一本选集，我很高兴。我出过的几本书，印数都很少，书店里买不到。很多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存书陆续送人，所剩无几，已经见了缸底了。有一本新书，可以送送人。当然，还可以有一点稿费。
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好像总得有一篇序什么的，不然就太秃了。因此，写几句。都是与本书有关的，不准备扯得太远。
都是些平平常常的话。
我以前外出，喜欢捡一些石头子儿。在海边，在火山湖畔，在沙滩上、沙漠上，倒都是精心挑选的，当时觉得很新鲜。但是带回来之后看看，就失去了新鲜感，都没有多大意思。后来，我的孙女拿去过家家了。剩几颗，压水仙头。最后，都不知下落，没有了。也并不可惜。我的这篇代序里的话也就像那些石头子儿，没有什么保留价值。
关于空灵和平实
我的一些作品是写得颇为空灵的，比如《复仇》、《昙花、鹤和鬼火》、《天鹅之死》。空灵不等于脱离现实。《复仇》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这是一篇寓言性的小说。只要联系一九四四年前后的中国的现实生活背景，不难寻出这篇小说的寓意。台湾佛光出版社把这篇小说选人《佛教小说选》，我起初很纳闷。去年读了一点佛经，发现我写这篇小说是不很自觉地受了佛教的“冤亲平等”思想的影响的。但是，最后两个仇人共同开凿山路，则是我对中国乃至人类所寄予的希望。我写《天鹅之死》，是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的。《汪曾祺自选集》的这篇小说后面有两行附注：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
我的感情是真实的。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得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在一次北京作协组织的我的作品座谈会上，最后，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可以说是我的文学主张。我说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不应该排斥、拒绝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或多或少，都要掺进一点非现实主义的成分。这样的现实主义才能接收一点新的血液，获得生机。否则现实主义就会干枯，老化，乃至死亡。但是，我的作品的本体，是现实主义的。我对生活的态度是执著的。我不认为生活本身是荒谬的。不认为世间无一可取，亦无一可言。我所用的方法，尤其是语言，是平易的，较易为读者接受的。我的小说基本上是直叙。偶有穿插，但还是脉络分明的。我不想把事件程序弄得很乱。有这个必要么？我不大运用时空交错。我认为小说是第三人称的艺术。我认为小说如果出现“你”，只能是接受对象，不能作为人物。“我”作为读者，和作品总是有个距离的。不管怎么投入，总不能变成小说中本来应该用“他”来称呼的人物，感觉到他的感觉。这样的做法不但使读者眼花缭乱，而且阻碍读者进入作品。至少是我，对这样的写法是反感的。有这个必要么？小说是写给读者看的，不能故意跟读者为难，使读者读起来过于费劲。修辞立其诚，对读者要诚恳一些，尽可能地写得老实一些。
但是，我最近写的一篇小说《小芳》引起了我对我的写作方法的一番思索。，
《中国作家》有位编辑约我写一篇小说，写得了，我在电话里告诉他：“这篇小说写得非常平实。”我的女儿看了，说她不喜欢。“一点才华没有！这不像是你写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写出这样一篇如此平铺直叙的小说。我负气地说：“我就是要写得没有一点才华！”但是我禁不住要想一想：我七十一岁了，写了这样平实的小说，这说明了什么？是不是我在写作方法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后，我的小说将会是什么样子的？P1-4

《汪曾祺别集》由汪曾祺先生哲嗣汪朗主编，家人及深知汪曾祺的作家、学者、编辑协同编选而成。共20卷，约200万字，包含小说、散文、剧作、诗歌、书信等。每卷各有独立主题，汇为汪汪巨浸。《汪曾祺别集》底本为初版本，参以手稿，美信俱备，以祭汪老，以飨汪迷。
值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别集》的出版是对汪先生的隆重纪念。
本书是其中一册之小说卷《晚饭后的故事》，收入书信、小说等内容。

沈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在《沈从文别集》总序中说：“从文
生前，曾有过这样愿望，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印一套
袖珍本小册子。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
只要字迹清楚，款式朴素大方，看起来舒服。本子小，便于收
藏携带，尤其便于翻阅。”这番话，用来描述《汪曾祺别集》
的出版宗旨，也十分合适。简单轻便，宜于阅读，是这套书想
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最好还能精致一点。
这套书既然叫别集，似乎总得找出点有“别”于“他集”
的地方。想来想去，此书之“别”大约有三：
一是文字总量有点儿不上不下。这套书计划出二十本，约
二百万字。比起市面上常见的汪曾祺作品选集，字数要多出不
少，收录文章数量自然也多，而且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剧
本、书信等各种体裁作品全有，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他的创作
风格。若是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汪曾祺全集》相
比，《别集》字数又要少许多。《全集》有十二卷，约四百万
字，是《别集》的两倍，还收录了许多老头儿未曾结集出版的
文章。不过，《全集》因为收文要全，也有不利之处，就是一
些文章的内容有重复，特别是老头儿谈文学创作体会的文章。
汪曾祺本不是文艺理论家，但出名之后经常要四处瞎白话儿，
车轱辘话来回说，最后都收进了《全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情。《别集》则可以对文章进行筛选，内容会更精当些。就像
一篮子菜，择去一部分，品质总归会好一点儿。
二是编排有点儿不伦不类。这套书在每一本的最前面，大
都要刊登老头儿几篇与本书有点儿关联的文章，有书信，有序
跋，还有他被打成右派的“罪证”和下放劳动时写的思想汇
报。在正文之前添加这些“零碎儿”，可以让读者从多个角度
了解汪曾祺其文其人。这种方式算不得独创，《沈从文别集》
就是这么编排的，只是一般书很少这么做。也算是一别吧。
再有一点，是编者有点儿良莠不齐。这套书的主持者，以
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居多，他们大都对汪曾祺的作品有着深入
了解，也编过他的作品集。有的当年常和老头儿一起喝酒聊
天，把家里存的好酒都喝得差不多了；有的是专攻现当代文学
的博士；有的被评为“第一汪迷”；有的参加过《汪曾祺全
集》的编辑；有的对他的戏剧创作有专门研究……这些人能够
聚在一起编《汪曾祺别集》，质量当然有保证。其中也有跟着
混的，北京话叫“塔儿哄”，就是汪曾祺的孙女和外孙女。她
们对老头儿的作品虽然有所了解，但是独立编书还差点儿火
候。好在大事都有专家把控，她们挂个名，跟着敲敲边鼓，不
至于影响《别集》的质量。
这套《汪曾祺别集》是好是坏，还要读者说了算。
汪朗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1960年代，汪曾祺转行到京剧团做编剧，直至离休。梨园行的人和事成为他的又一个创作源泉。《晚饭后的故事》《云致秋行状》即为代表作。本书所收的作品，有写剧团的，有写北京、上海市井的，也有写高邮的，都是相对更有现实生活基础的小说。有些篇目，甚至有意在打破小说和散文的界限。这也是汪曾祺一以贯之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