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周现代文学丛刊》编委、《国际理论空间》编委、中国丁玲学会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等。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日本现代文学、东亚近现代文化交流史。著有《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译有《个人的体验》，曾获《世界文学》翻译奖。

2017年6月的一天，接
到陈众议先生的电话，说
计划编一套外国文学研究
小丛书，希望我把自己所
写有关日本文学的文章选
编一本放进来。众议是我
非常敬重的朋友，他的学
识和人品，一直是我内心
的楷模。他担任中国社科
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之
职，又要分心全国外国文
学学会和学科的建设，加
上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工
作繁忙可以想知，所以我
平时从不敢打扰他，甚至
连必要的问候也常常省略
。虽然同处一城，其实很
少见面，但我确实常常想
起他，想到他纯真、善良
、谦和的笑容，他坚忍负
重的品格。他也总想着我
，多次喊我参加他组织的
学术活动，每次于我都很
受教益，都感觉愉快，且
安宁而踏实。
众议兄的电话后，便
有《外国文学评论》编辑
部张锦女士的邮件来，介
绍丛书的构想和体例，传
来正式的约稿信，后来又
补充说明丛书将放在丁帆
先生主编的“大家读大家”
文丛系列之中，更让我感
到分外温暖。20世纪80年
代初我和丁帆兄分别从高
校借调到北京的《茅盾全
集》编辑注释组，组内三
个年轻人，另外一位是刚
刚大学毕业分到人民文学
出版社后来断然回故乡湖
南工作的刘茁松，其实当
年我们从无烟酒之聚，却
感觉特别投缘，虽然不到
一年便各奔东西，几乎相
忘于江湖，但那段朝夕与
共的日子，却成为我们一
直不能忘怀的青春纪念。
尤其是丁帆兄，后来也一
直像兄长一样地关怀我们
，现在能经由众议兄参与
他主持的丛书，我怎能不
珍惜这份缘分？
不过看到丛书的名称
我确实很有些踌躇，因为
自己既非“大家”也不敢充
当“外国文学研究名家”，
所以当时就想到应该在合
适的地方向读者如实交代
：这本小书，只是一个日
本文学爱好者或半路出家
的日本文学研究者的读书
心得和札记。
这样说绝非故作谦辞
。大学本科我读的是中文
系，后来留校任教，专业
所属则在中国现代文学。
虽然学过一点日语，但那
只能应对职称考试。周围
师友确有以日本研究为业
者，当时即觉得与自己相
隔遥远。1985年我到丁玲
、牛汉主持的《中国》文
学杂志做编辑工作，所谓
现代和当代的专业界限因
此变得更为浅淡，而当时
正在生动进行着的中国文
学实践更以特有的活力吸
引着我，如果不是因为后
来的变故，我也许会由此
而专注于当下文学的批评
。但1986年年底《中国》
停刊，承蒙白烨兄盛情关
照，我转到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从此进人一个新
的工作环境。
现在仍然怀念那时候
的社科出版社。据说创社
时期的负责人曾主张，学
术出版社要有学术品格，
编辑同时也应该是学者。
我到社时这位负责人已经
调任院领导，但其树立的
风气犹存，出版社不仅要
求编辑具有相应的学术能
力，也给提供相应的条件
，每周上班两天，其他时
间或在家处理稿件，或做
自己的研究，均可自由安
排，使编辑部和社科院各
研究所一样充溢着学术氛
围。
当然，比起研究所细
致的学科划分，编辑部的
工作范围相对驳杂，我所
在的文学编辑室当时八人
，出版范围包括古今中外
，每人负责的书稿自然会
跨出原来所学的专业，查
检我当时经手编辑的几本
书，外国文学明显多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我当然也
由此获得学习新知的机会
。我担任责编的第一本书
似乎是《现代主义文学研
究》（上、下册），从整
理出自多位译者之手字迹
各异的文稿，查阅相关书
籍斟酌一些概念和词语的
用法，到反复核校铅字排
印的清样，几乎用了一年
时间，其间多次到外文所
向袁可嘉先生请益，每次
都得到耐心而细致的回复
。袁先生负责全书的编选
和审定，本是当之无愧的
主编，最后在书上只署了
“袁可嘉等编选”。这在袁
先生本是自然而然之举，
却让我感受到了和他的文
字同样动人的人格魅力。
当时的编辑室主任杨
铁婴先生20世纪40年代就
读于北京大学东文系，未
待毕业便奔赴抗日根据地
参加革命，后来出现在接
收北平的队伍里，20世纪
50年代即获评行政十三级
，据说是当时高干的最低
一级，1957年被错划为右
派，平反后安排到出版社
，恢复原来职级，在编辑
室里仍属级别最高的一位
，因此无缘再升。铁婴先
生无论坐立都腰板挺直，
保持着革命军姿，脾气秉
性也不改本色，对上性格
峻急，对下随和亲切，在
室内大家都叫他老杨。那
时老杨不仅有自己责编的
书，还负责全编辑室书稿
的二审，同时正奋力翻译
日本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
文学的著作，精神昂扬，
仿佛要把二十多年蹉跎岁
月补回来。因为室内年轻
编辑只有我学过日文，老
杨多次和我谈起编选出版
日本思想和文学丛书的构
想，我们还起草了一份拟
译书目，虽然最终未能实
行，但他安排我做叶渭渠
先生的专著《川端康成评
传》的责任编辑，则是推
动我接近日本文学研究的
最初契机。后来回想，在
社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
那两年，实际是我学术生
活转折的一个前奏和起点
。
而真正的转折缘自留
学日本。1989年4月我到
日本的大阪外国语大学，
感觉像进了一座修道院。
校区设在山头上，唯一一
路通往市区的

大家来读书
Ⅰ 小引——艺术追随帝国，抑或帝国追随艺术？
后发型新“帝国”及其言说的特征
帝国与艺术：殖民历史与多样的现代主义
Ⅱ 弃文——“言文一致”体小说开创者二叶亭四迷的越境中国之旅
埋骨中国：二叶亭的人生夙愿
在“满蒙”铺设国民抵抗线：二叶亭的国际政治构想
从哈尔滨到北京：二叶亭在中国的足迹
关于二叶亭放浪中国的叙述及其意义的再生产
Ⅲ 思乡之歌与“到民间去”的回响——走读于石川啄木的故乡
盛冈小城：啄木诗里的故乡
天鹅声声入梦：日本的别一种景观
远方天空那绚丽的云彩
三行短歌的节奏与望月教授的读法
乡愁诗的解体
文化消费的超越
向闭塞的时代宣战
到民间去，到民间去……
Ⅳ 语言·经验·多义的“现代主义——论北川冬彦的前期诗作
“现代主义”的再定义与北川冬彦的意义
开放与闭锁：非均质的殖民地空间
作为“帝国”隐喻的军港、铁路和身体
小结
Ⅴ 遍体鳞伤的经验与血肉丰满的思想——中野重治创作的抒情性与政治性
重审社会主义思潮与普罗文学的谱系
告别感伤的抒情
重建主体的经验与政治抒情诗
“再转向”与远离“文艺复兴运动
余语
Ⅵ 自我与他者的再确认——堀田善卫的早期写作与鲁迅的路标意义
日本的鲁迅阅读史与中国新文学“走向世界
堀田善卫：在由欧入亚的时刻与鲁迅相遇
堀田的早期文学评论与鲁迅的潜在影响
“上海物语”与鲁迅形象的意义
鲁迅的启示：与异民族交涉的彻底性
Ⅶ 存在的焦虑、人文主义传统重建与“新人”的想象——大江健三郎前期创作论
“峡谷村庄”：多义的空间
跨越精神危机的青春纪念碑
“另外一部《个人的体验》
人文主义传统的重建
Ⅷ 在“介入文学”的谱系上——初论加藤周一的文化批评
作为当代日本文学史事件的“九条会
加藤周一：战争体验与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
在语言与装甲车之间的思考
加藤的评论文体：以《四月的梦》为例
Ⅸ 日本文学中译百年的历史掠影
两次翻译热潮与“脱脉挪用”式解读
另类接受与共时思考
Ⅹ 小结——远近之间：3·11后日本文学的再出发
来自现场的声音
核时代的想象力
远而近：文明史的质疑
后记

后发型新“帝国”及其言说的特征
本书所收文章，选自笔者已发表的有关日本文学的论文、札记或随笔，所涉及的时间范围从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大体相当于中文学界所说的近现代和当代。
同属于汉字圈的日本也使用“近代”“现代”这样区分历史时段的概念，但日文脉络里的“近代”移译到中文应该怎样表记，一直是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实际翻译中，原样挪用者有之，加以改换者亦不少见。如中国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现代化”，移译至日文多会变为“近代化”，而日文中的“近代”移译至中文则常被写为“现代”，与本书内容相关且比较切近的例子是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如所周知，此书中文版题目里的“现代”在日文原文里实写作“近代”（《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如此改换，应该是译者的有意而为。
但以中文的“现代”置换日本的“近代”是否就恰当妥帖？已经有研究者讨论过，尽管同属于汉字圈，尽管字形完全相同，中文和日文里的“近代”含义却很不同。这不仅因为作为历史分期的概念，中日文里的“近代”各自指涉的时段不能完全重合，更因为中国和日本的“近代”经验和认识存在巨大差异。伊藤虎丸在其论文《亚洲的“近代”与“现代”——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援引竹内好《现代中国论》有关“东方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的观点，分析“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被近代化”经验以及由对抗“西欧强制”而产生的“主体性态度”，批评日本自外于亚洲，毫无抵抗地“把自己置于西欧的立场”的“近代”观，实际上是文化主体性缺失的表现。伊藤指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近代观，在日本会较多从“肯定的意义”上理解“近代”，并“认为‘近代’与‘现代’是连续的，较少有人意识到或主张将其做明确的区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把日文的“近代”原样挪到中文，固然会在抹去翻译痕迹的同时遮蔽中日“近代”经验和认识的差异；但用“现代”置换“近代”，则也难免淡化日文里“近代”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意涵。
需要注意的是，上引竹内好和伊藤虎丸的中日“近代”比较论，是从二战以后反省日本近代历史的视点，分别针对冷战及后冷战的时代状况而发的；并且，和所有的宏观比较论一样，为了论述的方便，他们都把讨论对象做了简约化甚至本质化的概括。如果我们把关注点从比较论收拢回来，聚焦于日本近现代历史的研究，或者说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史背景上，则不难看到，何谓“近代”这一问题即使在日文脉络里也众说纷纭。所谓“近代”，自然首先是从时间的维度，在表现和此前时期／时代之区别的意义上确立的，而在有关日本历史的叙述中，“近代，，起自tt明治维新”，可谓一个共识，但“明治维新”的起讫时间应该怎样确认，研究者间的看法也颇有歧异。
成田龙一考察二战以后日本学术界就“明治维新的起点”问题提出的各种观点，首先提起了远山茂树，他说：远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底部结构（经济）决定历史的立场出发，首先把幕府末期的经济视为工场手工业的阶段，在此基础上看到各雄藩‘向绝对主义倾斜’的趋向，认为天保时期推进改革的主体成为了明治维新的政治主体。总之，是在把幕府对应着封建制之新阶段而推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亦即失败了的天保改革和雄藩的成功改革进行对比之中，对明治维新进行阐释的”。成田认为，远山实际是把“欧洲近代的诞生——从封建制解体到近代诸关系和制度的生成之过程，和明治维新叠合了起来，期望由此找寻到近代日本的出发点。其认识的前提是：相对于江户幕府一近世封建制，明治政府一近代的中央集权制和资本制”。因此，远山及赞同远山观点的学者大都把“明治维新的起点放置在天保时期（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同时，成田龙一还举出芝原拓自作为另一种观点的代表，认为芝原率先提出“世界史中的明治维新”问题，把关注重点转移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的东亚危机与变革，自然就把佩里来航（开国）看作了明治维新亦即“近代”的起点。概言之，这两种观点或可概括为“内发型近代论”和“外来冲击型近代论”，尽管两者都有自己的论述依据，但由他们的分歧恰恰可以看到，如何确定明治维新的起点，其实涉及如何解释日本“近代”的历史，不同观点牵连着不同的解释前提和观察框架，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史实。
关于明治维新的终结时间也同样如此，据中村正则考察，关于这一问题“本来亦无定说”，大约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则有以1890年前后的明治宪法体制、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引用者注）为明治维新的终结期的观点出现”。中村认为：“这些认识虽然和明治同时代人把西南战争和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死视为明治维新终结的认识有很大差异，但从明治维新所设定的课题来看，其目标并没有停留在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是包含着国民国家的建立和经济的对外自立，这些课题的基本解决，确实是在日清战争和产业革命达成的时期

跟随王中忱的脚步，了解“迷途之羊”，把握日本现代文学对日本现代化的追随、质疑与批判。
本书是作者对关心的日本经典作家作品进行富有个性的释读，以期为同行和读者提供可资参考的视角和方法、立场和观点。

大家来读书
世界文学之流浩荡，
而我们却只能取其一瓢一
勺。即便如此，攫取主流
还是支流？浪花还是深水
？用瓢还是用勺？诸如此
类，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
说得清道得明的。
本丛书由丁帆和王尧
两位朋友发起，邀约了外
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十位代
表性学者。这些学者对各
自关心的经典作家作品进
行富有个性的释读，以期
为同行和读者提供可资参
考的视角和方法、立场和
观点。本人有幸忝列其中
，自然感慨良多，在此不
妨从实招来，择要交代一
二。
首先，语言文学原本
是人文的基础，犹如数理
之于工科理科；然而，近
二三十年来，文学的地位
一落千丈。这固然有历史
的原因，譬如资本的作用
、市场的因素、微信的普
及、人心的躁动，等等。
曾经作为触角替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在国外何尝
不是这样？）探路的文学
，其激荡的思想、碰撞的
火花在时代洪流中逐渐暗
淡，褪却了敏感和锐利，
以至于“返老还童”为“稗官
野史”“街谈巷议”，甚或哼
哼唧唧和面壁虚设。伟大
的文学似乎正在离我们远
去。当然，这不能怪世道
人心。文学本就是世道人
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
现方式；而且“人心很古”
，这是鲁迅先生诸多重要
判断中的一个，我认为非
常精辟。再则，在任何时
代，伟大的文学都是凤毛
麟角。无论是文艺复兴运
动时期或19世纪的西方，
还是我国的唐宋元明清，
大多数文学作品都会被历
史的尘埃所湮没，唯有极
少数得以幸免。而幸免于
难的原因要归功于学院派
（哪怕是广义学院派）的
发现和守护，以便完成和
持续其经典化过程。然而
，随着大众媒体的衍生，
尤其是多媒体时代的来临
，学院派越来越无能为力
。我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语
言文学，就是因为它正在
被资本，甚至图像化和快
餐化引向歧途。
其次，学术界的立场
似乎也已悄然裂变。不少
同仁开始有意无意地抛弃
文学这个偏正结构的“大
学之道”，既不明明德，
也不亲民，更不用说止于
至善。一定程度上，乃至
很大范围内，批评成了毫
无标准的自说白话、哗众
取宠、谩骂撒泼。于是，
伟大的传统——马克思主
义被轻易忽略。曾几何时
，马克思用他的伟大发现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
本规律，但是他老人家并
不因为资本主义是其中的
必然环节而放弃对它的批
判。这就是立场。立场使
然，马克思早在资本完成
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之前
，就已为大多数人而对它
口诛笔伐。这正是马克思
褒奖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等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
因由。同时，从方法论的
角度，恩格斯对欧洲工人
作家展开了善意的批评，
认为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
的胜利多少蕴涵着对世俗
、时流的明确悖反。尽管
巴尔扎克的立场是保守的
，但恩格斯却从方法论的
角度使他成了无产阶级的
“同谋”。这便是文学的奇
妙。方法有时也可以“改
变”立场。这时，方法也
便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
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
格斯说：“我决不是责备
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
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
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
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
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
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
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
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
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
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
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
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
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
由是，恩格斯借马克思的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
之说来提醒工人作家。
再次，目前盛行的学
术评价体系正欲使文学批
评家成为“文本”至上的“纯
粹”工匠。量化和所谓的
核刊以某种标准化生产机
制为导向，将批评引向千
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劳作
。于是，一本正经的钻牛
角尖和煞有介事的言不由
衷，或者模块写作、理论
套用，为做文章而做文章
的现象充斥学苑。批评和
创作分道扬镳，其中的作
用和反作用形成恶性循环
。尤其是在网络领域，批
评的缺位使创作主体益发
信马由缰、肆无忌惮。
说到这里，我想一个
更大的恶性循环正在或已
然出现，它便是读者的疏
虞。文学本身的问题使读
者渐行渐远。面对商家的
吆喝，读者早已无所适从
。于是，浅阅读盛行、微
阅读成瘾。经典的边际被
空前地模糊。我们这个发
明了书的民族，终于使阅
读成了一个问题。呜呼哀
哉！这对谁有利呢？也许
还是资本。
以上固然只是当今纷
繁文学的一个面向，而且
是本人的一孔之见，不能
涵盖文学的复杂性；但文
学作为资本附庸的狰狞面
相已经凸现，我们不能闭
目塞听，更不能自欺欺人
。伟大的作家孤寥寂寞。
快快向他们靠拢吧！从这
里出发，从现在开始……
是为序。
陈众议
2018年7月25日于北京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也逐渐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帝国主义不仅仅表现为军事、经济的扩张，也表现为价值、思想、知识和情感、想象体系的建构，在此过程中，“现代”文学并不仅仅处于追随的位置，也表现出质疑和批判。本书集中讨论日本受到这一过程影响的现代作家们及其作品——所谓“迷途之羊”的意象，不仅仅是在隐喻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更是对日益走向迷途的日本社会提出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