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鲁迅别传。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推荐说：这种十分个性化的鲁迅研究，有助于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巨细无遗地关照一个立体化的鲁迅，并在阅读的同时获得审美愉悦。

本书旨在探讨“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结构性规律和因素。此书所涉论述角度，可以说是阅读理解鲁迅的一把把钥匙。

本书一大特点，是不再只是单纯地从鲁迅作为启蒙者角度来谈论鲁迅，而是把鲁迅作为近现代一个鲜活的、承载着各种文化特质的、有着独特性情的个体人物来讨论和研究。

《桃花树下的鲁迅》有益于冲淡多数读者一想到鲁迅就是一副怒目金刚的悲苦印象，直观地提醒读者鲁迅的菩萨低眉的气度和亲和的正能量。作者说，只知鲁迅沉郁、悲愤，而不知鲁迅明快、亮丽，不足与语鲁迅。

本书通过鲁迅与亲人的生活、鲁迅的重要行迹、生命中的波折以及为人旨趣与审美倾向等十多个熟悉又陌生的角度，对鲁迅进行有理有据又饶有风趣的解读，呈现出立体丰富的鲁迅形象。

本书作者可以说是中国鲁迅研究的一个异数，其行文不拘学术套路而能直抵内核，能于细节中见思想，于众多研究之上出新意，且颇具抱负，旨在探究“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结构性规律和因素。

黄坚，江西萍乡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原社科院思想研究室主任黄宣民之侄，大学期间因此直接受教于李泽厚、何兆武、李学勤等名师大家。曾在南方从事媒体工作，定居南昌后，以研究和写作为志业。著有《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等。

陈漱渝序：小悟大、见微知著

自序

越对立的越相像

——鲁迅和他的祖父周福清

鲁迅第一次去南京走的哪条路

上海：鲁迅第一次去南京的途经之地

学潮中作为不同角色的鲁迅

鲁迅一生中的避难与风险

鲁迅自己的两面之词

桃花树下的鲁迅

鲁迅的哭泣

随感与遐想：散说鲁迅

游走于好饮与戒酒之间的鲁迅

越熟悉的越出错

——鲁迅的几处离奇笔误

江、浙较量：巧合还是传统？

——从鲁迅、陈源笔战中的籍贯说起

定庵、鲁迅比较说

参考书目

后 记

以小悟大，见微知著

——读黄坚著《桃花树下
的鲁迅》
   陈漱渝

鲁迅将读书分成两类：职业的读书，兴趣的读书。我读书基本上出于职业需要。因为要完成一本书稿，或一篇文章，只好俗尘满襟地去阅读相关著作。这些著作当然给我带来了不同的学术滋养，我对这些作者也常怀敬畏之心，但说句坦诚的话，很少有一本书能让我兴趣盎然地一口气读完。这主要怨我理论水平低，理解能力差，一旦淹没在名词概念的海洋里，就会呛得急于逃生，哪有乐趣可言？让我佩服的还有那些擅长宏大叙事的学者，视阈往往能够跨世纪。我常想，眼前发生的不少事情都能让我蒙圈，那三五千年之前的事情我们真能说得有鼻子有眼吗？行文至此，正巧在手机上看到山西智效民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为什么不写论文》，不禁会心一笑。

但《桃花树下的鲁迅》这本书我的确是一口气读完的，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一本学术随笔，也可称之为学术散文，亦即智效民倡导的那种“不三不四”的文章。刚看到这个书名时，第一感觉是似乎不够庄重。作者名叫“黄坚”，不由得让我联想到在北京女师大和厦门大学跟鲁迅共过事的那位同名历史人物。在《两地书》中，
鲁迅用“白果”二字指代“黄坚”，也说他“浮而不实”，“兴风作浪”，“嘴里都是油滑话”。这种人当然不会撰写研究鲁迅的文章。我曾主编过《鲁迅研究月刊》，担任过《鲁迅研究》和《鲁迅研究年刊》的编委，中国人民
大学刚刚创办复印资料时，《鲁迅研究》分册也是由我负责终审，但我的的确确不知道还有一位名叫黄坚的鲁迅研究者。后来托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黄坚是一位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学者，写些关于鲁迅的文章，完全是出于他的业余兴趣，了无尘念。收进此书的文章此前都没有公开刊登过，只有一部分在网上发过帖子。我是一个科盲，从来不会上网，所以对这位作者完全陌生。迅速拉近我们距离的是他笔下的这些文章。这当然跟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有关，但要真正取信于广大读者，还是取决于这些文章本身的质量，而不是靠人际关系和友情吹捧。我以下发表的读后感言，完全符合当下对论文进行“
盲评”的学术规范，丝毫也不夹带私人情感。

这本书首先值得肯定的就是作者写这些“小文章”时下了“大功夫”：从完成初稿到最终定稿，前后历时整整九年。比如“桃花树下的鲁迅”，刚看到这个题目，我觉得材料单薄，很难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但作者从鲁迅书信、作品中的桃花，谈到鲁迅生活中与桃花的关系，内容就显得充实多了。鲁迅有一个笔名叫做“桃椎”，作者援引古籍探因溯源，使文章又变成了一种跨学科研究。特别出乎我意料的，是作者还援引了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白话诗《桃花》的评价。对于鲁迅同一时期发表的不同体裁的作品，青木正儿一褒一贬，虽然不一定完全得当，但毕竟是鲁迅作品接受史上的一项珍稀资料，从而使这篇文章显得厚重。

书中介绍鲁迅跟他的祖父周介孚的文章，未必有多少新意。文中谈及祖父对鲁迅的影响，肯定还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文中转引了一种说法：鲁迅出生的消息传到祖父耳中，适逢张之洞来访，故将鲁迅的学名取为樟寿，因“樟”“张”二字谐音。窃以为当时有位姓张的同僚拜访周介孚是可能的，但张之洞是晚清名臣，官至两江总督、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不可能去拜访周介孚这个非亲非故的小官。不过，作者写这篇文章时，还是尽可能搜集了相关的基本史料。目前中外鲁迅研究者认真研究周介孚的人实可谓屈指可数，一个业余研究者能下如此大的功夫，实属难能可贵！

……

大约是十六年前，有位酷评家写过一篇雄文，叫做《鲁研界里无高手》。当时我认为这是对一个“界”的整体否定，而这是“界”是由四五代安贫乐道，孜孜砣石乞的学者组成的，便写了一篇短文进行反驳，不料招来了一场“语言暴力”的攻击。“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最近这位酷评家又发表“1949年以后鲁迅研究界的人无一不是跟风派”的高论时，我就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了。既然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读了《桃花树下的鲁迅》这本书之后，我也想发表一个看法。即使鲁研界内无高手，鲁研界外还是有高手的。如若不信，那就把这本书买来认真看看。

2020年6月23日

越对立的越相像
   ——鲁迅和他的祖父周福清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跟绍兴周家台门里多数人都相处得不太好，但发展到对立程度的，只有鲁迅。

鲁迅在公开的文字里，从没提到过他的祖父，但他的父母却多次出现在他的笔端，并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如果据此以为鲁迅的祖父在鲁迅生命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那就被鲁迅“误导”了。事实恰恰相反，在鲁迅所有的家族人士中，祖父周福清是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如果这个名额不是归于周作人的话。

鲁迅出生的时候，周福清正在京城候补。这是一段痛苦、难熬的时光。所以当长孙出世的消息传到京城，年青祖父（周福清时年44岁）的喜悦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据说消息传到时，适逢张之洞来拜访——这是个很有疑问的据说——于是周福清给新生孙儿取名为“张”，即乳名，或小名，并由“张”字根据同音异义的惯常做法，联想到樟树的樟，于是给孙儿取学名为樟寿，这是鲁迅真正的本名，或者说原名。再由樟字联想到豫章（是否与曾在江西为官有关？），给孙儿取字为豫山。本来，按最早的说法，名是幼时所取，字则要到成年时才有，所谓“幼名冠字”，但看来至少在清朝末期，襁褓中的婴儿已经有字了。周福清一古脑给孙儿取的小名、学名和字，从以后来看，似乎都不太成功，樟寿这个本名或原名，最终废弃不用，被周树人给取代了（现在大家都把周树人看作鲁迅的原名，其实严格说不是）。字呢，由于豫山谐音雨伞，使年幼的鲁迅经常遭到同伴取笑，说，嗬，雨伞来了，于是鲁迅央求祖父改名。起初改为豫亭，这个改动也不太成功——仍然未脱离跟雨的干系：“雨停”。不多久又改为豫才，这才终于摆脱了“雨”的纠缠，意思也好多了，算是一锤定音。豫才这个名字后来用得较多，如章太炎等鲁迅早期师友和同事，比他年长些的，或与他年纪相仿的，都习惯对他以豫才相称，鲁迅自己也蛮喜欢这个名字，直到临终前都在用它。

表面上看，周福清给长孙取的名字，后来都不太为人所知，似乎归于失败了，但其实，周树人这个现在被介绍为鲁迅原名的名字，显然跟周福清最初给鲁迅所取的名字，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我甚至怀疑鲁迅的“迅”字，除了别的意思和起因外，从根源上说，也跟“树”有关。

可见，鲁迅生命中并非无足轻重的东西，自他一出生起，就跟他的祖父联系在一起了，并且伴随了他的一生。

但这部分关联性，在鲁迅的生命中，在鲁迅与其祖父的关系上，只能说是序曲性的。鲁迅生命中第一道真正的帷幕，也是由周福清一手拉开的。

1883年，周福清由京返乡探亲，这应该是周福清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长孙，也是当时唯一的孙儿（周作人要到1885年才出生）。但两三岁的周樟寿，显然无法对这位完全陌生的祖父留下任何清晰的印象。鲁迅跟祖父的再一次见面，已是十年后的1894年，周福清回家奔母丧，这年鲁迅已有十三四岁了。

鲁迅跟祖父见面、相处的时间不长，因为就在这年七月，发生了哄动一时的“周福清科场贿赂案”。这起案件在当时如此地影响一时，以至于《清史稿·德宗本纪》里还带了一笔： 

十九年十二月癸酉，刑部奏革员周福清于考官途次函通关节，拟杖流，改斩监候。 

这件事情对于鲁迅一生的影响，早已众所周知。

周福清在案发不久，即投案自首，随后被关入杭州监狱。根据现有资料，鲁迅除了第一次专程探望外，后来只在有限的几次于学校与绍兴的往返途中，去监狱看望过祖父。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第二年暑假回国时，周福清已遇赦放回，祖孙俩在家里还见过一次。总而言之，鲁迅跟祖父周福清，一生中加起来见面的时间，最多只在一年上下，是兄弟三人中，跟祖父相处时间最短的一个。

这会不会影响到鲁迅与祖父的情感关系？

1946年10月，周建人写了一篇《鲁迅去世已经十年了》的文章，主要讲述了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将俩人作了一番比较。周建人在文章中说：“鲁迅非常与父母要好，但不大喜欢祖父”，“鲁迅不喜欢他的祖父”。后来，在1949年后写的一篇文章里，周建人又有“鲁迅与他（指周福清）的关系不很好，他们见面也很少”，“感情不好的原因”等话语。

鲁迅与祖父关系不好，有什么例证？

在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的《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有几件事情，可以看出鲁迅与周福清的关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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