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青山 教授，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近200篇。

吴德刚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本书精选我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通过对王茂林、于幼军、杨汝岱、孙英等数十位省部级老领导、老同志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形式，展现改革开放40年中诸多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全面回顾全国各地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大事件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内容涉及陕西经济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前前后后、重庆计划单列往事、四川改革开放的起步与扶贫工作、玉树灾后重建、凤阳大包干等。书中所有文章均为亲历者第一人称讲述，他们多为重大事件亲历者、决策者，并长期担任省部级领导职位。书中既有对事实的回顾，也是亲历者心路历程的呈现，目的是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时期党史读本。

创安定团结局面，促改革开放大业——主政山西期间的若干回忆  李立功  

山西工作若干施政举措的回顾  王茂林  

关于太原改革开放的几点回忆  孙英  

与煤炭负重前行——回忆我在山西当省长  王森浩

在山西工作的若干回忆  张维庆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太原——太原工作几点回顾  王云龙

我在辽宁营口的主要工作经历 ——孟凡利访谈录 

沈阳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张行湘访谈录

工业调整站位高上海发展别样好——亲历上海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蒋以任

上海清算所从外滩启航  许臻

江苏省第一对友好城市的建立  储江  

苏州工业园区创建的前前后后  陈焕友  

昆山发展的起步  韩培信  

江苏军民抗击1991年洪水的斗争  沈达人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江苏奠定基础  韩培信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工作  铁瑛  

回顾浙江省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整党工作  陈法文 

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前前后后  谢高华  

关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  张劲夫  

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王光宇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前前后后  王郁昭  

凤阳大包干  陈庭元  

从“百废待举”到“杀出一条血路”——王全国杨应彬张汉青忆习仲勋  

先走一步真先走——任仲夷访谈录  

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刘田夫访谈录  

风口浪尖弄潮头——厉有为访谈录  

海南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架的探索与实践——刘剑锋访谈录  

关于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回忆  廖伯康  

重庆计划单列往事  陈之惠  

我所了解的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推进过程  甘宇平  

献给直辖市的礼物：解放碑步行街  余远牧  

重庆应对八九十年代改革的重重困难  孙同川  

四川改革开放的起步与扶贫工作  杨汝岱  

西部大开发生态保护为先  张中伟  

探索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宜宾模式”  孙文启 高万权 张明泉 肖健康 陈希淼  

我见证了二滩水电站建设的整个历程  韩国宾  

绵阳科技城的建立  杨海清  

凉山州天然林禁伐与保护工作回顾  肖光成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回顾  马汉儒  

云南省元谋县大塘子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过  李国有  

中泰合作修建景洪电站始末  刀国栋  

云南民族工作“五个率先”经验由来和决策过程  格桑顿珠 

陕西经济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陕西省原常务副省长徐山林访谈录  

我所亲历的西安经济社会发展变迁  石柱亚  

彩虹从这里升起——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建设记事  郑耀林  

甘肃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亲历  陈有顺  

改革开放后我在柴达木的三次考察  朱新德 

青海西部大开发中最难忘的几件事  苏森  

我所亲历的玉树灾后重建  才仁当智  

果洛民用机场项目立项的前前后后  吴自强  

长春农博会发展历程的回顾  安冬炜  

我与哈尔滨市的改革与发展  宫本言  

西安的扩大开放和经开区的创业  马振华  

布什的西安之行  朱景琪  

知识改变命运 岗位成就事业  许振超

怀念杨善洲  自学洪

后记

当官，就要干点事情，我是这么想的。当初到义乌，人生地不熟，对义乌情况我是一点也不了解，但也从农业学大寨中对义乌的大陈、后畈村有所耳闻。

坚定不移地开放小商品市场

1982年4月，组织调我到义乌任县委书记。为了尽快熟悉和了解义乌，我只有一个念头：多听、多看、多学，少发表意见。

当时的义乌是个全国有名的农业贫困县，虽然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县城只有28平方公里，农民穷，县城也穷，有句顺口溜叫“一条马路七盏灯，高音喇叭响全城”，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义乌县城的情况。

义乌的穷，除自然环境因素（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匮乏，土地贫瘠），也有政策因素。正因为穷，义乌人从明朝开始就有了鸡毛换糖的营生，这营生很是辛苦，但为了生存，义乌人走南闯北从未停歇。

我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的义乌，当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全面推行。义乌稠城镇的北门街和廿三里镇自发形成的“山货市”如火如荼，鸡毛换糖、拨浪鼓队伍越来越活跃。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当时干部队伍中上下思想都未转变，有句话叫：堵不牢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鸡毛换糖、搞自由市场经营等，都被视为盲目外流，弃农经商，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经营者和工商部门一直在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就算对经营者以“刁民”“奸商”为名加以批判，也禁不了、赶不跑、关不掉这些自发形成的市场。

义乌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资产阶级派性多，搞“小山头”各自为政的多，我上任时，听得最多的是派性问题，看得最多的是人民的来信，一天一大堆。关于自发市场的汇报和反映也是不绝于耳。当时的县领导一边喊着“割资本主义尾巴”，一边眼睁睁看着马路市场发展壮大，却束手无策。听了各部门的汇报后，我没有表态，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调查就做不出正确的决策。义乌的经商传统到底有多大的生命力？我倒想先看看。

当时的老百姓，尤其是县城附近的农民，想从事小商品买卖的很多，但又怕挨批受处理，那种欲罢不能的情绪日益滋长。有天一早我正出县委大院的大门口，突然呼啦一下拥上十几位老百姓，拦住我七嘴八舌地责问：“县委、县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看着激动的人群，义乌话我又听不懂。我说：“这样说不清楚，你们派代表到我办公室谈。”然后就是一个叫冯爱倩的妇女跟我进了办公室。她开始先反映家里的情况，说她不做生意，上有老下有小，靠爱人一个人工资没法活，再讲到义乌的情况……

听了冯爱倩的诉求，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做小生意对当时的农民来说，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当时的生意人，是被人们看不起的，还可能随时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我决定开展重点调查研究，派出县委、县政府大批干部下基层，召开座谈会讨论，个别交谈，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仗着刚到义乌，没人认识我，我自己带着工作人员往各个乡镇、农村跑，其间，我跑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下骆宅、吴店、徐村等地方，观察老百姓生活，倾听老百姓的诉求。了解后才知道，义乌人多地少，土地贫瘠，特别是义东一带，一直有鸡毛肥田的传统。收鸡毛的时候，顺带着贩卖小商品，不但解决了肥料来源问题，其中的收益也改善了生活。在调研的过程中，也有白跑的时候，一次，我与工商局局长陈松青同志一起下乡搞调查。由于工商局的前身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称“打办”），当地一些参与小商品经营活动的人被“打”怕了，所以，听说工商局的人来了，就纷纷出门躲避。我与那位工商局的同志开玩笑说：“看来，下次我再也不能与你一起来了，否则，会连一个调查对象都找不到的。”经过4个月的调查研究，我认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在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义乌穷是由于环境的原因，老百姓做生意也是迫不得已。搞点小商品贩卖，不但不影响农活，还能发展经济，补贴家用，让日子过好，有什么不可以？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为官一任，就得造福一方。干部群众当场就炸开了锅，有的喜笑颜开，有的眉头紧锁，有的则说当心我头上的“乌纱帽”。

由于小商品经营是个体性质，在经营中难免出现一些不良现象。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个体经营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投机倒把，不法经营”的说法。若果真如此，那开放小商品市场岂不成了资本主义复辟?我觉得，了解经营者的实际经营状况十分必要。于是，县委、县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五六千名从业者对照当时的政策规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合法经营的占50%以上，基本合法、稍有问题的占40%左右，真正有投机倒把行为的仅占4%~5%。这个结论使我的心中有了底，于是，我在县委会议上理直气壮地亮出了我的观点：“入党经过严格审查、有两个介绍人，都还有少数人要出问题。这么大的一支鸡毛换糖小商品经营队伍，不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有问题并不奇怪，只要加强教育、加强管理，市场肯定会走上正轨。义乌过去的穷困，就是因为打压了这些经营活动。”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慢慢地，在县委常委内达成了义乌怎么样才能富起来的思维共识。

我心中很清楚，在当时既无明确政策规定，又无先例的状况下，若要做出这样的决策，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但我认为，共产党员应该为人民服务，只要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必须做，哪怕是顶风冒险也得干。于是我明确表态：如果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县委一班人统一思想后也明确表态：出了问题集体负责。

在政府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震惊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1982年9月5日，以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名义发出了开放市场的通告，这在当时是全国没有的事。这一通告发出后，整个义乌都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义乌。当时全县开放了两个市场，一个是稠城，一个是廿三里。其实，这些市场是一直存在的，只是现在合法化了而已。

1982年9月，在湖清门划了一条街，开放小商品市场（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这使义乌的个体户如鱼得水，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大显身手。县城摆摊都摆到了县委门口。实践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得人心、顺民意的。

小商品市场一开放，经商的个体户纷至沓来，不久便人满为患了。为了更进一步满足群众的需求，给经营者提供和扩大经营平台，1984年，县委、县政府到县银行、省银行贷款60万元，在划拨的土地上建起了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后经过几次扩建，形成三代、四代、五代市场……如今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之都——国际商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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