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以五四为转折点，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带你了解五四后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峰回路转。

陈旭麓(1918—1988)，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人，初名修禄。陈旭麓是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元勋之一。陈先生生前还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副主席、上海地方史志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司马迁的历史观》《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等。其中《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

陈旭麓先生的这本《五四后三十年》，是《近代中国八十年》的姊妹篇， 该书以“五四”为发端，讲述了五四后三十年的中国历史。书中对中国的社会形态做了特别认真仔细的分析，该时期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夹缝中发展，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都处在严重的裂变和不断地就冲突中，表现为一种特有的社会形态，也是前所未有的。以此为研究对象，不受朝代的限制，也不因新旧民主的界限而分割，全面地、纵深地论述这个社会的新陈代谢关系

序001

一、　革命的新纪元001

五四运动001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007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012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017

二、　北洋军阀的统治022

打着“共和”的旗号022

军阀混战024

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027

“好政府主义”030

三、　太上政府与洋人新仆034

门户开放，协同侵略034

东交民巷的施舍037

北洋政府的媚外外交039

四、　第一次国共合作043

“黄金时代”之后的重重危机043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046

从“联合战线”到党内合作051

国民党的改组054

五、　混乱的北方政局059

逼宫与贿选059

北京政变063

孙中山的北上与逝世067

北洋军阀势力的重新组合070

六、　大革命的高潮074

五卅的碧血074

省港的怒潮080

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082

七、　争夺革命领导权086

革命阵营内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086

廖仲恺被害088

反对西山会议派091

与戴季陶主义的斗争095

中山舰事件097

八、　北伐战争101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101

农村的大革命105

工人运动的大发展107

九、　腥风血雨湮江南112

反革命的政治“南伐”112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17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22

十、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130

新文学的成就130

“假古董的假毫光”133

《现代评论》的“落水”与《甲寅》杂志的偃旗136

“玄”“科”两派论争138

十一、　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142

争夺国民党正统地位的争斗142

“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146

新军阀混战151

五院制政府的出现160

蒋汪争权与“改组派”的产生163

十二、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167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167

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173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78

十三、　革命命运的转折183

红色共和国的土地革命183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186

铁流两万五千里189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2

十四、　南京政府的“训政”195

国民会议与“训政约法”195

特务统治与保甲制度198

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鼓噪202

四大家族——中国最大的官僚买办集团204

十五、　三十年代的文化与科学210

左翼文化运动210

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214

关于中国社会的论争218

在挣扎中的科学技术221

十六、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225

“九一八”事变与蒋介石下野225

“一·二八”上海抗战230

伪满洲国的建立234

长城内外的抗日烽火237

十七、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241

华北事变与“一二·九”运动241

瓦窑堡会议与红军东征245

两广事变与绥远抗战247

西安事变250

十八、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56

“七七”卢沟桥事变256

“八一三”淞沪抗战259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262

国共合作，八路军奔赴山西前线265

台儿庄战役268

十九、　两条抗战路线与两个战场270

片面抗战：正面战场战略防御的失败270

全面抗战：敌后根据地的开辟274

二十、汪精卫集团投敌280

日本政府的对华新政策280

汪精卫仓皇出逃282

南北伪政权的合流285

二十一、　重庆政府的妥协与反共倾向289

“远东慕尼黑”289

“十二月事变”292

香港密谈295

二十二、　正面战场风云299

南岳会议与武功会议299

长沙大火303

1939：武汉会战后的余波305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309

二十三、　人民奋击的敌后战场313

日军“名将之花”的凋谢313

威震敌胆的百团大战315

新四军奋战江淮河汉间318

活跃在华南的抗日游击健儿321

战斗在白山黑水324

二十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场328

太平洋战争爆发与中国战局328

“治安强化”与“清乡”331

美国与中国334

中国远征军入缅337

二十五、　艰苦奋斗的解放区342

皖南事变342

战胜困难的“十大政策”347

制止新的反共逆流352

二十六、　“大后方”面面观355

专制腐败的国民党统治355

国民党的“宪政”骗局与人民的民主运动359

豫湘桂大溃败363

大后方进步文化的抗争364

二十七、　抗日战争的胜利368

从史迪威到赫尔利368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371

战略反攻，日本投降373

二十八、　重庆谈判379

蒋介石抢摘“桃子”379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381

墨迹未干、内战骤起385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388

二十九、　政治协商会议391

民主党派的勃兴391

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395

马歇尔来华“调处”400

三十、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403

全面内战的爆发403

全面进犯，处处挨打406

重点进攻的可悲结局409

三十一、　国统区的殖民地化413

蒋记“国大”与“新筹安会”413

主权大拍卖417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顶峰419

经济危机的爆发422

三十二、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425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425

土改新高潮和“三查”“三整”429

国民党“总体战”的失败432

三十三、　第二条战线434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434

为生存而抗争437

“五二〇”学生运动439

“戡乱”和人民的抗争442

民主党派的重新组合445

三十四、　伟大的战略决战448

英明的决策448

辽沈战役449

淮海战役452

平津战役455

三十五、　新中国的诞生461

国民党政府选举“总统”的闹剧与财政经济的崩溃461

国民党“和平”攻势的破产464

百万雄师过大江46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472

后记476

一、 革命的新纪元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历史走过了109年，送走了“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沉沉黑夜，迎来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黎明曙光。这是一个承担着反帝反封建伟大使命的翻天覆地的革命时期，它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

五四运动前夕，一个崭新的社会力量——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崛起；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在俄国十月革命中显示了无穷的威力，引起了先进中国人的注意。五四运动促成了两者的结合，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则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

德国帝国主义曾在1898年3月强迫中国政府订立《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参加对德作战为名，派兵在青岛登陆，强行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及济南等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战败告终。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挨打受辱的中国，这次成了“战胜国”。人们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狂喜之中，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期待着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和高唱“保护弱小民族”“公平解决一切殖民地纠纷”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能帮助中国“战胜恶魔，一雪国耻。”胡适：《纪念五四》(1935年5月)，《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69页。然而，27个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会，只不过是英、美、法、日、意五国操纵的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陆征祥（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等人，向和会提出了收回山东权利、取消日本二十一条、废除列强在华特权三项提案。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以北洋政府早在1918年9月《中日山东问题换文》的复文中有“欣然同意”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9页。的表示，提出应由它来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英、法、意等国支持日本的意见，美国也对日本作了让步。4月30日，英、美、法、日等国在《凡尔赛条约》第156—158条中明文规定：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利益“放弃以与日本”。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传到中国，人们对和会的期望转为不可遏抑的愤怒。陈独秀大声疾呼：“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李大钊在《五一节杂感》中明确指出：“直接行动”“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

北京大学学生首先行动起来。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北大以及各校学生代表慷慨陈词，发言者痛哭流涕，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将中指咬破，血书“还我青岛”四字。北京各界人民原定在5月7日的国耻纪念日召开救国大会并举行示威，此刻学生们群情激愤，再也不能等待了。他们一致决定：第二天上午发动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北京高等师范的部分学生也彻夜不眠，讨论如何实行“大暴动”，严惩曹汝霖、曹汝霖，早年留学日本。在担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期间，受命与日本秘密进行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谈判。后任段祺瑞政府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主持“西原借款”，将中国的银行，矿山，交通等权益抵押给日本。章宗祥、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在担任驻日本全权公使期间，经手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等条约，使日本军队得以大批开入中国内蒙古及东北。在与日本达成丧权辱国的《中日山东问题换文》时，就是他复文表示“欣然同意”，承认日本侵占山东的无理要求。陆宗舆陆宗舆，早年留学日本。在担任驻日本全权公使期间，参与“二十一条”的谈判，并经手在东京正式换文。后担任中华汇业银行总办，成为日本的公开代理人，参与卖国借款谈判多起。三个亲日派卖国贼。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北高师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手执“还我山东”，“废除二十一条”，“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杀千刀的曹汝霖，还我青岛来”等标语旗帜，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痛斥卖国的北洋政府，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曹、章、陆。

会后，学生们上街示威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直奔使馆区，但在东交民巷西口遭到武装巡捕拦阻。这对于愤恨已极的爱国青年犹如火上添油，学生们决定去找曹、章、陆算账。队伍赶到位于北京东城的曹汝霖住地——赵家楼胡同。在“打倒卖国贼”的怒吼声中，北高师学生匡互生等首先翻墙而入，开启大门。据曹汝霖回忆：“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即章宗祥——引者）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仲和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适日友中江丑吉闻讯赶到，……他虽知自卫之法，也已受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火烧赵家楼”的具体史实，回忆甚多，说法不一。此处根据曹汝霖撰：《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3—154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6月初版。烈焰冲天，人心大快，这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这时，大批军警赶到现场，许德珩等32人被捕。

军阀政府的高压政策，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抗。5月5日，全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宣布总罢课。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但学生们在开始时还没有提出远大的政治目标，较多地把义愤集中于曹、章、陆三个卖国贼。5月18日，李大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指出作恶的并不是曹、章、陆，而是强盗世界，号召大家“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并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三大信誓。5月18日以后，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宣告总罢课，组织“十人团”“护鲁义务队”“国货维持会”等到马路、村镇、铁路沿线，向人民演讲祖国危急，国亡无日，朝鲜、越南和印度的亡国惨史，以及当亡国奴的痛苦。讲者“垂泪而道”，听者“掩面而泣”。

日本帝国主义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北洋政府取缔学生爱国运动。于是北洋政府对学生采取了蛮横的镇压措施，破坏街头讲演，拘捕爱国学生，下令各校限期复课。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学生更强烈的爱国情绪。6月3日，北京学生1000多人涌上街头，进行大规模讲演。北洋政府派出大批军警，用刺刀、枪托、水龙进行暴力镇压，当场逮捕学生178名。第二天，学生加倍出动，上街演讲，又被军警抓走700多人。警察厅容纳不下，北大的法科、理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军警在四周架武器、设帐篷看守，并断绝被捕学生的食物供应。6月5日，北京出动了大中学生五六千人的宣传队伍，连警察厅门前也成了演讲地点。学生们带着行李，准备坐牢。北京学生联合会向各界庄严宣告：“真理所在，死生以之，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表现了崇高的爱国情操。

在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各地学生都起来响应，使运动由北京迅速推向全国。

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在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但是这一阶段运动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即只限于知识分子，而没有工人、市民参加，以致这场斗争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不能给予反动政府以有力打击，不能迫使它接受人民的要求。

“六三”以后，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学生们受到严厉镇压的关键时刻，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以空前的政治大罢工投入战斗，成为运动的主力。

首先发动罢工的地区，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

从6月5日起的一周内，参加政治罢工的上海工人有六七万人，包括罢市店员在内，总人数达10万人以上。揭开罢工序幕的是日资纱厂工人。6月5日上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三、四、五厂5000多名工人高呼“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撞破紧闭的大门，一齐罢工。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职工，以及杨树浦上海纱厂工人等也奋起斗争。罢工规模日益扩大，到了6月10日，铁路工人、海员、市政等部门的工人也参加罢工。那一天，机器停止转动，烟囱不再冒烟，电话呼唤不应，陆海交通断绝。一个外国记者写道：“上海的新兴无产阶级转入行动。急进和爱国的学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成千成万的苦力走出了他们熏黑了的工厂，到街道上来非常高兴地而且非常强烈地抗议着。”“抗议凡尔赛和会侵害中国的权利，抗议白人侵害中国的权利！”他惊呼：上海工人“六三”大罢工“震撼了这个城市的工业结构”，斗争“显然是政治性的”。商界罢市，也是从6月5日开始的。广大店员同仇敌忾，宁愿牺牲职业，扣除薪水，也要坚持罢市，制止了部分店主的动摇和破坏。这样，就在6月5日，上海实现了“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斗争。它标志着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继上海工人“六三”政治大罢工之后，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也进行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天津、南京、济南、汉口、长沙、广州、九江等大中城市以及其他一些小城市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都先后集会游行。据初步统计，这次运动涉及从江苏到四川，从黑龙江到云南的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国各界爱国群众的广泛斗争，给了北洋政府极沉重的打击。总统徐世昌向国会提出辞职，被挽留；接着，教育总长傅增湘又挂冠出走。舆论认为现行政治制度是责任内阁制，对于国家的外交、内政方针，国务院应负主要责任。在舆论压力下，国务总理钱能训不得不引咎辞职，全体阁员一并引退。内阁的这一场政潮，对于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产生了直接影响。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从斗争的直接目标考察，五四爱国运动是以人民胜利和反动派受挫而告终的。这个运动，突出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战斗力量，它给人民以振奋，而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93页。五四运动是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就不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是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了。

五四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是一个伟大的成果。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千辛万苦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因与工农群众相脱离，以致多次奋斗，一再归于失败。直到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独立走上政治舞台，群众斗争立即表现出无坚不摧的伟力。正如上海学联在《告商工界同胞书》中所深切指出的：“学生联合会对于此次救国运动，虽奋起在先，而决不敢居功。何也？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是故救国之业，学生可以鼓吹，而实行之责，实在我商工界同胞。”《民国日报》,1919年6月13日。显然，通过亲身参与的革命实践，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拯救祖国的真正力量存在于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特别是工人阶级身上。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摒弃那种自以为“先知先觉”，以“救世主”自居的错误观念，“到工人中去”成为当时一部分青年的口号。知识分子走向工人阶级，两股巨流开始汇合，中国革命开了新生面！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在19世纪末和五四运动前的20年间，中国虽曾有过马克思学说的初始介绍，但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真正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它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

1899年，上海的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期刊《万国公报》，在一篇题为《大同学》的译文中，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称为“百工领袖”，并将马克思学说，视作“安民新学之一派”。［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大同学》，载《万国公报》第121、　123册，1899年2月、4月。《大同学》一文宣传社会进化论，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介绍，但这篇文章是目前所知，国内中文书刊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1902年至1903年，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在文章中多次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说他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与“鼻祖”。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留学生，经过日本这个中转站，向国内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影响较大的有《浙江潮》《江苏》《译书汇篇》《民报》等刊物；《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著）等译著；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革命家列传》以及《天义报》刊登的《共产党宣言》若干章节译文等。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中民族资本主义很幼稚，工人阶级队伍也很弱小，还不具备传播社会主义的必要的阶级基础和物质条件，人们还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有着较多幻想，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学说，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作为一种新的“学理”被引起注意。这种寂寞的状况，延续了将近20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的实践，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救国救民的新路径。“另砌炉灶”，“另创一种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昂。“五四”后一年间出现的、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生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加上“五四”前已有的社团，共计约三四百个。这些团体大都有自己的刊物，其中有不少像《新青年》一样，以新冠首，如《新潮》《新中国》《新生活》《新社会》《新群》《新妇女》《新学生》《新共和》《新空气》《新人》等。也有不少《每周评论》式的政论周报。如《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钱江评论》《妇女评论》等。这些社团和刊物的显著特点，就是把宣传新思想同改造中国的斗争结合起来，竞相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

这是一个思想解放、新陈代谢的大变革时期。各种主义，各派学说，蜂拥而来，接踵而去。这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征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然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与早期新文化运动相比有很大不同。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而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以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俄国的问题提了出来，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初，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强调十月革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1919年4月6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第16号摘译了《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接着，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突出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引荐给中国人民。这一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

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被军阀政府视为“过激主义”“洪水猛兽”，遭到暴力摧残；而且受到来自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竭力反对。胡适，就是最早打上门来的一个挂帅人物。

胡适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学于康奈耳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高足。1917年返国，任教于北大，因提倡文学改良，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成为早期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引进的实验主义哲学，片面强调主观经验的决定作用，宣扬“有用即是真理”，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和改良，否认科学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在美国，它只是一种“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但在反对封建礼教和奴性逻辑的启蒙运动中，却“带着科学方法到中国。”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成为资产阶级冲击宗教迷信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手段。然而，实验主义在中国还没有施展自己的反封建能耐，便把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6卷4号发表《实验主义》一文。5月初，杜威应胡适之请到中国，到处宣扬实验主义。7月，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外来进口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不但“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很危险”。主张“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谩骂“高谈社会主义”、提倡“根本解决”，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胡适的论调，并非反对各种“外来的主义”，他所反对的只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在河北昌黎的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到这些论调的危害性，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评胡适：宣传主义和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而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李大钊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札维主义的”《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明确表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胡适的进攻失败了，但是社会改良思潮并没有偃旗息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到“劳工神圣”口号的影响，向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劳心与劳力对立的社会，却又还不曾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幻想通过改良的试验的办法来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糅和在一起，于1919年12月在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上海、天津、广东等地也先后成立。他们设计了一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的模式，希望通过这种“平和的经济革命”，去改造社会。试验仅三四个月，有几百名青年参加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垮台了。其他地方的工读互助团也陆续结束。实践证明，改良方法决不能实现对社会的改造。

一、 革命的新纪元00五四后三十年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涌现了出来。青年毛泽东等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年7月，他们创办《湘江评论》，著文论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同时，组织和推动湖南人民的反军阀斗争。1919年底，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次年4月赴上海，7月回长沙。在这半年多时间里，他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进行多次讨论。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毛泽东和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进行了关于建立共产党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1920年12月1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的目的。在这个时期，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1920年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进一步发展。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和列宁著作的一些中译本陆续出版。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也有了自己的讲坛。以革命知识分子为桥梁，通过办工人刊物、工人夜校和补习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工人中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引起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恐惧，他们以宣扬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对抗。趁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张东荪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罗素于1920年9月来到中国。他每到一地，便大讲中国不能“奴隶地模仿布尔什维克”，劝告中国人“暂不主张社会主义”，要先发展实业，兴办教育，“二十年后才讲改革”。10月，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讲学。11月，张东荪鹦鹉学舌，抛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和将来》等文，宣称：“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这些话出自原先曾鼓吹“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张东荪之口，就更加蛊惑视听。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和《再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等文，回击假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挑衅，并将批评文章连同张东荪的文章编辑在一起，题名《社会主义讨论》，发表在《新青年》8卷4号(1920年12月1日)上，发动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指出，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落后的中国必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问题在于走什么道路。他们反对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陈独秀：《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这场论战持续达一年多。后期，张东荪又搬出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顽抗。这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已经组成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共产党》月刊、《先驱》等革命刊物对张东荪的观点给予了更有力的驳斥。

这场辩论明确了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假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中也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如中国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资本主义还有积极意义，实行社会主义条件尚未成熟等。这种“歪打正着”，促使早期共产主义者努力“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工夫”，特别是“把他和中国的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第8卷第5号。

早期共产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也打响了。五四以前，无政府主义就以“最彻底的革命”的面目，赢得了渴望从封建专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好感；它提出的绝对自由、平等，反对一切约束、权威等主张，甚至侵入到工人之中。无政府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招牌，也被人称作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但它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论战始于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3月，《新青年》9卷4号开辟了《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共产党》月刊发表了《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夺取政权》等文章。1922年1月出版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也积极投入了这场论战。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着重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重申了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和建立一个具有统一意志与严格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一再论辩，终因理屈词穷而以失败告终。一些已经混入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清除出去。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各派思潮中独树一帜的地位。

“两论相订，是非乃见”。马克思主义在争论中显示了自己的革命性、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经过反对实用主义、反对假社会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朝气蓬勃地日益发展起来。

这本《五四后三十年》，与1983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八十年》的体例完全一致，书名也相呼应，它们是姊妹篇，也可以说是一部书的上下篇。

为什么一部书要分成两橛而不是一气呵成呢？因为许久以来，我们讲革命史固然是以“五四”为发端，讲近、现代史也是以“五四”为界标，近代与现代兵分两路，各守防地。近年，史学界虽然多已赞成把近代史的下限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在讲堂和论著中仍是两路人马，搞上段的下不来，吃下段的也上不去，要上下贯通还得有一个互助熟悉的过程。所以，“八十年”与“三十年”只好分作两期工程由不同的作者来完成。这将是史学史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也反映了我们在治学上有“划地为牢”的弊端。

近代史应该是1840—1949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全过程，不这样，只写“八十年”，腰斩北洋军阀的统治而戛然中止，近代社会则好像悬挂在墙上的摆钟，没有归宿。

除了上述感知外，还有一层意思得说一说。几年前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玩笑地说：李新同志等在大治民国史，戴逸同志等在致力于清史，两家合龙，就会把近代史灭亡了。这不仅是清史的后期和民国史的全部在时间进程上取代了近代史，而且断代史一般比通史详尽，在内容上也会覆盖近代史，所以近代史有“亡国”之忧。要救近代史之“亡”只有一条，就是把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十年历史，作为一个过渡的社会形态来研究。这个社会，不管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别的什么社会，它是在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下却又灭亡不了中国，中国在夹缝中发展资本主义又不能蜕变为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都处在严重的裂变和不断的新旧冲突中，表现为一种特有的社会形态，是此前所未有的，后此也不会再有。以此为研究对象，不受朝代的限制，也不因新旧民主的界线而分割，全面地、纵深地论述这个社会的新陈代谢关系，则是清史和民国史所不能代替的，也是整个中国通史历朝以来内容最为丰富的时代，它同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有相似之处而又是远为发达并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世纪。

时代是不断推移的，若干年后，“近代”一词势必转让给后来的历史。作为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史名称本来带有暂时性，它只能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或其他专称的命名，才是稳定的、恒久的。

由于我们一直是把 “八十年”与“三十年”分作两个课题来研究的，虽有追述和外延，前后照应，总还是按各自的特定范围构思和论述。我们编撰的“八十年”和“三十年”即使在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也仍然摆不脱原先各自分立的格局，“三十年”受革命史框架的约束，尤其如此。如果把“八十年”和“三十年”贯通起来，把“八十年”和“三十年”放在一百十年的过渡社会形态中来观察，广泛地探索近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将发现纵的发展和横的联系都会有较多的变动和补充，使读者对近代中国社会有一个完整和明晰的轮廓，从中得到启迪。

我期望，在已撰“八十年”和“三十年”的基础上，不久将写出一部豁然贯通的中国近代史来，把一百十年作为一个过渡社会形态来研究，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前的特殊历史。

1987年5月陈旭麓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