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维护自由又具备阻吓敌人、保障公民安全的强有力政府，是近代的一项发明，它出现于18世纪的英国和美国。曼斯菲尔德的经典著作告诉我们，这项发明并不十分可靠，维护自由的政府往往倾向于变得软弱，而强大的政府倾向于放弃或践踏自由。
自由与强大政府的结合不易发生，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现代史的概貌和古人的经验都已证实了这一点。作者通过对执行权历史的深入探究，帮助读者重新理解以个人名义进行统治的理由。只有深刻理解了马基雅维里之发明的意义，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把它纳入宪政体制的困难。

（英国）哈维·C.曼斯菲尔德（1932—），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施特劳斯学派重要人物，研究领域涉及埃德蒙·柏克与政党本质、马基雅维里与间接政府的发明、执行权理论的发明与发展等，同时也是马基雅维里著作的翻译者。主要著作有《政治家与政党政府》（1965）、《自由主义的精神》（1978）、《驯化君主》（1989）、《美国的宪法与灵魂》（1993）、《马基雅维里的美德》（1998）、《马基雅维里的新范式与秩序》（2001）。

在本书中，哈维·C.曼斯菲尔德系统地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直到《联邦党人文集》的西方政治思想，考察了执行权学说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曼斯菲尔德认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原始执行官”，比如罗马的独裁官和基督教国王，现代意义上的执行官却是首次出现在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中。但马基雅维里的过于强大甚至残忍的执行官削弱了共和理论。因此，后来的政治哲学家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就致力于“驯化”马基雅维里的嗜血“君主”，将其反律法主义的能量纳入一种独特而灵活的宪政框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总统一职。

【目录】
简装本前言
前言
导论：执行权的暧昧性
第一部分 执行权的史前史
一 亚里士多德：作为王权的执行权
二 亚里士多德：在混合政体中缺席的执行人
三 原始形态的执行官
四 神学政治学的执行官
第二部分 发现执行权
五 马基雅维里和现代执行官
六 霍布斯和权力的政治科学
第三部分 宪政体制中的执行权
七 执行权的宪政化
八 执行权的中庸化
九 执行权的共和化
十 结语：形式和目的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导论：执行权的暧昧性

为了理解现代的执行权学说，我们需要知道或至少大体上知道什么是执行权。首先，最好的办法就是径直观察一下事物本身，不去管那些有关它的意见。人们普遍同意，执行权是一种现代的必然性。那么，为何要把它称为一种现代学说呢？现代国家除非配备了强大的执行官，否则它会被认为并非一项持久的事业，没有执行官的国家在劫难逃，它会受到更幸运的国家的可怜和蔑视。

执行权的必然性，也不能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一种无意识的假设、一种不受任何挑战的普遍现象。它受到过挑战，但挑战从未得逞。尽管有关执行权之必然性的假设具有普遍性，然而总有一些生活在自由政府下的人，有时是很多人，对他们认为具有灾难性的强大的执行行为发出抱怨。他们把这些行为当作专制政体的做法，表示悲哀并予以反对，用我们出于礼貌而需要并因我们的经验而熟知的许多专制的当代同义词去称呼它们。可是，一旦认识到它们的必然性，抗议声很快就会平息下来。要不然就是换了一副口气，开始大声呼吁过去不赞成但如今发现其有益的强有力的执行行为。于是强大的执行权的必然性一直在为过去看不到它的人所认可。抨击它的人要么不再吭声，要么反过来责备自己。可见，把执行权称为一种现代学说，意味着发现了一件过去被掩盖的东西，从而也可以说，是揭示了一种在新旧可能性之间做出的选择，是面对一种看起来既明显又不可避免的需要而做的声明。

假如我们处在我们探索的结尾，那么也许能够说，执行权早期的导师，是想把专制政体的某些权力和技巧赋予自由政府，以此维持两者的区别。这类技巧之一是，让人民事实上服从你，同时又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服从某种必然性。然而在这里，在我们研究的起点上，我们从执行权中却能看到某种暧昧的因素，它不是来自无可避免的必然性，它需要得到某种澄清——可能需要某种学说。虽然人人都同意强大执行权的必要性，但是大家也都同意采用一个称呼——“执行官”，从字面含义看，这个人本身并不强大，他仅仅是个代理人。换言之，人人都同意强大的执行者的必然性，可是似乎大家都同意掩盖这种必然性的重要。被人忘却的必然性，譬如饥饿感，在表达自身时毫不含糊，从不闪烁其词。但是一种需要加以隐瞒的必然性却更为复杂，需要给予解释。概言之，为何必须用一个贬低执行权的名称去称呼执行权呢？

字典里的执行权

在今天的政治中，“执行官”（executive）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字典中的定义，指“贯彻”者，例如美国宪法中的总统，被授予“负责使法律得到切实执行”的责任。“执行”（execte）一词源于拉丁语的“exsequor”，意思是“遵从”，古典作家和罗马法都从遵从法律以达到某种目的这种衍生的和特定的意义上使用它：辩护或惩罚。希腊语中的同义词“lambanein telos”和“ekbibazein”也有类似的含义。按这种原始的含义，美国总统的职责仅仅是贯彻法律的意图，亦即贯彻别人的意志——立法机构的意志，说到底是人民的意志。然而，假如现实中的任何总统把自己局限于这一使命，他将被人轻蔑地称为“听差”，他将仅仅把自己当作代办，他的职责就是按照法律采取行动。

康德本着他的走极端的习惯，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执行的含义，其中的大前提是立法者的意志，小前提或“小原则”是执行，结论是具体事件的司法适用。通过这种三段论的形式，执行的职能被人为地与司法的职能相分离，但它又明确服从于立法的职能。

但是，愿意接受康德这个大前提的任何立法机构，如果公然把执行官称为听差，却是不明智的，因为损害执行官的尊严会降低他的效用。可见，执行官的尊严超出了“执行”一词原始的词典定义，而是在“法律的实施”这个说法中得到表达的，它意味着遵守法律并非像一个机械过程那样发生。“法律的实施”意味着受法律管辖的人会违法，所以执行官必须宣布自己享有法律本身的某种权力和威严。有时，警察为了执行法律，仅凭彬彬有礼的询问是不够的；他为了使自己受到尊重，要避开听差的角色，做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连警察都不仅仅是个听差，更何况总统呢。

法律的权威性，在“法律的实施”这个说法中，大概比法律的威严表达得更充分。法律所宣布或内含的法律的目的（最终理由），是一种受到我们尊重和信奉的崇高思想，并且政府也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在首要任务和充当工具的意义上执行法律。但是，执行就是实施法律这种想法，却让我们感到害怕，并提醒我们制定法律的原因（充足理由）：消除恐惧，提供安全。后者采用法制化的非法手段，即报复或预先防范的措施——假如不是由警察来实施，它们便是非法的。它们往往是令人难忘的惩罚措施，以此表明法律的主要目的是惩罚。这种措施也允许甚至要求执行官亲自掌握一种权力，使最初的立法者能够让他那些不安分的臣民产生敬畏，对制定和执行自己的法律的人流露出畏惧，仿佛他是个愤怒的神癨。如果有人说执行官的尊严散发着专制政体的气息，这算不上夸大其词，因为它极大地扩张了工具性的执行行为。

人们大可以谈论法律的统治不是人的统治，然而对于一个执行官来说，这可能是一种严重缺少依据的有关立法者尊严的断言。立法者可以热忱地相信，要想改变行为，通过一部法律足矣。可是仅仅表达智慧的法律，就像对聋子发出的祈祷一样。因为法律的统治所统治的是违法者，除非法律得到执行，不然它们便形同虚设。为使法律得到执行，必须给予执行官一部分、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立法者的尊严。从这种观点看，以人作为对象的法律的统治，也可以被归结为人的统治。

所以，我们在承认执行官尊严的《美国宪法》中看到，负责切实执行法律，仅仅是为总统规定的职责之一，为了履行这些职责，他还被赋予不少权力。其中一些权力，从性质上说既不是执行权（否决立法），也不是从属的权力（陆海军总司令）。此外，他还被授予“执行权”，根据汉密尔顿的著名论点，它有自身的特征，只受必要因素的约束，不是可以一一列举出来的权力；他宣誓忠于职守，但不是针对法律，而是针对他的官职。可是对康德说来，执行官不仅被描述为一个小前提，还被描述为——以康德的正确的现实主义，这就像他理论上的极端主义一样常见——一个拥有与其他两种权力并列的权力的道德人。我们看到，这个真实的、实际的和非正式的执行人，即使不是专制者，也远比假设性的、理论上的或正式的执行人强大得多。

他的行动也更为迅捷，更有主子气象。在今天的政治科学中，“决策”一词被不加区别地用来指政府的一切行为或任何行为，它传递着这样的含义：所有决策都是相似的，它们都没有“执行”的特点。然而人们也同意，决策往往是相继做出的一系列决策，因此可以听到“立法过程”、“司法过程”和“行政过程”。但人们没有听说过“执行过程”。在实际使用中，执行者的决策保留着一种决断的味道，似乎有别于一般的、日常工作中的和令人放心的普通“决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