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应彪是中国第一家现代百货公司先施公司的创始人，开创了多个第一，奠定了先施百年老店的基础。本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回顾了马应彪由农家少年到商业奇才的传奇经历。

谭元亨，广东顺德人。1948年出生于广东四会，成长于广州与湖南湘潭。祖上为“十三行”八大家“潘卢伍叶谭左徐杨”的谭家，后侨居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1968年上山下乡到湖南酃县(今炎陵县)。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作家班。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IRSCL)会员。客家学学者，“广府学”创立者。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已出版《东方奥斯威辛纪事》《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来自东方奥斯威辛的追诉》《中国文化史观》等百余部作品。其中，《无效护照》获1995年第五届“《十月》文学奖”，《洛杉矶的中国Teenger。s》获1996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客家文化史》(上、下卷)获2013年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双枪将军马坤——孙中山的犹太保镖》(与董守良合著)获2014年加拿大第二届国际“大雅风”文学奖非虚构类(纪实文学)提名奖。

引言 追随孙中山先生
第一章 磨砺明志
第二章 情系中华
第三章 力挽狂澜
第四章 实业兴邦
第五章 教育为本
第六章 拳拳之心
第七章 遗爱人间
第八章 人格光辉
最后的话：为了应有的历史
跋：马应彪和中国四大百货公司

做《十三行史稿》之际，写到在康熙打破“海禁”，实施
开海后，雍正也一改祖制，撤销“禁洋”，放中国海商经略南
洋，到了乾隆，更进一步取消了“加一征收”的恶税，大清梯
度开放的格局最终形成。在这开放历程中，我骤然又遇到一个
早已景仰的大学者，这便是李绂。雍正差点要了他的脑袋，却
为他的耿介与学问，刀下留人。而在要求刚登基的乾隆取消
“加一征收”恶税的六大臣中，他的名字又赫然出现了。
我熟悉他，只因为他曾对自己得意的弟子，后来同样是大
史学家的全祖望的严谨考据提出疑问，称“望远者不见形，听
远者不闻声”。也就是说，圣人之学，并不重在考据，你天分
这么高，若去做远大的事业，对天下苍生裨益更大。他这一观
点与2000年后西方学者所称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异曲
同工之妙，从他上书皇帝要求取消恶税，亦能看出他一以贯之
的思想追求：历史亦当为“合时而著”。
我写马应彪，也基于这样的思想。
我一直在思考，洋务运动产生的一批“官督商办”的企
业，这商办者，多少还沾点官字，把这批官商推崇为历史前进
的动力，有几分合乎历史的逻辑？而今“买办”一词已未见得
有贬义了。再往前看，辛亥革命的深厚基础，尤其是经济基
础，则已是民商而非官商，是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才选择
了这位杰出的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无疑，此时写他，正是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几起几落之际，一片苦心，唯天可鉴。
无独有偶，在中山这“四大公司”诞生的200多年前，也
有过官商与民商之争。那正是康熙年间的十三行。康熙开海，
重立十三行，一时间，不同背景的行商如走马灯一般出现，你
方唱罢我登台，热闹非凡。开始，诸如总督商人、巡抚商人、
将军商人一个个粉墨登场。后来，什么皇太子商人、王（蕃
王）商也都要分一杯羹，把个对外贸易的市场，搞得乌烟瘴
气。而后，随着皇太子的失势，皇太子商人一下子销声匿迹。
而被视为最后一位“王商”的洪顺官，也最终破产，“执笠”
走人。也只有这之后，被视为民商的黎启官、叶吉官、谭康官
才脱颖而出。后来，更出现了富甲天下的潘启官、后代认定的
世界首富伍浩官，有了“潘卢伍叶，谭左徐杨”八大家，活跃
在南洋及欧美航路上。
这一变化，似乎暗示了后来的洋务运动消停及民商工商业
的兴起。
历史总会依照某种循环再现，相似，却未必完全一致。
我在早年《中国文化史观》一书中，对循环史观的不同阶
段有过阐释：最早的循环史观是以自然为蓝本，而后则是以伦
理，以生死，以“心”而周而复始。我只写到近代，那么，当
传统的义利之辨，变成上述的以量化的经济来衡量，这又当是
怎样的循环？
当然，螺旋式上升也没脱离循环，否定之否定嘛。这也就
是现代史观了。
我想，凭此不难解释自己为何会欣然接受马应彪这样一个
历史人物的任务。我曾说过：“所有的史著，尤其是传记文
学，首先并不是为历史学家、为有考据癖的人所写的，历史是
有知识、有文化、受过教育者的学问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换句话说，撰写史著或史传，不仅仅为史学家，更为了几
乎所有的受众，即有眼光、有思想乃至有理想的读者。这应该
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令他们从中意识到从过去到今天，乃至
未来之间所包含的思维模式与感知方式，让他们能有所得一包
括对当下的深刻认知。”①
这便是不同时代会对不同的历史题材感兴趣的原因。改革
开放四十年，似乎读者的口味在不断变化，伤痕文学、寻根文
化……一直到今天的金融小说，这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
思想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变，是永恒的不变。我们这四十年，
走过了多少发达国家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程，科技上、经
济上，也包括历史文化上。
平心而论，我对马应彪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无论是对其经
历的了解，还是思想上的发掘，还远远不够。
一个人，是一本大书，也代表了一个时代。十九世纪末至
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激变的前奏，远比十三行时期、洋务
运动时期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一个民族工商业家的崛起，
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又面临什么，又往何处去，都不是一
般人所能回答、所能说尽的。立象以尽意，我只能通过人物的
刻画，透露出多少可能的信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别人怎
么评价也都是有理由的，不可苛求。
1999年，我接受马家的委托，写了这部传记，当时还一点
也不知道自己与“四大公司”的关系，乃至与中山的关系。
直到2003年父亲去世，查阅父亲谭文德的档案，我才大吃
一惊。－没想到，我与“四大公司”竞有太多的缘分。
原来，我还有个姐姐，叫谭利贞——“元亨利贞”，这是
乾卦的卦辞，祖父用来为长孙、长孙女取名。谭利贞的母亲，
即我父亲的前妻，叫蔡妙姬，是大新公司蔡家的千金——这是
姑姑们在我的追问下说出来的。
只是，这十来年里，委托不少关系，包括红十字会，都没
有找到他们。如果在上个世纪，马家，尤其是马文辉先生（马
应彪四

本书邀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作家谭元亨深度挖掘马应彪的一生，包括他远赴澳洲、白手起家、创立先施并将之发展壮大、反哺社会的历程，彰显马应彪先生爱国创业的精神。马应彪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侨领、先施公司创始人，从1918年起参加岭南大学董事会，成为首位华人校董。马应彪先生生前热爱祖国，热心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令人尊敬。

马应彪和中国四大百货公司
如果把太平洋的西海岸，也就是东亚的海岸折叠起来，那
么，居中部分便是广东了。这并非比喻，从地缘学的角度上
看，广东在海上商业交往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毗邻港澳，
与东南亚国家隔海相望。再换个角度，如果从地球仪上方，也
就是从北极往下看，或者作一个北极投影的世界地图，全球便
被清晰地分为内、中、外三部分，我们马上便可以发现，世界
发达国家与地区几乎全集中于内圈。而引人注目的是，内圈西
北角，与东西相接的是北美，内圈西南与北关相对应的，正是
东亚到东南亚海岸线，中心点恰巧也正是广东的珠江口，由此
可见广东在世界性商业流通中的战略地位。
此书传主，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创始人马应彪，便在这条海
岸线上降生、成长。作为他的同时代人，戊戌变法的主帅之
一、思想家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在对历
史作完纵向分析后断言：广东人“冒万险，犯万难”，剽悍活
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国民族中，稍现一特色。其人对内竞
争力甚薄，对外竞争力差强。
他的断言，在百年之后仍见其生命力之久长。广东仍是，
或者说，已再度位于当前世界经济最活跃的海岸线中点上，作
为大陆沿海最早的开放地带，更在当今被中国领导人定位为中
国改革开放的“龙头”。广东的经济，尤其是商贸业，令世人
瞩目——历史，又一次选择了广东。
要研究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兴起，就不能不研究广东这一独
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形成的广东商人的“底气”。
广东，相对于内陆省份而言，无疑是一个海洋省份。有人
说，它是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补充——没有海洋文化，光
有内陆文化，中国文化便是不完整的。背靠足以截断来自西伯
利亚的寒流的五岭，岭南称得上四季如春，没有雪，也无霜
冻。广东三面临海，海岸线长4100多公里，几乎占全国大陆海
岸线的八分之一，居全国之首。广州、潮州，均是一千多年前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中国海岛屿星罗棋布，沿海多深
水良港，地处太平洋、印度洋、亚洲与大洋洲之间的商路要
冲，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以及世界上各大商港交往的枢纽。这
是向外。往内，珠江水系发达，西、北、东三江贯穿全省，建
立起与周围省份的联系。
明、清时统治者实行海禁政策，但广东的海商商帮仍在打
压下壮大与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不得不实行开
海贸易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
余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这一来，广东的海商商帮更随着广州
的独口贸易而独占鳌头了。早在雍正七年(1729)，皇帝的谕旨
中便称“粤东三面皆海，各省商民及外国商人，携钱买货往来
贸易者至多也”。当清政府仅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后，全国对
外贸易的商品都要运到广州出口，外国商品亦要经由广州进
口，广州更成了独一无二的“开放特区”，以至英国商人威
廉·希克在1768年便称：“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
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
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的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英
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
发达的内外商业贸易，需要有雄厚的商业资本来承担商品
交流的任务。早期，是大批的富商大贾的产生；后期，便是商
业资本家的形成。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及随后的永安、大新、新
新四大百货公司，便作为中国现代百货业的翘楚，破土而出，
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商业奇观。
四大公司的形成，应当说是具有鲜明的广东特色——由海
商而侨商，先在外拼搏，再回故里发展。这一传统，是几百年
前便有的了。明朝初年，“南海梁道明，贸易于爪哇国，久而
情熟，挈家住居，积有年岁”， “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
人”。乾隆年间，梅县罗芳伯在婆罗洲西部的坤甸(今属印度
尼西亚)经营农、矿、渔业、制糖业与商业，当地民众拥戴他
为“大唐总长”。至于广东人经商所到达的地方，更遍及全
球，因此海外流传有这么一句话： “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即“在粤人社会太阳永
不落下”。
由于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被打
断，在内地，这种破坏更甚。山西商帮与山西票号的衰亡，便
是外来殖民者与封建统治者双重压迫造成的。而广东的民族资
本主义，却在这双重压迫下逆风而上。这是值得研究的一种
“特殊中的必然”。
而支撑广东民族资本主义诞生的，不是别的什么，恰恰是
积蓄已久、有相当实力的侨商。
从全国范围来看，一般来说，先是出现洋务企业，然后才
能有民族工商业。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
畸形途径，形成的也是一个怪胎，洋商与官商生下的怪胎。
这仅仅是个小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出民族资本家严谨的态
度与务实的精神。正是从这里开始，四大公司才历尽世纪的风
风雨雨，迄今仍屹立在中国的土地上。
大新公司的命名，出自于“大展新猷”。它创立之前，早
已有了先施、永安，可

先施与永安的开张，是上海繁荣年代开始的标志，南
京路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商业街”，其商脉延续至今未
绝。马应彪首次破例雇用了女店员，这在当年轰动一时。
——吴晓波（财经作家）
马应彪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侨领、先施公司创始人，从
1918年起参加岭南大学董事会，成为首位华人校董。马应
彪先生生前热爱祖国，热心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在国内
外具有广泛影响，令人尊敬。
——黄焕秋（中山大学原校长）
马应彪将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融入公司的管理中去，
开创了多个第一：先施是第一家卖东西不讲价的“不二
价”公司；第一家开发票给购买者的公司，如果商品有什
么损坏或者顾客不喜欢，可以拿回来换；还是第一家让员
工周末轮流休息的公司。
——连玲玲（台湾“中研院”近代史副研究员）

第一章 磨砺明志
马家的故事
马应彪出生于1860年12月21日，出生地是广东香山县城附近的沙涌（“涌”见于地名，与“冲”同音，指小河）。
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岁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耻辱的年份。这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至此，清廷丧权辱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列强瓜分中国亦已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北京条约》把《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对英、法的“赔款”，都增加为800万两，另还加上“恤金”70万两；俄国则夺去了黑龙江以北与乌苏里江以东中国的广大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法、意三国领土之和。
鸦片烟，则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这些条款中，与马应彪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则有这么一条：“准许华工出国到英、法属地或其他外洋地方做工。”而这一条的交换代价，则是开放内地任洋人深入。
这一规定，使外国侵略者在东南沿海掠买华工大批贩卖出洋的非法行为，从此得到“合法”的保障。也可以说，马应彪刚一出生，他的命运便已被决定下来。
这一屈辱的条约签订时，英法侵略军已打进了北京城，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行宫。在这年10月18日，对东方文明骇人听闻的浩劫——火烧圆明园的历史惨剧发生了！
而今，圆明园的断垣残柱，已伫立有一个多世纪了。不难想象，马应彪对自己出生那年发生的一切，皆如刀子一般刻在了心底。而这，也铸造了他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
灾难种下的每每是自强的种子。
那烛天的大火，那被掠夺的珍宝，那聚集有古今艺术瑰宝的壮丽宫殿与园林的毁灭，与东南沿海被“卖猪仔”的华工人权与人的尊严的丧失，同样是一个民族心酸、痛苦的记忆，并具有同等的历史意义。
于是，血与火的印记，烙刻在马应彪出生的年份。
而一个民族尊严的记忆，在这个家族的历史记载中，已延续七百多年了。
沙涌马氏族谱，迄今仍有详尽的记载——纵然到了二十四世传人马应彪，早已家徒四壁，穷困不堪了。
可自幼靠捡猪粪卖钱的马应彪，由于父亲马在明的谆谆教导，记住了马家不凡的传统，“有朝一日，重振昔日的荣光，为这个家族争一口气。”年纪虽小，马应彪的气性却不同一般。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加上太平天国悲壮地失败，中国农村更陷水深火热之中。史载江南一带，“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连年的水旱灾害，更使得广东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尤其是两广为太平天国的发祥地，清政府“剿杀”未已，疯狂之极，更迫使广大百姓大批逃亡，近者到香港、澳门，远则到南洋、美洲、澳大利亚，以避灭门之祸。
家里已穷得揭不开锅，当局仍横征暴敛，百姓哪怕终日为牛马，也不得温饱。面对面黄肌瘦的妻子李氏、初通人事的儿子应彪，马在明一咬牙，决计“卖猪仔”，远涉重洋，上澳大利亚的悉尼“掘金”。1851年初，那里便宣布发现了金矿。 旧时，穷苦的青壮年男人被拐卖到外洋做苦工的，俗称“卖猪仔”，史书中称为“契约华工”。《辞海》称“契约华工”为“被迫同美洲、东南亚当地雇主（殖民者、种植园主、矿场主等）签订卖身契约从事劳役的劳工”。契约华工制盛行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这只是公开的、冠冕堂皇的说法罢了。事实上，这是一种诱骗与拐卖华工以牟取暴利的罪恶勾当。专门从事买卖契约华工的场所被称为“猪仔馆”，贩运契约华工的船舶被称为“猪仔船”。华工在出洋之后，多从事繁重的体力活，因此被称为“苦力”；此外，还须在一定时期内攒上一笔钱，以偿还“客头”垫付的船费。这船费，事实上仅要五元的话，售价却高达五六十元不等，所以，“客头”作为人口贩子，便从中大发其财。顾名思义，“猪仔”一词，便是将人当作畜类，同运猪一样，把华工塞进拥挤不堪的底层统舱，遇风先抛人后抛货。
凡是被当“猪仔”卖到海外的，能活着抵埠已是万幸，不少就死在船舱或中转站上的牢房里。
这一切，马在明早已听说，心中有数。可到了这一地步，唯有铤而走险，说不定，真能掘出金子回来，世代不再受穷了呢。可惜的是，当他听闻悉尼有金可掘时，那里早已开掘了近三十年，开矿执照也不知已经过多少人手了。
“孩子，我得走了。”临别，马在明将应彪唤至跟前，千叮咛万嘱咐，在家要孝顺母亲，要勤奋读书，要为家分忧……P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