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思想，近期从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史、抗战时期沦陷区研究。所撰学术随笔及书评多刊于《读书》《上海书评》《北京青年报》等。

小引
第一辑
历史的转调与滑音：赵元任在1919
民国学术圈的“里子”：寻找汤尔和日记
“书房一角”：周作人阅读史初探
周作人与胡适的“方外唱和”
沦陷下的顾随与周作人
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
再论钱玄同的“晚节”
第二辑
北平沦陷的瞬间：从“水平轴”的视角
声音的风景：北平“笼城”前后
沦为“孤岛”的教会大学
作为政治史迹的“庚戌桥”
傅增湘与“蓬山话旧”
瞿兑之与掌故学
第三辑
弥散性思想：一种模糊史学
——读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去道德化”的陷阱
——评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被告席的比喻
——读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
“极人情之致而曲尽之”
——读赵园《家人父子》
“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
——读张文江《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
哀时竟止钩沉史
——读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绣花针与狼牙棒
——读陈平原《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黑暗涧谷”上造塔
——评姜涛《公寓里的塔：一九二〇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

历史的转调与滑音：赵元任在1919
1919年是赵元任个人生命史上临近“翻篇儿”的时刻。
此时的赵元任仍游离于大历史之外。国内趋于白热化的新旧之争，《新青年》上以他的朋友胡适之为中心的文学革命，甚至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赵元任1919年的生活史中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像一战结束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他心目中似乎还不及同年发生的某次天文奇观更有吸引力。
直到1920年，留滞美国近十年的赵元任决定回国，才正式步入历史的聚光灯下。1920至1921年可以说是赵元任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与国内知识界生出关涉、互动频密的两年。因罗素来华讲学，赵元任随行翻译，同时加入国语运动。但对他个人而言，更有意义的人生转折是解除包办婚约，与杨步伟结婚。
1919年既是赵元任人生中一个晦暗不明的低谷期，又有什么值得追述的呢？他在《早年自传》中写道：
The Academic year 1918-1919 was one of my most unsettled and unsettling years within memory.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here to go, geographically, nationally, intellectually, or emotionally. [1918-1919学年在记忆中是我最不安定的年份之一。我不知道将来做什么、去哪儿，无论在地域上、国族上，思想上或情感上，都有无所适从之感。]
这段自述提供了一个入口，由此可窥见赵元任此时的心灵世界，吸引我探究这种多方面的不安定感（unsettled and unsettling）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得以化解的。
1918年赵元任从哈佛哲学系毕业，1919年恰是他在各种人生选择间犹豫不决的gap year。身心状态的波动起伏，令他暂时沦为精神上的“流浪汉”。在拿到雪尔登旅行奖学金（Sheldon Travelling fellowship）后，赵元任开始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早年自传》中颇为细致地记录下他漫游途中一次乞食的经历：肩上扛一手杖，杖上挂一行囊，走到一处人家，跟女主人讨要面包和牛奶，说“让一个流浪汉也‘胡佛一把（Hooverize，厉行节约之意）’”。女主人最后象征性地收了点钱，表示不是对流浪汉（tramp）的施舍。这种漫游、求乞，对赵元任而言，似乎是他化解不安定感的自我疗法。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已养成“冥游”的习惯。他喜欢边闲逛边放飞思绪，在路上碰到熟人老是忘记打招呼，看起来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absent-minded professor），因而获得“教授”的外号。赵元任这种“心不在焉”的书生气质，与他的妻子杨步伟正好形成完美的性格互补。杨步伟属于杀伐决断的行动派，她在《一个女人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开头坦言：
我喜欢动作。我第一次碰见我美国留学生丈夫的时候，他还是那种一天到晚坐在那想事情的中国念书人样子，我虽然脚还没踏到美国地方，他一见了我就说我简直像个美国人。我就是为着爱做事而做事。世界上该做的事那么多，你哪来工夫那么闲坐着煞？
[赵元任译：I like to move; I like to act. When I first met my American-educated husband, a typical contemplative Oriental, before I ever set foot on America, he said that I was a typical American. I want to do things just for the fun of doing them. There is too much to do in the world to sit around and waste your time. ]
1919年前后赵元任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多少源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在1916年11月3日日记中写道：“I am 24 years old today, still a hesitator.”“hesitator [彷徨者]”道出了赵元任求学时期的性格底色。1918年5月他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答辩委员会主席霍金教授（William E. Hocking）追问写这篇论文（《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对他的性格有无帮助？赵元任老实回答说，无助于克服自己优柔寡断的毛病。
这种不安定的心理状态，对一个自信心、自制力极强的学者而言，是不同寻常的。其间隐伏着赵元任个人独有的精神危机，与胡适归国前的踌躇满志形成有趣的对照。胡适在归国前已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就是要做国人导师，他常引纽曼（Newman）引荷马（Homes）的一句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赵元任与胡适是一辈子的好友，但两人的人生志趣、生活态度完全不同。胡适是情愿活在金鱼缸中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赵元任则有时刻意避开历史的聚光灯，宁愿享受私人生活（private individual）。
赵元任是现代学者当中特别注重保全日常性的一个人。早年随祖父各地迁徙、出国后四处游历、战乱期间流离失所，这些经历都让他格外珍视平常过日子的滋味。《赵元任早年自传》中但凡涉及大的历史变动，常滑向个人生活常态的记述。就像七七事变后的某个晚上，赵元任跟文教界的几位朋友在南京一家面馆吃面，静静地看着月亮在云层间穿过，都沉默不语。赵元任感叹：不知何时我们能再有这样的一个夜晚

本书侧重于1937至1945年间，沦陷下的人事与风景。第一辑以人物为中心，探究沦陷下知识阶层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第二辑以空间为单位，考察沦陷北平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氛围。第三辑为学术书评，不限于自家的专业背景，意在展现个人的读书趣味，力图探索书评作为一种述学文体的多样性。

“此时怀抱向谁开”，取自顾随之词，作于北平沦陷时
期。借为书题，因此集所录之文，多探求明暗之间的历史，微
婉隐曲的表达，及历史中人欲言还止的心事。
写作这些论文之外的文字，出于一些偶然的机缘。读书期
间曾被导师批评只会写两三万字的长文，放不下论文的架子。
确实在现今的研究条件及学术训练下，要把文章撑长不是什么
难事，能把文章写短才是真本领。被学院体制规训出来的青年
学者，大多不会写短文章，也没有兴致写短文章。按学院内的
游戏规则，在非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字，大部分不计入考
核。青年学者在解决晋升问题前，不得不盯着权威核心期刊，
被课题计划绑架着向前走，自然没有余暇去写这些什么都不算
的文字。
写作这些文章的契机，一开始缘于师友的鼓励，幸运的
是，也正好赶上纸媒的黄昏。有可信赖的学术平台，才有持续
写作的动力。在新媒体全面崛起、搅动学术生态之前，有公信
力的纸媒仍是学术共同体对外发言的主要渠道。
为报刊写文章，始于《北京青年报》设立“星期学术”
版。至今记得在地铁站内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态度谦和，自我
介绍说是《北青报》社的编辑陈国华。接完电话才反应过来，
陈国华不就是《故国人民有所思》的作者陈徒手。在《北青
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写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声音风景，据
说反响不错。于是与《北青报》结缘，试着将自己的学术思考
转换为更有弹性的文字。《北青报》对作者的尊重，排版之用
心，都为文章增色不少。
为报刊写文章，可以锻炼论文之外的另一幅笔墨，也有助
于养成读者意识，慢慢知道是为谁而写。此前写论文，时常
“目中无人”，不会考虑一般读者的感受。为报刊作文，则需
悬想专业外的读者是否对此问题感兴趣，怎样进入你的话题，
如何调整叙事节奏不让读者感觉乏味。报刊之文涉及的话题，
肯定在自己学术研究的延长线上，但绝不是论文的通俗改编
版，也不是把做论文剩下的边角料烩成一盘端上来。每家报刊
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与读者群，能否与之持续合作，取
决于你的学术趣味与文章趣味是否与之契合。
除了《北青报》，本书收录的学术随笔及书评主要刊发在
《读书》杂志及《上海书评》。这一报一刊在学界的口碑自不
必多言，难得的是能给青年学者发言空间。迈过《读书》及
《上海书评》的门槛，也为我这方面的学术写作提出了更高的
自我要求，争取一篇有一篇的面目。最初在《读书》上发表的
《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缘于赴台湾开会时于朱家骅档案
中发现的一份档案。而在《上海书评》上初次亮相的《民国学
术圈的“里子”》一文，原题为“寻找汤尔和日记”，背后也
有一段曲折的学术寻访经历。这两篇文章都不纯是书斋内的考
据。2017年《上海书评》纸质版停刊，归人澎湃旗下，在我个
人看来，似乎意味着纸媒的黄昏临近尾声。新媒体的辐射面及
传播速度当然是纸媒难以企及的，但积习难改，我仍愿做纸媒
时代的“遗民”。
本书收录的文章，在对象及写法上都兼及文、史两方面，
似有“脱文人史”的倾向，实则止于一种“横跨”的姿态，一
只脚迈出去了，还有一只脚留在门内。“横跨”的姿态，既不
舒服，也不优雅，徘徊于文史之间，这样的蝙蝠派或许到头来
两边都不承认。所谓“文史互通”，在我看来，乃是就个人关
切的问题，去界定你所谓的“文”，并去独自构筑与“文”贴
合的“史”。文史互通，通向何处?其交汇处或许在作为研究
对象的人身上。对人—特别是历史中人的理解，不该被学科、
家法所拘面。潘光旦有几句话说得很精彩：“人的了解必须是
囡圈的，不囡图不足以为了解”；“研究必须有圆图的对象，
囡圈的人，以至于人所处的某一时空段落里的圆圈的情境”。
文史研究的对象本应是“圆图”的人、“圆图”的情境，而非
被文学、思想、政治等切割的人事。
本书侧重于1937至1945年间，沦陷下的人事与风景。第
一辑以人物为中心，探究沦陷下知识阶层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
略；第二辑以空间为单位，考察沦陷北平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氛
围。第三辑为学术书评，不限于自家的专业背景，意在展现个
人的读书趣味，力图探索书评作为一种述学文体的多样性。

《此时怀抱向谁开/六合丛书》取自顾随之词，作于北平沦陷时期。借为书题，因此集所录之文，多探求明暗之间的历史，微婉隐曲的表达，及历史中人欲言还止的心事。本书收录的文章，在对象及写法上都兼及文、史两方面，似有”脱文入史”的倾向，实则止于一种”横跨”的姿态。所谓”文史互通”，乃是就个人关切的问题，去界定你所谓的”文”，并去独自构筑与”文”贴合的”史”。文史互通，通向何处？其交汇处或许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