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宦乡日记及笔记，宦乡子女、朋友及同事的口述及回忆文章，相关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写就的，内容丰富翔实，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宦乡这位饱经民族忧患和在以救国图强为己任的人生经历中淬炼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同时也对了解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些重要方面具有参考价值。

阮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多年从事理论学术类及 社教类专题节目的制作。业余 时间尝试多种文体写作。现已 出版《一个外交家的经历—— 韩叙传》（中、英文版）、《中韩“劫机外交”》等多部作品。

第一季 同学少年（1909～1937）
第二季 报人生涯（1938～1949）
《前线日报》的总编辑：高扬抗战之旗
顾祝同的国际问题顾问：奇妙的平衡与各取所需
与共产党结盟：营救冯雪峰
上海《文汇报》的副主笔：沪上新闻界的民主斗士
迎接新中国诞生：参与起草《共同纲领》
第三季 外交历程（1949～1977）
进入外交部：首任西欧非洲司司长
周恩来点将：出任驻英代办
英伦八年：开始针对西方的外交战略研究
经历政治运动：暂离外交一线
再赴欧洲：三任一身
第四季 书生意气（1978～1989）
思想解放的先锋：打破理论禁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创建国际学科片
开展学术外交：在国际讲坛上发出“中国声音”
国家智囊：瞭望者和建言人
结束语
附录
后记 向宦乡先生致敬

写在前面的话
父亲宦乡去世已经30年
了。30年的时光，应该长
到足以把我们对他的思念
慢慢变淡。然而事实却不
是这样，时光的力量，不
仅没有把他带入历史的尘
烟，反而使他成了我们心
目中一个越来越巨大而清
晰的存在。1994年，在一
些一向敬重的朋友帮助下
，我们把父亲的一部分遗
作辑录成《宦乡文集》正
式出版了。我们本以为，
这部文集的出版会让我们
的内心归于平静，但情况
刚好相反，当我们捧着那
部120万字的文集时，我们
流泪了：难道父亲毕生奉
献给民族和历史的就只有
这么一点点？不，那绝不
只是这样一块砖的分量！
这种感受渐渐地变成一种
挥之不去的迫力，终于让
我们萌生了想要为父亲写
一本书的念头。但是，当
这个念头产生之后，我们
又犹豫了，因为我们不想
被别人不假思索地归入那
些出于光耀门第的动机，
或者是为了谋取某种社会
地位和舆论效果而为先辈
树碑立传者之列。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这两种念头
在我们心里不停地打架。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
：到底是应该把父亲写出
来，还是让他干干净净地
永驻我们心中？就是在这
种不断的追问中，我们开
始更深入地了解和更深刻
地思考父亲的一生。
于是，记忆中他那一向
令我们感到安全和充实的
纯厚而慈祥的目光变成了
一种审视，他仿佛是在问
我们：你们理解我的一生
吗？你们理解我为之奋斗
的目标以及它的价值和意
义吗？是的，我们理解吗
？我们试图给自己一个答
案。于是，文集出版之后
，我们又开始整理和翻阅
父亲的那些被保留下来的
（“文革”以前的基本被销毁
）日记和笔记，它们在家
里堆得满坑满谷，内容涵
盖各个方面，其中仅仅是
有关西方国家的就多达数
百万字，而这只是全部笔
记中的一小部分。与此同
时，我们还逐一采访了我
们所能找到的父亲的朋友
以及他在各个时期的同事
。事实上，他们当中的很
多人已经陆续以撰写文章
的方式，回忆并思考了父
亲的人生经历及其精神内
涵，那些文章给了我们更
深刻的启迪。当然，我们
的探寻，也包括在很多个
夜晚，听母亲讲述她所了
解和理解的父亲的一生。
就是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
，我们渐渐地读懂了父亲
的一生，不仅如此，我们
更真切地触摸到了他和他
那一代人的命运之间，尤
其是他们与民族命运之间
鲜活的、汩汩流淌着鲜血
的纽带。
父亲和20世纪的中国相
伴走过了80年，如果说，
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前
的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
中华民族一直是在自己的
历史和世界的谷底中挣扎
的话，那么父亲和他那一
代人就是拼死推动我们民
族走出谷底的人。而在这
一代人中，无数像父亲一
样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熬
干自己热血和灵性的方式
，承担起了为改变民族命
运而思考和探索的重任。
父亲的一生，讲述的正是
他们的故事。他们有着共
同的精神基因，爱国是他
们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情感
，而追求真理，并为民主
和科学而奋斗，则是他们
爱国的方式。为此，他们
可以抛弃个人的一切，因
为他们早已把国家民族的
整体崛起视为了个人幸福
的基础和前提。那么，有
什么理由把他们的故事仅
仅封存于我们内心呢？于
是，我们决定写他。
这本书是献给朋友的，
献给那些有勇气直面现实
，有勇气进行严肃而独立
的思考，并且坚韧地承担
着推动国家民族复兴使命
的朋友的，我们认识的，
不认识的，过去的，现在
的，还有将来的……
2019年4月

宦乡（1909～1989），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杰出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任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线日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1947年任上海《文汇报》副主笔，1949年初任天津《进步日报》总编辑，后至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任筹备组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1954年奉调出使英国，任驻英代办处常任代办。1962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1976年恢复工作后，奉调出使欧洲共同体，兼任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1978年回国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82年负责组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88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任总干事。本书是对宦乡的回忆。

我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
下被问及是否可以担任本
书的执笔人的。宦先生的
家人很尊重我的意愿，在
是否接受这一托付的问题
上，他们给了我一个犹豫
期。当然，我确曾犹豫过
，因为尽管我非常愿意接
受这一托付，但我却不太
确定自己是不是担当这份
托付的合适人选。最后帮
我做出决定的还是我的意
愿——我很想以写这本书
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对
宦先生以及那些有着和宦
先生同样的情怀、品格及
学识的师长前辈的深深敬
意。我不想错过这样的机
会。
我读大学的时候是上世
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
在那些年间，宦先生的名
字曾经风靡大学校园。他
所做的国际问题报告，让
强烈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
年轻学子如沐甘霖。
那时的中国弥漫着理想
主义的气息。生活在校园
里，或游走在学术界，周
遭活跃着一批宦先生的同
类。与他们相处，甚或哪
怕只是匆匆一遇，都会在
心里对他们肃然起敬。他
们不仅能够在智识及精神
上深刻地启迪我们，也能
在人生中引领我们。和他
们在一起，每每会油然而
生出一种看到生命之纯净
和人性之美丽的感动。
那个时代远去了。时间
无情地带走了宦先生那一
代饱经民族忧患和在以救
国图强为唯一己任的人生
经历中淬炼出来的中国知
识分子。今天这个时代，
物质极大丰盈，知识以几
何级数般的速度增长，但
因为少了他们，我们的生
活中也少了许多感动和能
让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纯
净的力量。对那种感动和
纯净的渴望，让我对那些
已经逝去的师长前辈抱有
益发深切的怀念。而了解
和呈现宦先生的一生，则
使我有机会重温当年的一
切，这令我深感快乐。
宦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
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他们独立、睿智、博学而
术有精专，他们不惜代价
地追求真理，并且高度忠
诚于祖国和人民的整体利
益，不计得失地为此而付
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良
心和智慧基因。但遗憾的
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并
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珍视
和尊敬。法国有个先贤祠
，耸立在巴黎的拉丁广场
，它是这个民族的思想启
蒙者以及做出过重要精神
贡献的文化名人的安葬地
。在被一排石柱高高举起
的楣饰上，人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们
，祖国感谢他们!”这座建筑
和这句话，表达的是法兰
西人民对那些曾经启迪和
引领过它的思想和精神巨
人的尊崇。我们不一定要
有一座这样的建筑，但在
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内
心深处，应该刻上一句同
样的话。一个社会，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真
正学会珍视和尊敬这样的
人，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
社会，一个强大的国家和
一个昌盛的民族。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
涵，不同的内涵赋予我们
不同的精神特质。但是，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宝贵而
独特的精神遗产。那些遗
产不应该随着那些时代的
结束而遗失，它们将永远
是我们民族精神财富的一
部分，它们应该被我们经
常忆及、温习和传承。就
像对宦先生这样的知识分
子，如果我们能更多地去
了解和理解他们的一生，
并且对他们怀有真诚的感
激，我们的社会氛围和心
灵感受都会不一样。也许
我们做不到他们那样，但
我们一定能为他们做些什
么。
本书写作所依据的资料
包括：宦先生多年来公开
发表的文章及公开出版的
文集：宦先生的日记及笔
记(1954～1989年)；宦先
生的家人、同事及友人撰
写的回忆文章和口述录音
。其中有若干涉及党和国
家领导人对宦先生或宦先
生所写报告的评价或批示
，其来源皆为宦先生的家
人及同事查阅有关档案资
料所得，但有两处可提供
公开出处(即毛泽东主席对
宦乡于1958年11月所写有
关“欧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破
裂的报告的批示，见《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第581页，以及1960年6月
7日毛泽东对宦乡关于四国
首脑会议流产后国际形势
的分析和展望的批语，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册第20页)，特此说明。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
我要由衷地感谢所有在本
书的采写过程中付出过努
力的人们。感谢宦先生的
家人所提供的大量帮助。
感谢所有接受过我采访的
前辈师长。感谢当代中国
出版社的前任社长周五一
先生、前任副总编辑陈捷
女士、编辑柯琳芳女士和
叶敏娟女士，他们为本书
的写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
意见，本书主题的提炼以
及不少内容的呈现，都得
益于他们的专业见解。当
然，我还要感谢当代中国
出版社旷日持久的坚持，
感谢责任编辑姜楷杰女士
的不懈努力，使得本书在
经历了近五年的周折后，
终于能与读者见面。
阮虹
2019年4月于北京

第一季 同学少年（1909-1937）
父亲的人生展开在20世纪初的中国图景下。
那是一个不堪回望的年代，天朝大国的美梦早已破碎，志士仁人几十年的抗争均告失败，大好河山成了列强砧板上的一块肉，贫弱的人民无望地挣扎在黎明前□深重的黑暗里。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痛苦而屈辱。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祖父宦应清，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
他的祖先在北宋末年官至兵马大元帅，金兵攻陷开封后，和宋高宗一起南移。随后，几代族人不断迁徙，先到湖北，后到四川，再到贵州。数百年来，众多后人列名士林，可谓世代书香人家。祖父也曾四次投考，他文笔虽好，头脑也十分灵活，但无奈八股不过硬，结果屡试屡败，便彻底断了做官的念头。
那之后，祖父离开了偏僻的贵州，转到九省通衢的汉口谋生。在这个从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就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城市里，祖父的个人命运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深深烙印。
他的职业刚好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他捧的是汉口海关的金饭碗，这份工作可以保证他和他的家庭过上康足的生活，但代价是他必须听命于洋人，并且忍受他们的盘剥和趾高气扬。对他来说，维持生计和保持尊严，总是如同水火难容。
为了供养家庭，他不能放弃这个令他内心充满矛盾的职业，但同时，他也不能放弃自己作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的职责，于是，他把自己一分为二，在继续供职于海关的同时，于1906年创办了《公论新报》。“匹夫有安危之责，不为名利。”他这样解释了自己的办报动机。他在报纸上忧心忡忡地写道：“外患方殷，内乱不已，足以亡国；入口货较出口货多至二万万两银以上，足以亡国；持借债为生活，足以亡国；生事日繁，生计日穷，足以亡国。”他还在报纸上发表评论，直言不讳地抨击清政府的所谓新政不过是“一个蒙蔽我们的弥天大谎，以此作为由头来经常榨取我们的财富而已”。
祖母和祖父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她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她是个典型的安于天命的普通女人。和旧中国的很多妇女一样，她一生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人们只是根据她的父姓称呼她为范氏。1909年11月2日，她在江西赣江生下了父亲。不知道当她看到襁褓中的婴儿时是否猜测过他的性格，如果她曾经希望这个孩子像自己一样安于天命的话，那她一定失望了，因为父亲还没长大，便对自己身处的黑暗时代充满了反抗的欲念。
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祖母很快就带着父亲回到了汉口的家中。汉口其实更不平静，事实上，它已经成了辛亥革命的秘密策源地。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党人把他们的秘密组织——共进会的总部设在了法租界，驻扎在武昌的朝廷新军的士兵们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纷纷秘密倒戈。1911年10月10日，父亲快两岁的时候，那些倒戈的士兵打响了武昌起义的亡国枪，辛亥革命爆发了。
清政府惊恐万状，立刻派兵赶赴湖北镇压起义。列强的军舰也集结在武汉江面，随时准备武装干涉。得到学生、工人、农民和商界支持的革命军奋起抵抗，著名的阳夏战争打响了。
汉口顿时成了战场，年幼的父亲亡国次听见了激烈的枪炮声。那一仗，从10月18日一直打到了11月27日。北洋军始终无法取胜，□后，冯国璋下令放火焚城。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汉口的繁华街道变成了一片焦土。
11月1日，汉口陷落了，革命军被迫退守武昌，但是，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已经在这座陷落的城市里翻开了。
因为报刊发行困难重重，祖父在几年后卖掉了《公论新报》，这使他在工作之余有了更多的时间关心孩子的教育，他甚至写了一部《吾家童子暂行教育法》。为自家几个孩子的教育专门立一部家法，可见他对这事多么重视。
父亲的启蒙教育是在私塾里完成的。这体现了祖父的教育思想，他既不排斥西学，也没有被当时的西化之风所刮倒，他认为先要让孩子“中文有根底，然后可入外人学校”。
为了打好中文根底，祖父亲自挑选了私塾的教材和老师。教材选好以后从来没有换过，但老师却在不停地换。因为总也找不到令祖父称心的不至“误人子弟”的老师，他常常需要亲自操着戒尺上阵督学。
除了向孩子们传授知识以外，祖父一丝不苟地亲自做着的另一件事，是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品行。睡懒觉是他□不能容忍的事情之一，每天清晨，他都要拿着一根木板条走进孩子们的卧室，如果哪个孩子是被他叫醒的，那一定是被他用板子打屁股打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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