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澎，艺术史家，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1956年出生于四川重庆。1977—1982年在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读书；一1982—1985年任《戏剧与电影》杂志社编辑；1982—1991年任四川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1990—1993年任《艺术·市场》杂志执行主编；1992年为“广州双年展”艺术主持；2004年，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欧洲现代绘画美学》（岭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1999年再版）、《艺术——人的启示录》（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20世纪艺术文化》（与易丹合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现代艺术与文化批判》（四川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与易丹合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艺术操作》（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009年增订版、新星出版社2013年再版）、《艺术史中的艺术家》（湖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美术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979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与易丹合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20世纪中国美术编年史：1900—2010》（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文献》（与孔令伟合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
主要翻译著作：《塞尚、梵高、高更书信选》（四川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论艺术的精神》（The Spiritin Art，W.Kandinsky，四川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风景进入艺术》（Landscapeinto Art，K.Clark，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等。

约输一直说得嘴唇发青。他打开窗子望着野外，看到
太阳照到彭策尔阿尔单斯山和格拉鲁斯可尔卑斯山上，下
面的山谷里传来了山区较民的歌声和牛铃铛的响声。
“你要是有胆量，就把你说的这些话写下来！”朋友
×说。
“好吧，我一定写下来，”约输说，“我要用这些话
作为《女仆的儿子》第四部的结尾。”
“第五部呢?第五部写什么?”
“去问将来吧！”
正如斯特林堡自己说的：他写《女仆的儿子》（这是
毛旭辉喜欢的小说之一），“绝不是写什么悔罪书想得到
别人宽恕或者写回忆录进行消遣。与此同时，也正好有一
代年轻人开始走向生活，在这以前他们需要有点说明这个
时代的东西，该书会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生活的时
代”。我之所以在完成《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
刚》之后又在时间极为欠缺的条件下写出《家长的故事：
1980年代的毛旭辉》，不单是要向读者介绍一位50年代出
生的艺术家，更重要的是希望利用毛旭辉的个人文献和资
料来还原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虽然是由众多的艺术家和批
评家共同构成的，远远不是一个人能够成就，但是，通过
一个个体艺术家的历程，我们可以了解到艺术家所处的这
个时代的心理状态和复杂变迁。的确，人们都会去想象历
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甚至不可知性，但是历史根本就不是
什么神秘主义的存在：历史总是要通过写作具体呈现出来
，历史总是需要在一个个个案的描述中构成一个完整而清
晰的形状。人们看到的历史经常是那样的概括而单调，仿
佛不言而喻，以致对历史的判断往往表现出粗糙和缺乏洞
察力，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十倍的精力与注意力去挖掘历史
的事实，以便构筑一个让人思绪无穷的历史大厦，并在其
中流连忘返，同时，让“一代年轻人”了解到自己的生活
与工作并没有离开这个大厦。
历史从来没有中断，历史将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
生活与事件继续呈现出来，阿克顿曾说：“在我们这一代
还不可能有终极的历史，然而我们能够抛弃因袭的历史。
”我将艺术家毛旭辉的故事写出来，就是为了“抛弃因袭
的历史”，而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什么是应该了解的历史!
大多数艺术家都会有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艺术原则，
这种原则可能来自于艺术家对艺术最初的理解，这种原则
后来会成为艺术家个人的思想田园。对于毛旭辉而言，他
从来就是一个对表现主义天生持有极其强烈兴趣的艺术家
之一。他似乎对于人性以及社会的终极问题有着天生的敏
感性，即使他并没有把自己定义在“灵魂观察家”的角色
上。
我们（艺术家肯定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处在一个人文
学科正在迅速失去有效性的文化辩护主义的时期，在这样
一个时期，经验与常规起着阻碍文化发展的作用。一方面
，文化辩护主义的时期是一种知识结构，这种结构使文化
成为形式主义的文字、形象乃至物品，文化最为本质的内
核—它的怀疑与批判—因此而丧失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
，文化辩护主义是一种伦理道德准则，它把人的行为规范
限制在一个徒有其表的“文明”范围之内，以致生命所具
有的自由创造的权力被无形剥夺。更为值得提醒的是，文
化辩护主义也是一种政治工具，它以一种政治的力量又以
“文化”的名义实为意识形态的破布碎片来包裹不堪一击
的痕疮。一句话，文化辩护主义拒绝对生命遭受到的各种
问题给予有效的暴露与解决。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生
命面临着如此众多且十分急迫的问题，它们以各种形式和
方式将生命的水分挤干，使得生命丧失活力，在这样一种
历史的关键时期，生命如何重新成为可能就成了当下文化
的一个根本课题。毛旭辉是参与这一课题为数不多的文化
人之一。他在切入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上显然受惠于其他文
化思想，他以他的工作向我们表明，只有挑破脓疮才能解
决根本问题。来自尼采、萨特、黑塞这样一些西方人物的
思想无疑与艺术家所处的文化现实是格格不入的，按照文
化辩护主义者的看法，自身的问题可以依靠自身的逻辑来
解决，一种特殊文化具有一套完善自身修复自身的机制，
并且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样的“完善”与“修复”是有据
可查的。
非常有意义的是，艺术家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的矛头
指向“自我”，他把“自我”剖开，让观众目睹生命病人
膏育的境况。他告诉我们，本能的冲击是那样邪恶但却又
是那样富于生命力和给人以希望；告诉我们文化辩护主义
滋滋乐道的“理想”比它所指责的虚无主义更为缺乏真实
性；告诉我们个人主义的“私人空间”虽然十分狭小，但
正是无数个这样的空间在推动社会整体的发展；最后，艺
术家告诉我们，对文化课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始终是对人
的问题的解决。
对文化的任何一种活动赋予的价值判断具有相对性，
但这并不是说相对性的权力可以为任何一种势力拥有，既
然我们把文化的变异(文化只存在变异与死亡这两个可能)
看成不过是人为改变他的存在方式所做的创造性的努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艺术家的工作和艺术因此
而获得了文化的绝对

引 子
第一章 启 蒙
阅读浸染
“外光派”的影响
经验
学生时期的创作
第二章 青春的紊乱
从圭山到“塞纳河”
诗与笔记 ：思想的悸动
“体积
最后的纯朴
第三章 “新具像”与现代主义
歌尔德蒙式的出走
首届“新具像”展览
“新具像”的延伸
现代主义的辩护
“荒原狼
心理叙事
第四章 “家 长”
灵魂不息
“家长”
后 记

阅读浸染
以上诗句引用自中文版《莱蒙托夫诗集》。毛旭辉说：“这首《帆》是当时大家最喜爱，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一首诗。”他是1972年读到莱蒙托夫（Mikhail Lemontov，1814-1841)的诗集的，俄罗斯诗人的这首描述自己心情的诗歌能够引起一位中国少年的持久记忆，当然与诗歌的含义和情绪有关—这首诗是一个出生于中国普通家庭的男孩对人生开始有了朦胧感受的一个可以证实的标志：表明了这个男孩对经验世界最早理解的开始。
毛旭辉于1956年6月2日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重庆市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因为他落地的同时太阳也升起来了，父亲给他取名为“旭辉”。这位艺术家的记录显示：“父母原在重庆地质学校(沙坪坝井口二塘）工作，家住学校的一个独户小院，能听到嘉陵江上的船工号子和轮船的汽笛声。1956年，重庆地质学校为支援边疆建设，抽调部分教学资源在昆明成立昆明地质学校。”毛旭辉在家中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大哥毛庆西和二哥毛大林。1958年夏天，毛旭辉和他的二哥毛大林被送回重庆，寄养在外公家。此后，毛旭辉经常被父母送往重庆外公家寄养，来来回回有好几年的时间。幼年的这个经历成为他以后对重庆有特殊感情的基本原因。在昆明地质学校，母亲教语文课，父亲教政治经济课。毛旭辉祖籍四川武胜，高祖至祖父三代中医，因技艺精湛，祖父于1927年举家迁往重庆行医，开办毛家诊所。父亲毛晓初(1925-2007），中学时代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接触，阅读进步书籍，思想倾向民主，因带头反抗学校官员的贪污腐化被开除而转学。1945年考取重庆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继续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阅读大量进步书籍，并组织成立“驼铃诗刊社”，以诗歌形式歌颂民主自由，揭露黑暗统治。他因为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是学校学运骨干，被国民党特务视为“异党分子”，1949年4月25日被特务逮捕，后被转囚于重庆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挥向“政治犯”的屠刀下侥幸脱险。1950年被分配到川东行政公署民政厅工作，1952年调至西南地质勘探干部学校，后改建为重庆地质学校。1956年10月被组织抽调至云南，支援昆明地质学校的创办。毛旭辉的母亲陈传贞(1925-2009）与毛晓初是自由恋爱，一开始遭到毛旭辉爷爷的反对，并切断了对毛晓初的经济支持，原因是陈传贞出身贫寒。她尚年幼，其父因其母屡产屡天，生不出儿子，便抛弃了妻子另立门户。遭此厄运，毛旭辉外婆哭瞎了眼睛。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身边的亲人也都信奉天主教，所以毛旭辉的母亲也是天主教徒。外婆同意了父母的婚事，但要求他们在天主教堂举行婚礼。当时外婆已病重，当她把女儿托付给毛晓初之后，便在女婿的怀中离世了。因此，毛旭辉的父母都是思想开明之人，他们从不干涉毛旭辉的生活、工作和人生选择。毛旭辉认为，这是他能顺利选择绘画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毛旭辉也认为他从父亲那里遗传了热爱文学的基因，且有狂热的成分；从母亲那里则遗传了些多愁善感的特质，时常会产生一些莫名的悲剧感。1962年9月，毛旭辉被送进昆明地质学校附近的上马村小学读书。1964年，父母被调动到位于昆明市白塔路的云南省地质局机关，父亲在地质局下属的探矿机械厂任政治部主任，母亲在地质局机关工会工作，所以，9月，毛旭辉又被转到地质局子弟学校读小学，直至读到四年级“文革”爆发(1966年5月），学校停课(9月）。全国所有城市大街小巷都充斥着各类政治标语和口号。
P5-7

本书是著名评论家、艺术史学家吕澎继《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之后，又一部当代艺术家传记和个案研究。传主毛旭辉，中国当代艺术领军人物之一，更是西南艺术群体（张晓刚、毛旭辉等）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吕澎借助毛旭辉本人及其友人提供的大量日记、书信、画作，甚至是阅读笔记、抄录本等，不仅描述了毛旭辉在1980年代的思想和艺术成长历程，更借助毛旭辉的个人文献和资料来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一代人的风华年月。另，全书还配有200余副照片和艺术家美术作品。

2016年1月28日到2月3日，我在昆明。之前，毛旭辉
和他的助手张光华为我的写作已经做了长时间的资料搜集
和文献整理，这几天他便将照片、笔记，早年的记事本、
速写本、水粉和油画写生，各种形式的资料文献、手稿和
作品，一一给我翻阅和观看。在毛旭辉的创库工作室，在
巴赫、拉赫玛尼诺夫以及其他西方音乐的背景下，我们的
思绪不时回到三十年前的80年代，尤其是那些老照片和毛
旭辉早年的写生，很容易将我们引向往昔。在翻阅资料的
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时光的飞逝和世事面目全
非的变迁，而我将要做的是，如何通过一个特殊而孤独甚
至“疾病缠身”的个人，来描述、分析和判断一个特定历
史时期的艺术风景及其问题。2009年11月13日，北京。一
个隶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正式挂牌成
立，院长是《父亲》的作者罗中立。没有人清楚这个官方
机构是在什么背景下突然产生的，但是，2004年至2008年
间出现的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价格“井喷”
，无疑为那些在官方艺术机构里没有任何地位的当代艺术
家—官方机构几乎没有收藏他们的作品—一增加了鲜艳的
色彩：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刘小东、周春
芽以及曾梵志等艺术家开始在社会中广为人知，他们的艺
术市场价格迅速地为他们披上了似乎有点神话成分的外衣
，他们的艺术被认为在全球艺术市场中树立了一个“中国
牌”的象征招牌，以至于有欧美的艺术家开玩笑地感叹道
“如果我有一张中国人的脸就好了！”无论这样的局面究
竟属于什么性质抑或根本就是问题的开始，中国当代艺术
被金钱拉入了让世界瞩目和震惊的焦点，就像中国的经济
被世界所关注，而“中国制造”这个很快就解体的概念也
一度被认为是影响全球经济的品牌一样。这个机构的“院
士”被人们嘲讽地使用的词汇—成员名单还有：徐冰、许
江、隋建国、韦尔申、蔡国强、汪建伟、叶永青、王功新
、林天苗、展望、冯梦波、宋冬和邱志杰。在授予聘任证
书的仪式上，夹杂着不同政治信仰、艺术观念、价值立场
的艺术家受到了党和国家主管部门以及全国美术家协会主
席的到场祝贺。敏感的人会在内心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
么？参加了2008年12月召开的全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大会的
人应该有记忆：“工作报告”指责了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
波普对中国形象的歪曲。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官方居然
认可了那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准则上让人怀疑的中国当代
艺术，是发生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开始进入了一个合法化的
程序了吗，或者那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最终向官方伸
出了感激之手了?到场参加祝贺的画家陈丹青用“流寇”这
个词来形容这些被认为在昨天还“不合法”的艺术家，他
对那些“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的“院士”给予了
多少有些预言式的劝告：“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把自己的
锐气灭掉，不要让自己慢慢变蔫了…”无论如何，不少批
评家更愿意将此次事件认定为在野的、边缘的艺术家被官
方“招安”。
作为张晓刚的朋友，毛旭辉参加了这次成立典礼仪式
，他非常熟悉台上的那些面孔，张晓刚和叶永青是他早年
学习绘画并在8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中保持共同艺术立场
的战友。但是，这个曾经以表现主义艺术倾向(“生命之流
”——批评家高名潞为80年代中期的艺术现象设置的两个
概念之一，另一个概念是“理性绘画”）成为“’85时期
”西南重要代表的艺术家并没有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院成员
中的一个，而台上站着的却不乏对197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
艺术和当代艺术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的艺术家或在这段历
史中并不那么重要的艺术家。过去三十年的人生风景在毛
旭辉的脑海里一一闪现，他应该是来祝贺他在台上的几个
朋友的，但他站在台下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仪式结束之后他对张晓刚说，有些该在上面的人不
在上面，一些不该在上面的却在上面。毛旭辉显然有一个
自己的判断，但是，他说出这个看法时没有将这个时期官
方机构的性质与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与他所主张的价值区
分开来。
此时的北京已经人秋，也许是受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
机的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中的“井喷”已近熄灭，
不过余温还在，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可以看成是2004年
至2008年那些“大腕”艺术家美好风光最后的余续，尽管
不少人这时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10年8月1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美术馆联
合主办、由中国当代艺术院承办的“建构之维—中国当代
艺术邀请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中国当代艺术院成
立活动的组成部分。这年12月9日，由高名潞策展的《川逝
：大毛的艺术》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一个由隶属民生银行
的民生现代美术馆所管理和经营的民间美术馆)举办。展览
的现场展示了毛旭辉在80年代的文献和资料，据此，高名
潞编辑了一本由书信（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为主
）和文献构成的图录，为观众提供了关于这位来自云南昆
明的艺术家的背景资料。但是，如此隆重的个人展览似乎
并没有唤起朋友们早年

我之所以在完成《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之后又在时间极为欠缺的条件下写出《家长的故事：1980年代的毛旭辉》，不单是要向读者介绍一位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更重要的是希望利用毛旭辉的个人文献和资料来还原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虽然是由众多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共同构成的，远远不是一个人能够成就，但是，通过一个个体艺术家的历程，我们可以了解到艺术家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心理状态和复杂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