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推荐 本书是一本纪实小说,讲述了吕茜母女俩挣脱家庭束缚、争取妇女解放与自由的故事。吕茜的父亲是法国驻越南的殖民官,种族主义思想严重,满脑子男权主义思想。吕茜的母亲被日军监禁和强暴之后,便失去了丈夫的信任。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了波伏瓦的《第二性》,萌发了反抗意识,勇敢地与丈夫斗争,最后与其离婚。母女俩回到法国后,恰逢法国国内的女性主义运动兴起,她们积极投身其中。在法国“68年5月”学生运动期间,吕茜因向往革命,与学生代表前往当时被认为是南美革命圣地的古巴,在那里遇到了卡斯特罗,与之有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本书2017年在法国出版,获“杜拉斯奖”“ELLE女中学生大奖”和“处女作”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目录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鸣谢 导语 本书作者是出生的越南的法国女作家,被认为“杜拉斯第二”;一个出生在越南的法国女子,重返法兰西后,前往古巴,与卡斯特罗发生了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一个法国殖民官的妻子,被日寇蹂躏,受丈夫欺压,在波伏瓦的《第二性》启发下,走出家庭,追求爱情与自由。吕西和她的母亲,动荡一生,不枉人生;爱到尽头总是悲,心火不灭。 精彩页 第一部分 人们把我当作一个女疯子,一个动不动就激动的人,一个讨厌的狂人,一个脆弱的女孩。他们老是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做”“这简直闻所未闻”,或者声音不安地问:“你能肯定吗?”当然不能,我不肯定。我怎么可能肯定呢?一切都过去得那么快。我什么都把握不了。更确切地说,我什么都不想把握。有埃弗利娜,这就足矣1 2016年9月16日。这应该是一场工作约会,简单的约会,就像我常有的那样。跟一个作者约会,我想出他的书,急着想出。我想跟他分享我的这种急切而美好的心情,然后,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这里要松,那里要紧;结构要重来,要具体,要深,要纯。 有的编辑深思熟虑,手指又细又长,石膏般光滑,思想平静,就像是禅园和微型的耙。我属于另一类编辑,修车工那样的编辑,喜欢把自己的手伸进发动机里面,抽出来时满手机油和油污,然后又提着工具箱回去。但这不是随便什么书稿,更不是随便什么作者。 在我堆满了资料和钢笔的书桌上,放着一部书稿,上面标满了记号。这次,吸引我的不再是文体,也不是结构,而是我所看见的书稿后面的女人。合上书稿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它从我的心中升到头上,又从头上回到心中。一团蓝色的火焰。也许是预感到马上要见她了。我鼓足勇气,给她打电话:“喂?”我屏住呼吸,“您好,是皮西埃夫人吗?” 她沙哑的声音很迷人。我越跟她说话,心里越不感到害怕,心情放松了,正如一块绷得过紧的布,松开了;它成了肾上腺素。她的故事打动了我。她很惊讶,不相信是真的:“啊,是吗?啊,是吗?”我好像看见她的疑惑在我面前变成了现实,奇怪的是,她的每个疑惑都坚定了我的决心:必须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书。我们约好下周五见面。在挂断电话之前,我感觉到她在电话那头笑了。 风夹着雨,这个夏末竟然冷得很。塞纳河边朦朦胧胧,变得一片深蓝。巴黎圣母院淹没在浓雾之中。我没有带伞,脚上穿着轻便凉鞋,袋子里放着沉甸甸的书稿。时间到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按响了门铃。 一个身材瘦小的仙女。我看到她出现在门口时,觉得她像鸟一样精美。我马上就喜欢上了她的眼睛,它像普罗旺斯的天空一样明亮。眼睛四周,皱纹形成了微笑。她问候了我,我喜欢她从嘴里说出我的名字,不是很清晰,因为抽烟,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我走进了她的单身公寓,在一楼,前面是一个种满树木的花园。“你好像很冷!要毛衣吗?”我拒绝了,由于害羞。几个月之后,我寄给她一条皮毛长围巾,但她没来得及用。 我们面对面坐着。我面前放着一杯滚烫的咖啡,是刚从浓缩咖啡机里压出来的。我不得不帮她。“等等,这是胶囊咖啡……好啦。”通常,这是她丈夫的事。“奥利维埃不在的时候,我不吃不喝。我无所谓。”我一定是露出了吃惊的样子,因为她连忙补充说:“我不会做饭。我母亲一直禁止我下厨房。就是这样的,这您知道。”她抬了抬下巴,指着放在桌上的书稿。我笑了,喝光了咖啡。 雨水敲打着半圆形窗户。屋内很舒服,光线温暖,色彩柔和。埃弗利娜点着一支香烟。“您不介意吧?”但这个“您”马上就变成“你”了。“我不介意。我不抽烟,但我喜欢抽烟的人。”她笑了,双手翻起我记在书稿上的标记,微微点了一下头:“你下了功夫。” 我发现她手指上有褐色的斑痕,那是时间不知不觉留下的印记。她把年龄当作一件宽松的衣服,它不会妨碍她。‘过去的75年,她的头发一直是金黄色的,皮肤像阳光下的白雪;一副淘气顽皮的样子——青春永在的迹象。 我们谈了三个小时。从她的书稿谈到她母亲,谈到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谈到宗教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谈到男人、性别和文学。她的微笑中掠过一道阴影,目光黯淡了瞬间,然后又朝我看来。我觉得她很漂亮。我们默契地省去了开场白,也许我们都觉得时间不多,也许是一种神秘而美好的承认:还是分享重要的东西吧;也可能是不得不这么做。某些相遇早就发生,但在生命过程中中断了。这种相遇——我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个字写出来,因为我和她都已经不信上帝——被“刻”在了某个地方。现在到时候了,该继续了。想起这事总让我那么高兴;一种短暂而巨大、完整的友谊,它毫不在乎我们之间隔着47年。 埃弗利娜想讲讲她母亲的故事,并通过她母亲,也讲讲她自己的故事。一个迷人的故事,包含了60年的政治生活、战斗、爱情和悲剧——也是某个时期法国的反映,殖民、革命和妇女解放时期的法国。她写的东西仍徘徊于纪实与自传之间。我们俩一致同意,必须把它写成一本小说。不寻求传记那样的准确,而是写一本真实的小说。可以改名换姓,充分发挥想象力,探索深刻的情感,创作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作品。埃弗利娜鼓起掌来。我们将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几乎每天都写信。她住在法国南部,但不是太远。当她来巴黎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蜗居里见面,在酒瓶和烟灰缸之间埋头工作。我听她说话,笑她的笑,愤怒她的愤怒,有时和她一起大笑——到了吃饭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