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是保卫党中央的秘密机构，在情报工作中也建立了特殊功勋。李云，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央特科担任情报员、交通员。她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中央特科成员，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从1936年起，李云担任党组织与宋庆龄的联络员，新中国成立后，更是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见证了宋庆龄的革命生涯、博大情怀和日常点滴。沪上忆往，情感真切，史料翔实。

一、入党初期杂忆
参加C．Y到入党
听取六届四中全会的传达
投身工人运动
二、特科工作纪实
北上开封走虎穴
继续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寻找毛岸英兄弟
党中央派冯雪峰来沪的前前后后
我所了解的“武抗”组织的抗日游击队
三、回忆宋庆龄(上)
党组织派我到宋庆龄身边工作
西安事变中的宋庆龄
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周恩来在上海与宋庆龄会面
“你和共产党员一样”
毛泽东、周恩来催请宋庆龄撤离上海
初到香港
“一切都是从政治上来分的”
在香港时的见闻
四、从上海到延安
转辗香港到重庆
随邓大姐赴延安
解放后的重逢
五、回忆宋庆龄(下)
上海解放了!
宋庆龄要我到中国福利会工作
中国第—座少年宫
“它和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科学研究是使中国福利会得到永久存在的前提
通过执行委员加强对中国福利会工作的支持
宋庆龄对新中国的建立欢欣鼓舞
潘汉年案宋庆龄极为震惊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对宋庆龄震动很大
“文革”中的宋庆龄
自奉俭朴作风严谨爱护干部
为人温和谦虚，从不愿突出自己
周总理亲自关心为宋庆龄治疗手腕骨折
周总理在北京为宋庆龄建造住房
周总理周密安排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庆祝活动
宋庆龄谈孙中山先生
关于她的用人李燕娥的情况
徐悲鸿赠画
重视保密
宋庆龄的秘书
不忘故旧
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逝世悲痛不已
光荣入党
也谈宋庆龄出生地及其他
后记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中，中央特科曾经发挥了
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开辟了我党隐蔽战线的光辉历程。
特科是保卫党中央的秘密机构。同时，作为党中央的
耳目，它又在情报工作中建立了特殊功勋。周恩来、陈云
、陈赓、李克农等一批革命先驱是这条战线上卓越的领导
人和代表人物，更有一大批对党无限忠诚的战士，默默无
闻地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斗争，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少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的。
今天，曾经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在世的老同志已经不多
了。据我所知，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经在中央特科战斗
过、如今硕果仅存、依然健在的，在上海唯有李云同志一
人而已。近年来，她把回忆特科工作的文章结集出版，我
阅读之后感到十分欣慰，更觉得是一份既具有我党史学研
究价值，却又十分难得的关于中央特科工作的珍贵资料和
革命传统教材。
李云同志在小学高年级读书时，受到从事地下工作的
共产党员、进步老师的思想影响，于1929年参加少共青年
团（C．Y），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尽管她小小年纪，还
是一个窈窕少女，就开始从事女工工作，组织女工们参加
识字班，投身罢工运动。1932年初调到特科工作，在徐强
同志单线领导下，担任过报务员、交通员。1936年，李云
同志受命担任党组织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以钱秘书身
份进出宋庆龄寓所。1937年12月，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建
议，自上海赴香港。李云受党组织委派，暗中予以护送。
解放以后，应宋庆龄之邀，经党组织批准，李云同志
担任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第一任秘书长、党组书记。
从三十年代与宋庆龄初次相识相处，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
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她们之间不仅存在着工作上的密切
关系，而且洋溢着亲密友好的革命情谊，特别是宋庆龄对
李云同志子女的关切爱护，体现了宋庆龄母亲般的博大情
怀。李云同志的回忆文章，史料翔实，情感充沛，真切可
信，是难得的革命教材。不仅可供史学工作者研究，而且
也值得当今的青年一读。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让我们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
期，以革命前辈对党无限忠诚和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在建
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创新，勇往直前。中华
人民共和国将永远不会忘怀她的创造者和保卫者。

李云曾是中央特科成员，做机要交通工作，中央特科与中央失去联系后，与丈夫徐强坚持在上海战斗。后由组织安排做党中央与宋庆龄的联络员。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在宋庆龄身边，做联络工作。曾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本书是她的回忆录，特别回忆了在隐蔽战线斗争和在宋庆龄身边的工作经历。

出版这本集子，是很意外的。
一年前，我在病中，中国福利会的老同志来看我，要
我为“纪念宋庆龄创建中国福利会70周年”出本回忆录。
当时我身体非常不好，遂由洪绳之、冯秉序两同志帮我整
理。他们相当认真，不仅收集了我前几年在报纸和内刊上
发表的相关文章，连我顺手写的、还未发表的文章都找来
了，编辑成这么一本回忆录。
这本集子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有关宋庆龄的
回忆，二是我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情况。最近我又回忆了自
己入党初期的活动和其他一些细节，由桂未明同志帮我作
了补充。
由于之前没有出集子的准备，所以写的文章并不多，
就是这些，也只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由于年代久远，记
不清的也就不写了。但写下来的都是我真实的经历和感受
。无论是我早期参加中央特科，还是以后在宋庆龄身边工
作，或者调任其他单位，都是党交给的任务。我都尽心尽
责，把它做好。
回想往事，我内心无比激动。革命道路非常曲折，我
一路过来，无怨无悔。希望这些文字能教育后人，并对从
事党史研究的同志有所帮助。
李云
2008年10月22日于上海华东医院

参加C．Y到入党
我的祖籍在浙江海宁，祖辈是书香世家，但到曾祖父时，家道中落。太平天国时期逃荒到上海，祖父是教书匠，只能在上海城隍庙摆摊卖字。因生活困难，祖父要我父亲去苏州，找同族人祝又松想办法。俗话说“救急难救穷”，他们又介绍我父亲到衣庄里当学徒，后来当了店员，不久认识了我母亲，就结了婚。
母亲当时是女工，夏天缝扇子，冬天做瓜皮帽。我出生在苏州，本名叫祝修贞。
我两岁时，全家到了上海。母亲经荐头店介绍到一户人家当了几个月的奶妈。父亲找到衣庄的工作，卖衣服，勉强糊口。
家里虽然穷，但传统是念书。我的父亲也十年寒窗，写得一手好字，称“雨夹雪”（行书草书间杂）。当时我家住在铁马路（现河南路七浦路）小菜场附近。八岁时，在老师帮助下我免费在绍兴七县同乡会第一小学读书。有意思的是，这所学校的所有老师，从教英文的骆京轩校长，到教美术的张老师等都是共产党员，只有一个教国文的孙老师不是。后来听陈云告诉我，你们那个学校是党组织的一个避难所，风头紧了，党员就被派到那个学校里当老师，风头过了，就离开。1929年4月，我在小学六年级时，由教数学的宣老师介绍我加入C．Y（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会主席，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30年5月，因学校师生参加了反对丧权辱国的廿一条的国耻日活动，在街上张贴反帝标语等，骆校长被公共租界汇思捕房抓走。我在老师的领导下，组织同学罢课，并带领学校高年级同学包围汇思捕房和浙江路地方法院，散发“反对捕房摧残教育”等内容的传单，要求立即释放骆校长。这次罢课斗争，得到了当时的“上海反帝大同盟”“自由大同盟”等团体和许多大专学校的慰问和支持，使捕房手忙脚乱，未经审讯，便把骆校长送进提篮桥监狱，最后判了六个月徒刑。斗争虽未取得预期结果，但震动了上海，影响很大。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旦华中学，只去上了几天课，就由团组织调到闸北丝厂总同盟（工会）做青工工作，由全总工会的负责人王克全领导。我们经常到天通庵路棚户区与女工结拜姐妹、办识字班。我那时年纪还少，但工作很多，送信是最主要的一项。大都是保密的，放在我身上送出去。那时租界有“抄靶子”的，就是搜身。我就往边上走，小姑娘不引人注意。“立三路线”时，“飞行集会”很多，我参加过两次，一次在南京路浙江路口，还有一次在长寿路大自鸣钟集合，我把传单绑在腰上，到地点发给战友，再由他们散发出去。
1930年8月，我和“老舅妈”参加了党训班，不久，王克全找我谈话，批准我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该年九十月间，虹口区吴家木桥的丝厂工人自发性罢工。他们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早上5点上工，下午5点放工，前后12个小时，中间吃饭不过半小时，每月四角钱工资，实在太苦了。拿摩温很厉害。
自发的罢工，挑选的时间不妥当（新丝上市时罢工最合适），他们包围了还在开工的小烟囱丝厂。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江苏省妇委金维映、全总女工部长张金宝、丝厂总工会负责人朱秀英认为工人自发罢工已经起来，不能打击工人的积极性，当即派我（当时化名王阿凤）和女工积极分子“大阿姐”、团员戴小红，还有招娣参与进去做工作，防止双方工人产生矛盾。没想到老板报警，点名把我们几个抓进警察署，坐在一条板凳上。张金宝买了大饼油条，送来给我们吃。
傍晚来了一辆车，把我们抓到闸北区警察署第三分局。牢房是用很粗的木头隔离的。晚上给我们吃黄糙米饭，很硬。“大阿姐”还带了一个小孩子。我身上正好有两块银元，给“大阿姐”，托女监头出去买些菜汤给小孩吃。女监头很愿意去，顺便好揩油。晚上很冷，女监头又拿来两条被子，我们两人合盖一条。
进去后，一直无人理睬，六七天后才来提审。一看我们很年轻，审讯官问：“把这些小姑娘抓来干什么？”又问我们的姓名、年龄、做了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去看热闹的，“大阿姐”说她是带孩子路过的。审讯官相信了我们的话，那就让家长来保吧，还关照我们以后“少去看野眼”“少轧闹猛”。当时戴小红写了家庭住址，是她的父亲把我们保出去的。我们一算，前后关了8天，出来后阿金表扬我“很勇敢”，因为关进去后，三个小姑娘中，只有我没哭。那时我们只有十五六岁。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