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梳理了从先秦到清末的防疫抗疫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观念，总结了同舟共济、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
三千年的抗疫史说明，中国是一个勇于并善于抗击疫病的国度，有着战胜各种传染病的传统。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只要我们发挥出智慧和潜能，灾难面前临危不惧，弘扬中华民族在抗击疫病中形成的顽强民族精神，我们一定会战胜各种各样的疫病，我们的民族将会不断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张剑光，1964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人文与传播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文化典籍系主任、中国古代史博士点负责人、校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中国经济史、江南区域史研究，著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唐五代农业思想与农业经济研究》、《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等，出版随笔《学海随心》，主编《中国王陵之谜》等多种著作，整理点校古籍数十种，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序：三千年疫病的当代思考
第一章 疫病与巫术
神灵与疫病的联系者——巫医
甲骨文中的巫术
君王求助巫术
大傩逐疫
医药中的巫术成分
尝便与割股
神化的救疫活动
巫师的杰作：关羽制造了瘟疫？
第二章 战争、动乱和瘟疫
远征南越的部队大疫
疫疾助推王莽失败
伏波将军两遇瘟疫
赤壁大战中的疫病
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诸葛亮遇到的疫疾
匈奴人与疫病
北魏军队的两场大疫
南朝郢城大疫
侯景之乱造成的疫情
动乱中的疟疾
第三章 帝王将相直面瘟疫
唐朝帝王宰臣常得疫病
宰相韩滉治血吸虫病
宰相李德裕记录恙虫病
官员畏疫不愿任职南方
第一家公私合资的传染病医院
皇妃碰上的流行性感冒
肺结核要了皇帝的命
一位不召之臣的疟疾
蒙哥汗以酒驱疫
疫病拖累元军南征
第四章 中国历史上的鼠疫
金朝汴京大疫：可能是一场鼠疫
万历年间的鼠疫大流行
李自成将鼠疫带进了北京吗？
吴江县的肺鼠疫
乾隆间的鼠疫：人见死鼠如见虎
海岛上的鼠疫
鼠疫袭港
同治、光绪间的鼠疫
清末东三省鼠疫
第五章 皇帝与天花
皇太极畏惧天花
顺治帝是怎么死的？
康熙因天花得皇位
同治皇帝的脉案
第六章 令人战栗的麻风与霍乱
最早的麻风病
两位文学家的麻风病
大风起兮眉飞扬
谁传入了真性霍乱？
光绪年间的霍乱
东三省的几次霍乱
第七章 防疫抗疫思想的发展
《内经》中的“寒”与“风
张仲景的六经八纲
葛洪的“毒疠之气
巢元方的“乖戾之气
刘元素的火热说
张元素的灵活辨证
张从正的攻邪法
李杲的内伤与温补
朱震亨的滋阴降火说
王好古的阴证论
吴有性的戾气说
叶天士等人的温病学说
清代对温病学说的具体化
第八章 抗击疫病：民族精神不可战胜
守望相助：紧急抗疫救济
及早检查与强制隔离
人痘接种术
古代的卫生预防

中国古代对传染病肆虐给人类带来危害的认识，有着
一个艰辛的过程。其实有文字记录的三千五百多年来，疫
病的流传成百上千，疫病的种类各式各样，人类的发展历
史，可以说是一部与疫病作斗争的历史。
我国有文字明确记载的疫病从商朝开始，甲骨文中有
“疾年”的说法，大概就是指疫病流行。春秋战国时期，
疾病流行已很多见，赵国和秦国等地多次发生大疫。人们
已经认识到“四时皆有疠疫”，疫病是“气不和之疾”，
已能辨别出伤寒、疟疾、蛊、痒疥疾、麻风等传染病。疫
病流行，“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逸周书·大
聚篇》)，抗击传染病的措施也已出现。
一般来说，疫病往往是动乱和战争的产物，越是社会
混乱时期，疾疫发病率就高，为害时间较长。相反，政治
清明，社会安定，虽然疫病仍会发生，但只要有正确得当
的救灾抗疫措施，疫病流行的频率就低，规模有限。东汉
末年，大疫一场接一场。桓、灵、献三帝共70年，比较大
的疫病流行有16次之多，其中好几次是全国性的大流行。
曹植《说疫气》谈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时说：“疠气流
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
覆族而丧。”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大小战争不断，社
会动荡不稳，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病高发期。三
国两晋，疫病流行的次数约为35次，每5．8年就有一次疫
病。南朝共出现疫病13次，北朝11次。这时的疫病常与战
争动乱相伴随，政府组织抗击疫病的次数不多，疫病的流
行肆无忌惮，人民在无助痛苦中生活。
隋唐五代共有疫病30多次。唐太宗时期，共有6次流行
，但由于社会安定，政府救灾防疫措施得当，疫病对社会
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一般都是在一、二州之中流
行。唐朝后期至五代，藩镇割据，战争频起，无有效救治
措施，疫病来势汹涌，常出现百姓“流亡迁徙，十室九空
”的局面。
两宋疫病前后共有51次，南宋流行的次数超过北宋。
在人口最为密集、流动人口较多的首都地区，疫病流行明
显增多，南宋有20多次疫病发生在临安府为中心的浙西地
区。人口密度过高，有利于孳生疫病，方便疾病的流行。
因此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卫生预防的意义特别重要。元朝
大疫有30多次，已出现一场大疫死90万人的高纪录。
明清疫病的流传达到高峰。明朝发生疫病约180多次，
分布在118年。明朝共277年，平均每2．34年中有一年疫病
流行，每年发生1．54次疫病。清朝共267年，据《清史稿
》记载，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而实际清朝流行疫病的
年份肯定不止这些。明清时期的大疫病常常跨州跨省流行
，对人类生命危害严重。大疫过后，常常出现“死人无算
”、“疫死者几半”的情况。
一般来说，一种新疫病刚流行时，由于人们认识不足
，往往为害深重。明清时期的鼠疫和霍乱，就是其中最为
剧烈的两种。明朝开始爆发的鼠疫，只要人一看见死老鼠
，马上就会“人死如圻堵”，最后“人见死鼠如见虎”。(
师道南：《死鼠行》)鼠疫严重的地区，一户户人家全部死
绝，有的地方一条街巷或一个县城死掉一大半，“巷染户
绝”，没死的也早就吓跑了。如山西兴县，崇祯年间流行
“天行瘟疫”，早晨发病晚上就会死人，甚至在一夜之内
，全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人与人之间
互相戒惧，“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有专家估计，
单万历七年至十六年的鼠疫就引起山西、河北500万人的死
亡。清朝真性霍乱刚流行时，从陆路、海路两个方向由南
至北席卷中国，自云南、广东一直传进京师，“民多骤死
，乡村尤甚。其症吐泻转筋，即时毙命，针刺医药百中仅
活数人。问疾送验，传染无已，甚有全家俱毙者。”(《昆
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随着对霍乱认识的加深，人们防备
意识的完备，疫病为害就渐渐失去最初狂野的本性。
为预防疫病发生，人们在个人卫生方面十分注意，在
甲骨卜辞中已有个人洗面、洗澡、洗手、洗脚的记录。秦
汉时期，人们的认识更为深刻，《续汉书·礼仪志》云：
“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灰
为大洁。”通过沐浴，搞好个人卫生，驱除疫病流传的可
能。饮食卫生是预防疫病的一个重要方面。汉代的《论衡
》说：“鼠涉饭中，捐而不食。”这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卫
生要求。《金匮要略》也告诫人们：“果子落地经宿虫、
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否则会得疟疾。孙思邈已告诫
人们：“不要吃生肉，吃动物的肉时一定要煮烂。”动物
体内存在着一些病毒，只有烧熟才能杀死。
环境卫生更为人们重视。甲骨卜辞中已表明当时己实
行人畜分居，可以使动物身上的疫病尽少可能传给人类。
商周时期的人们已知在高亢之地建造房屋居住，因为住在
向阳干燥地方有利于太阳光照，干净消毒，限制了疫病病
菌的传播。《周礼》中讲到周秦时期已经建立路厕；汉朝
我国都市中普遍设立公共厕所，当时称之“都厕”；唐五
代时政府专门有管理厕所卫生的官员，城市的卫生设施在
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古人认为，

甲骨文中的巫术、北魏军队的两场大疫、宰相李德裕记录恙虫病……本书系统梳理中国历史上抗疫防疫的经验做法，总结同舟共济、顽强抗争的民族精神；帮助树立战胜新冠病毒肺炎引发疫情的信心，相信政府、依靠科学，战胜疫情。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中，曾经出现过大量疫病，
不但对人们的心理上造成恐慌，而且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
亡和巨大的物质损失。然而，只要树立必胜的信心，掌握
科学的方法，人们还是能从疫病的蹂躏中坚强地站立起来
，生生不息，创造出更大的辉煌。中华民族就一次次战胜
了疫情，繁衍发展到今天。
现代科学的发达，使原来统称为“疫”的传染病，在
认识的深化下，可以细分成各种具体的种类。生物医学的
发达，检查仪器的发明，治疗技术的增强，人类对这些疫
病从预防到诊断、治疗，手段也越来越多。今天，我们拥
有一整套抗击疫病的措施方法。我们是不必谈疫色变的。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随着人口的增加、工业
的发达，近几十年来，呼吸道传染病有所增加，各种变异
的疾病一次又一次侵扰着人们安静的生活。2002年在中国
广东首见的严重的急性呼吸困难综合征(sARs、非典)，在
几个月里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病才
被逐渐消灭。去年12月在我国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引
发的肺炎，同样是一种与非典有些相似的呼吸道传染病。
感染者会伴有发热、咳嗽、气短及呼吸困难，严重的病例
会出现肾功能衰竭乃至死亡。这种病传染力较非典更强，
截至今天(2020年1月29日)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病例，
总得病数约为6000人，致死达132人。这样凶恶的疫病，相
信今后还将可能出现。
对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来说，碰到这样的疫病，
一是没有必要惊慌，要树立起必胜的信心。要相信在政府
的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保障是坚实的，有充足的物质条件
来抗击疫病；二是要相信今天的科学和医疗水平，我们是
完全能消灭这种疫病的。不管这种疫病是多么怪异和变态
，我们的科研人员很快就会找到消灭它们的方法；三是要
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一些启示，从中国历史传统中找到抗
击和预防的方法。中国古代对疫病传染源的认识、对传染
渠道的切断、抗疫具体措施、对疫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
会救济，直至今天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十多年前，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进入中国传染病
史的研究领域，并撰写了《三千年疫情》一书，这也是我
个人的第一本著作。最初写作的时候，我就认为传染病史
的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学者应该将自己的成果让社会
上更多的人看到并从中得到启示，因而努力把自己的研究
定位在半通俗和半学术之间，注重历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此后既写过几篇学术论文，又写过一些通俗的文章，力
图总结中国古代抗击疫病的经验，向社会传播，以加强对
这方面知识的了解。
这段时间，面对疫病的流传，总觉得作为学者应该为
社会的抗疫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年大年初一的晚上，出版
社的编辑和我谈到这个问题，竞然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从自己的旧稿中拿出相关的内容，再赶写了部分章节，
合成这本小书，希望读者能从古代的经验中借鉴一点防治
疫病的方法和措施。
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在政府的领导下，依
赖科学、组织抗击，相信我们将在短时间内取得这场斗争
的胜利。
疫病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能战胜新型冠状病毒。
张剑光
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疫病与巫术
疫，这一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常见的名称，就是今天的传染病。它是由各种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早期的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十分有限，无法详细地区分传染病的种类，遂将传染性的疾病统称为疫、疫病。
大约1万年前，人类已逐渐以农业经济取代了渔猎经济，饲养业也逐步发展，从游牧生活走向了定居生活。人类逐渐开始对自己的健康有了要求，对防疫治病有了比较粗浅的认识。
传说中的神农氏时期，人类向文明社会逐步迈进。神农氏带领了他的人民由采集渔猎向农业社会进化，后代《白虎通义》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立之，故谓之神农。”由于人口开始增多，自然条件已不允许再过游牧生活，于是在神农氏的带领下，人类由生食到熟食，从狩猎进入了农业。众多人口聚居在一起，就很容易遭到疫病的袭击。
如何抗击疫病的传染，成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有人从社会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出原始医学知识，开始进行医药防治疫病。
传说中的神农氏除了“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之外，还“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他“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就避”。神农氏成了传说中医药的创始者，是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对自己的健康进行保护的始祖。
传说中的黄帝，也教民治百病。他“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之性命，穷神极变”，研究医道。后代把他与当时的一些名医如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编成《内经》，署名为黄帝所作，称《黄帝内经》。据说黄帝时期有很多名医，在发展医药、预防疾疫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如黄帝大臣桐君“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根据自己对药物的认识编成《药性》四卷。人类对医药认识的进步，表明对疫病治疗从无奈进入了有为的阶段，开始用医药对疫病进行控制。
不过，医药刚刚进入萌芽起步阶段，它的作用毕竟有限，人们对防治疫病的愿望主要寄托在巫术上。
神灵与疫病的联系者——巫医
远古时代，由于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低下，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如对天地、山川、风雨、雷电、霜雪、旱涝及人体生理、疾疫、死亡都无法理解，充满恐惧心理，感到神秘莫测。在当时的语言、思维和推理能力之下，人们试图从当时的认识水平对这些自然现象加以说明和解释，于是出现了对自然界的崇拜和信仰。当时的人们认为宇宙间有一种主宰万物的神灵，人的疾疫生死，都是神的降临，不可抵御。他们企图通过与神的交流来达到心灵的宣泄，来弥补和控制疫病产生出现的无奈痛苦而造成的心理失衡。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之下，求神祈灵、驱鬼逐邪之类的巫技应运而生，“巫”出现了，人的祛病除疾的原始本能也被染上了神灵的光晕。“巫”充分利用了人类的幻想，自称与神可以相通，能采用某些方法影响自然，改变人的生老病死。稍后，“巫”的发展呈理论化和系统化，有一套完善的咒语、祭祀、祈祷与迷信活动。P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