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著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画家、刻纸艺术家。自1981年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羽蛇》《敦煌遗梦》《德龄公主》《双鱼星座》等。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均有藏书。2014年入选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著名女作家”。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三届女性文学奖，第八届全国图书奖，加拿大第二届华语文学奖小说奖首奖，2015年度英国笔会文学奖等。代表作《羽蛇》成为首次列入世界著名出版社Simon & Schuster国际出版计划的中国作品。部分作品译成英、法、意、日、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巴西、希腊、阿拉伯等十余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

呼唤与回答
西蒙·德·波伏娃有句名言。她说写作是对一种呼唤
的回答。这个呼唤通常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
。自然，并不是人人都能听到这种呼唤。
说到底，这是一种神抵的呼唤。
小时候，我时时感到压抑和痛苦。一个孩子的痛苦虽
不比成年人更沉重，却要尖锐和难以忍受得多。何况，孩
子的痛苦中还常常伴随着恐惧。我极度缺乏安全感，时时
渴望能出现一个爱我、保护我的人，他将驱逐我四周的黑
暗，带领我进入天国。对于天国的概念我停留在一篇童话
《天国花园》所描述的场景上。那时我常常做一个关于天
国花园的梦。花园里的花只有色彩没有阳光，远处站着全
身通明透亮的天使。而醒来的时候，我从窗帘的缝隙看见
对门邻居家栽种的一棵歪脖子向日葵，在黑暗里它很像是
一个戴着草帽的男人阴险地窥视着窗子，我被它吓得哇哇
大哭。
我这种无端哭泣和我的种种逆反行为照例被大人们认
为是乖张。我从来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尽管我学习
成绩很好，并且在一些方面很早就显示出了天赋。我对成
人世界的恐惧和格格不入使我内心闭锁，在我自我封闭的
内心世界里终于出现了“神”。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只同他
对话。我很早就拥有了一种内心秘密。这秘密使我和周围
的小伙伴们游离开来，这是我的武器，一种可以从外部世
界成功逃遁的武器。正是依靠这种武器我度过了我一生中
最为痛苦的那些岁月，包括在黑龙江兵团那些难以忍受的
艰难困苦。我始终注视着内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记忆
变得支离破碎，就像“没活过”似的。这就是：逃离。我
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坚强还是懦弱，更不知道这是一种超
越还是一种更大的不幸。
但无论如何我作出了对那种内心呼唤的回答。我选择
了写作。写作是置身于地狱却梦寐以求着天国的一种行当
。它同我从小选择的生存方式是一致的：它是人类进行着
分割天空式的美好想象和对于现实现世的弃绝。没有一个
作家敢说他是在真实地摹拟着生活本身，因为这种真实毫
无价值，它只需要一个记录员就够了。而写作却是一种每
时每刻也难放弃的对生命的观照，它观照着生命也预约着
死亡，覆盖着生者也覆盖着死者，它是时空消失之后的永
恒存在，它是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的宿命和母题。
至于那个神祗的秘密，它将一代又一代地活在孩子们
的心里。可惜，孩子一旦成人就把心里那个秘密忘了，而
且一点儿也不懂得自己的孩子，一点也没想到那孩子便是
自己的过去。而孩子却一直被那可怕的秘密烧灼着，直到
成年。这大概就是人类的悲剧所在。如果有一个成年人记
住并懂得孩子的秘密，那么她一定是“得有神助的人物”
，她的名字应该叫“作家”
女孩如何变成女人
我的第二个逃离的原因，来自于由女孩变成女人的成
长道路上。我的怪异的家庭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简直是一
场灾难。我的母系家族颇有点来历。我在很小的时候曾经
想自杀，我曾经一次次地走向一个靶场，盼望一颗流弹飞
来结束我小小的生命。我无数次地幻想在我死后或许能获
得生时无法得到的爱。我想象着母亲会为我哭泣，一想到
这个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就这样我长到十三步，在
我身体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我再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因
为新的恐惧来临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长大，无论如何也
无法想象自己会走向大街上那些妇人们的行列。我在一篇
小说《末日的阳光》中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感情，那篇小说
写了一个十三岁女孩在进入青春期时的恐惧和困惑——这
恐惧与困惑是双重的，因为当时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
。当然，除了恐惧与困惑之外女孩还有着一个完全属于自
己的幻想世界。人都是需要自欺的，这种自欺实际上是一
种新的逃离，用一种遥远的幻想来逃离现世。但是这种逃
离实际上十分残忍：它使我对于朦胧初起的性意识陷入了
一种渴望、恐惧与弃绝的矛盾与危机之中。幻想和白日梦
是我惟一的享受。一个朋友说我是“浪漫主义最后的一颗
棺材钉”——我当时以此为荣。
永远作为第二性的女人
也许我的从女孩到女人的过渡期过于漫长，所以一成
为了女人便已历尽沧桑。我真正被抛掷到一个孤立无援的
荒岛上是大学毕业、结婚、分配工作之后。那时，我童年
的神与少年时的幻想都已消逝。我的灵魂常常因为心里空
空荡荡而产生一种巨痛。我羡来周围许多没有灵魂的空心
人。我深知没有灵魂便没有痛苦，但是对于我来讲，没有
了那种痛苦比痛苦本身还难以忍受。在这时，我发表了《
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写一个违反传统思维模式、
超越常规的女孩如何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以至被社会视
为疯人、被社会与人群摒弃的故事，说到底，这是一部反
社会的小说。当时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收到读者
来信七百来封。后来我把这篇小说改编成为电影《弧光》
，同样引起了很大反响与争议。这部电影在十六届莫斯科
电影节获特别奖。
这篇创作谈被一些批评家认为是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
一个宣言。当多年以前的那个女孩终于长大成

上卷
下卷
《海妖的歌声》杂识（代跋）/张志忠
后记 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
徐小斌作品系年
徐小斌文学活动年表

我上的那所大学并不怎么有名，地理位置却是全国高校中独一无二的。那地方叫银石滩。地处祖国东海和南海的交汇处。这实在是一片奇异的海域。海岸地貌呈海蚀阶地状。落潮时，可以隐隐看到那道贝壳堤—据说是古海岸线的遗迹。海滩上布满各种形状怪异的砾石。沿着海岸线往西南方向走，便矗立着那片石林—每根石柱上都布满了软体动物腐蚀的斑点和穿透的孔痕。
这里实际上是个伸进海洋的小小半岛。半岛上那座小小的城，叫渠州。听说这儿自古以来便是一片动荡不安的海域。这儿的地质构造运动大概比其他海岸要激烈频繁得多。海陆不断地变迁和更替。当海平面下降的时候，沿海大陆架就变成了陆地。海平面一上升，大片陆地又被海水吞噬，于是小小的半岛与大陆分离。
这学校的历史应该算是很悠久了。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爱国华侨闯了南洋之后集资兴办的。升格为大学却只是不久前的事。那位华侨选择了这样一片海域，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胆识。
这儿又有许多传说。最盛传的是关于“海火”的故事。据说，石林的夜晚常有魔鬼出没，而且鬼见到人便附体，于是人也就变成鬼。孤魂野鬼们平时镇在石下，一俟月黑风高之夜便纷纷出来游荡。相传那时的海像着了火似的，亮得灼眼，又忽然化作一片白雪，上面有绿的光，螺旋似的飞快旋开，展示各种美丽的几何形图案。直到三更天后，普陀寺钟声响过，魔鬼才归位。如有求签者，于彼时去石林跪香，没有不灵验的。
初时听到这些传说，我们不过是觉得可笑。又感叹天高皇希远，封建迷信的东西在这小地方仍有这般市场。真恨不得立即悬张告示，动员附近渔民都来捕鱼。大家商量，一定要找个机会在石林附近闹个通宵，为当地人做个榜样。
校园是美丽极了。真正是依山傍海。海都伸到露天剧场旁边来了。每天傍晚，这儿都有许多来看落日的。长了，仿佛是掐准了点儿，就差喊句一二三，落日便在那一瞬间，像只失了光彩的红色大球，软软地滚落到海平线的那一边。然后就是那些云，浇了浓杏汁似的，恋恋地在天边翻来翻去。一会儿，也隐没了。只留下那群巨人般的石林，和侏儒般的人对峙。再过一会儿，终于侏儒们走了这里就成为巨人们的天下。
开学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站在礼堂门口等哥哥。鬼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销了那个来之不易的北京户口，非要到这座大学的图书馆来工作。谁管得了他的事儿！连爸爸妈妈也管不了。我只好缩脖端肩地瞪着台阶下面那一片片流动的伞，身上一阵阵发潮发痒。我当时那样儿一定挺傻。伞下众多的脚一步步踏上石阶，离我越来越近。当近到不能再近的时候，那些伞便纷纷扬扬地收拢来，露出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总会有几滴冰凉的雨水溅到我身上。这一片伞的颜色还是灰的。那是一九七八年，中国刚刚准备甩掉“蓝蚁之国”的名讳，所以突然出现的那一把花绸伞在这许多的伞中显得分外戳眼：浅黄底子，上面绘着咖啡、黑和西洋红三色图案。远看，像滚滚的灰水里漂过来一朵鲜明夺目的花似的。只是那伞打得太低。直到礼堂门前才略向上抬了抬，露出一张线条精致且白得醒目的脸。这人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后来我知道她和我在一个班。
名字和肤色一般白，叫小雪。再后来，我明白她的出现给我带来了一点变化。这大概就是我一直期待着的那种变化。那时，我明白我不再期待什么，而我本来的期待也是荒谬可笑的了。
人说三个女的一台戏。我们班有八个女孩子，果然热闹非凡。
P3-4

《海火/徐小斌经典书系》中的郗小雪和方菁，貌似两极，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两种形态。小说结尾点了一下，方菁在半梦半醒中听见郗小雪对她说：“我是你的幻影，是从你心灵铁窗里越狱逃跑的囚徒”。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更认同郗的形象，这充分证明了“恶的魅力”。郗小雪，一个因爱情而出生的私生女，一个在爱与恨，阴暗与猜忌，谋杀与复活的纠织中成长的孩子，一个因深味辛酸而变得玩世不恭的现代嬉皮，一个以美艳与才情征服世界，以摆布愚弄他人为乐事的骄横女王，甚至一个半人半巫的美丽海妖。小说亦真亦幻，是寻觅真相与谎言本质的奇幻迷宫。

我对世界有话要说，可惜，这世上没有几位真正的聆
听者。于是只好用笔说。
十七岁，我曾经试图写一个长篇，叫做《维鹰奋翻》
，写一个女孩废小虹和一个男孩任字的故事，写得非常投
入，写了大约有将近十万字，写不下去了。多年之后我重
看这篇小说，真是奇怪我当时怎么竟会有这样的耐心，写
出这样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出身于高级知识
分子家庭的凌小虹与出身于干部家庭的任宇，有一种非常
纯洁也非常特殊的感情。由于出身的不同，在那个特殊年
代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误会。小虹的父亲被殴打致死
后，她生活无着，被赶出自己的房子，到过去保姆住的地
方垫伏，却遭到保姆儿子王志义的性骚扰。性格刚烈的她
在反抗中杀了王志义，只身潜逃。任字寻找未果，痛彻心
肺。后来任宇与几个好友一起囚渡红河，到越南参加抗美
援越，遇到了一个酷似小虹的女子。写到这里，我不知如
何往下写了，就停了笔。这沓子片叶纸，在交通大学院里
的小伙伴中间传来传去。每个人见了我都会问：后来他们
俩怎么样了?
多年之后《东方时空》总策划、我的好友杨东平把《
维鹰奋雨》作为“文革”中的地下作品写入了他的一本书
里。
真正的写作其实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
怪得很，也许因为那时是全民文学热，学经济的学生
照样对文学爱得一塌糊涂，并且常不自觉地用一种文学品
位与标准来衡量人。大学二年级，开了一门基础课叫做“
汉语写作”，让大家每人写篇作文。我写的是杭州孤山放
鹤亭，有关梅妻鹤子的故事，只有千余字，只是选了一个
特殊的角度。（后来此文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老师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小说?你是个潜在的作家。
事隔不久，汉语教研组杜黎均老师找到我，向我索要
一篇小说。这位杜老师“文革”前曾做过《人民文学》的
编辑。我拿了一篇四千字的习作给他，事后再不敢问起。
谁知这篇习作后来竟登上了《北京文学》1981年第二期新
人新作栏的头条，还配了很精美的插图。我惊喜之余又写
了第二个短篇《请收下这束鲜花》，作为自然来稿投给我
当时最喜爱的刊物《十月》。小说情节很简单，写一个情
窦初开的小女孩爱上了一个青年医生，后来医生得了绝症
，在弥留之际，小女孩冒着大雨赶去看他，那医生却早已
不认识她了。完全写小女孩的内心秘密，无疑在当时的社
会语境下是独特的。这篇小说后来获得了《十月》首届文
学奖。记得发奖大会那天，《十月》当时的主编苏予特别
向大家介绍了我—获奖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周围坐的都
是当时的文学大家们，对我说了些鼓励的话，令我诚惶诚
恐——从此，便穿上红舞鞋，再也脱不下来了。
80年代我的经历充满了戏剧性，其中之一便是与《收
获》的相遇。1983年我写了生平第一个中篇《河两岸是生
命之树》，那时，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开了一道缝，正因
如此，门外的景色看起来如此新鲜。我被一种写作的激情
啮咬住，它使我整天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我每天都和小说
人物生活在一起，忘了我属于他们还是他们属于我，写到
动情处，趴在桌上大哭一场，此小说应当是我情感最投入
的一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读者在问：“这本书
在哪里有卖?”《河两岸是生命之树》是《圣经》中的一句
话，全句为“河两岸均有生命之树，所产果实十有二种，
月月结果，其叶可治万邦之疾”。—在一个伤痕、寻根的
年代引用《圣经》的话，也算是比较特别了。
在宗璞的鼓励下，我把此小说作为自然来稿寄给了《
收获》，竟然在一周之内就得到了请我去上海改稿的电报
。最有趣的是当时的《收获》编辑郭卓老师手持《收获》
为接头暗号在车站接我，上了编辑部的木楼梯她就边走边
喊：“接来了，是女的！”——后来她告诉我因为我的名
字编辑部产生了歧义。后来就是李小林老师把我约到武康
路她家里谈小说。当时小林老师对小说人物关系的分析深
深打动了我—一个无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认真的对待，固执
如我，也不能不彻底折服。那一天的大事是见到了巴金。
当时巴老从一个房间慢慢走向另一个房间，我看着他和蔼
的笑容，尽管内心充满崇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甚至连
一句通常的问候也说不出来—不知为什么那时我觉得凡心
里的话表达出来就会变味儿—我的心理年龄始终缺乏一个
成长期，人情事故方面基本是白纸一张。
此中篇发在了1983年第五期《收获》的头条，并选入
了《收获》丛书，那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
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许多人为它一鞠感动之泪，许
多人把自已的经历细细地告诉我，甚至是秘密和隐私。我
相信巴尔扎克那句话了：“只有出自内心的，才能真正进
入内心。”
1985年发表《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那时常有
些古怪的念头缠绕着我——我常常惊诧于人类的甲胃或日
保护色。人类把自已包裹得那么严，以致许许多多的人活
了一生，并没有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渐渐地，连本来面
目也忘却了。甲胃与人合为一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在适者生存的前提下，任何物种

一个美丽的女孩，同时却又妖冶、阴毒、险恶；一个不美的女孩，同时却又纯洁、善良、天真。究竟孰善孰恶？郗小雪和方菁，貌似两极，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两种形态。小说结尾方菁在半梦半醒中听见郗小雪对她说：“我是你的幻影，是从你心灵铁窗里越狱逃跑的囚徒。”小说亦真亦幻，是寻觅真相与谎言本质的奇幻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