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7日，星期三，中午时分，理查德·尼克松坐在白宫隔壁行政办公楼他的秘密办公室里，正在准备当晚黄金时段对全国发表总统讲话。讲话的主题依旧是越南。尼克松在和他的两位高级助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和白宫办公厅主任H.R.(鲍伯·)霍尔德曼仔细审查他的讲稿，可是谈话却总是跑到另一个题目上——这就是感到越来越气愤的总统所说的“拉姆斯菲尔德问题”。尼克松盘算着要甩掉这位前众议员和后来担任白宫工作人员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我觉得拉姆斯菲尔德在这里也许呆不了多久了，”他说道，几分钟后又补充道，“咱们把他甩了算了。”圳
麻烦在于，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看来，拉姆斯菲尔德正在变成一个惹人讨厌的反战鼓吹者。拉姆斯菲尔德日渐成为一小群政府官员的核心人物，他们都是搞国内政策的，在开工作人员会议时，他们私下里在议论政府为什么不能更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政府内部的反对者还包括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乔治·舒尔茨、国会关系顾问克拉克·麦格雷戈，还有负责国内政策的约翰·埃利希曼。
“他们对外交政策狗屁不懂!”尼克松前一天在跟基辛格通电话时突然大发雷霆，“坦白讲，他们实际上关心的只是不惜代价的和平。因为他们关心的全是，嗯，分享利益、环境等等那些废话——依我看，这全都毫无意义。”基辛格附和道：“他们哪知道，假如这些全都不行了，我们的下场会是什么。”
一周前，越战到达了一个里程碑：越战阵亡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朝鲜战争。这样，越南仅次于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场伤亡最多的战争。在国内，在大学校园，在主要城市的街头，在美国政界，越战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动乱。那年春季，新一轮反战示威正在形成。民主党挑战者、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1972年在竞选中与尼克松一决高下；马斯基在越战问题上跟尼克松叫上了板，民调显示，他和总统旗鼓相当，甚至超过了总统。就连国会里的共和党人都坐立不安起来；4月初，9位共和党参议员在纽约州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的家中会见了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恳请尼克松结束战争。
近两个月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寻求在政府里扮演新角色，一个可以影响政府的越南政策的角色。在此过程中，他引起了基辛格的特别反感。在1971年2月27日写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拉姆斯菲尔德做了第一次尝试，建议任命“一位高级总统助手，在减少敌对活动的同时，研究战后东南亚的形势，并提交报告”。文件之详细，使人确信拉姆斯菲尔德打的算盘是由他自己担任这个职务。拉姆斯菲尔德提出，这位特使可以为东南亚的战后重建打下基础；他坚持说，这样一位特使不会侵犯基辛格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地盘。拉姆斯菲尔德告诉尼克松，这一任命“将把注意力和重点集中到印度支那的和平而不是印度支那的战争上”。用官僚机构的话讲，拉姆斯菲尔德是要尼克松给和平一个机会。
在越南政策上，亨利·基辛格是不会把任何权力让给这个咄咄逼人的政客的。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先是拖了数周迟迟不回复拉姆斯菲尔德的备忘录，而后发了一份回复说，设立特使“会使我们的盟友搞不清楚谁在于什么”。拉姆斯菲尔德锲而不舍，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与尼克松单独会见时提出了这个想法。总统没搭他的茬。尼克松倒是提了另一桩事，他建议拉姆斯菲尔德到海外工作一段时间，以便扩大他的外交政策经验。“这对你来讲可能更好一些——我觉得你会愿意去欧洲转转，”他这样告诉拉姆斯菲尔德。这次欧洲之旅的公开目的，是就毒品问题与欧洲官员交换意见，时间定在春天晚些时候。
但是，拉姆斯菲尔德还是不肯在越南问题上善罢甘休。4月7日上午，他当着其他白宫工作人员的面，硬要基辛格解释政府为什么不能更快地结束战争。后来，基辛格向总统抱怨说，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确切地说过他想要尼克松做什么。他从来没有(像批评尼克松的人所要求的那样)明确要求尼克松规定一个结束战争的“确切日期”，而仅仅是泛泛地谈到要明确美国把在越南的驻军减少为一支“留守部队”的日期。正是这次工作人员会议，再加上拉姆斯菲尔德在越南问题上总的立场，促使尼克松谈起要开掉他。总统也担心拉姆斯菲尔德会自己先提出辞职。
“拉米他随时都可能撂挑子，”尼克松后来再见霍尔德曼和基辛格的时候这样说道。
“不会的，我觉得他还不至于就要撂挑子，”霍尔德曼说，“我怀疑他会这样做，因为(在政府里继续留任)比离开政府对他有利。不过，我认为他不会成为这个班子的坚定成员。”
“他不过是想使自己接近《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而已，”基辛格插话说。
尼克松言归正传。“那好吧，我们这就把他开了，”他说，“我的天，我们打发他和(白宫顾问罗伯特·芬奇)到欧洲去度两个月的假吧。去他的。这又为了什么?
“让他离开这里，”基辛格说道。他文雅地提醒他的上司，拉姆斯菲尔德的欧洲“假期”最初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个人共同的主意。
尼克松想接着排练当晚的讲话，他将在讲话当中宣布，他准备在年底前从越南撤出十万美军，不过，他也将明确拒绝规定结束战争的日期。尼克松还是不能把拉姆斯菲尔德放在脑后。
“再说说拉姆斯菲尔德问题——我对唐感到失望，鲍伯，”几分钟后，他对霍尔德曼说道，“要明白，我不想失望，因为我不想要他妈的一个只有在顺利时跟我们一条心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他觉得我们要完了，他会跟我们一起完的话，也许他恰好要到欧洲去度假了——然后涮他一把，知道吗?”
使尼克松尤为恼火的是，被认为是政府最能言善辩的公共发言人的拉姆斯菲尔德，居然拒绝站出来在美国人民面前为尼克松政府辩护。“他不会为任何事情站出来的，”尼克松嘟嚷着，“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站出来的机会，他就是不站出来，就是不动作。”
霍尔德曼附和道：“我以前总是以为他是潜在的总统竞争者，可他没戏。”
“他和芬奇一个样，”尼克松说，“他们两人都具备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但两个人都没有骨气。”
尼克松对拉姆斯菲尔德的不快最终平息了。他是尼克松说要开掉但从未下手的几个助手之一；拉姆斯菲尔德一直呆到这届政府任期未满就换了班。然而，越南事件使人们看到，拉姆斯菲尔德在尼克松政府里所做的工作，与许多年后美国人对拉姆斯菲尔德形成的简单化的看法截然不同。
在接下去的30年里，拉姆斯菲尔德被人们视为狂热的鹰派，美国军事力量的鼓吹者。这些看法与他个人经历的早期阶段并不相符，当时，他是国内改革热情的拥护者，是尼克松政府内的温和派或者自由派。他的鸽派观点符合他的政治抱负：战争不得人心，拉姆斯菲尔德作为国内政策顾问，打赢这场战争对于他而言没有个人或者职业上的利害关系。的确，在政府服务期间津津乐道于官僚机构勾心斗角的拉姆斯菲尔德，也许认为他在越南问题上可以挑战基辛格在政府中的老大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拉姆斯菲尔德在福特政府里以鹰派的面目干的要成功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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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姆斯·曼的笔下，华盛顿熠熠生辉，趣味盎然。我认识这些“火神派”。詹姆斯·曼介绍了这些有趣的人物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工作的，故事真实可信。“火神派”所做的一切将改变我们的生活。这部可读性极高的著作，记述了这一切。
李洁明(James Lilley)美国前驻韩国和中国大使
乔治·W.布什的外交政策源自何方?这是一部由华盛顿最杰出的记者撰写的介绍背景的历史书，它研究透彻，笔调新颖，分析犀利。撰写布什发动的反恐战争史为时尚早，但是，《布什战争内阁史》可以算作第一卷——它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多伊尔·麦克马纳斯(Doyle McManus)《洛杉矶时报》华盛顿记者站站长
在《布什战争内阁史》这部著作中，詹姆斯·曼娴熟地将传记与思想史相结合。他为布什政府中的主要外交政策决策者们勾画出一幅幅强悍有力的素描，在一些事例中，互动关系一直追溯到30年前。这还是一部有关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的非常有趣的思想史，揭示了这些主要人物在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后处理国际问题的相似与分歧之处。曼写的这部清晰而富有洞察力的著作，令我实实在在地爱不释手。
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院长
我从未读过比这更出色的有关人物和政策的实时报道。詹姆斯·曼笔下的新保守主义领军人物们，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他们的真实信仰何在?本书给予了既公正又极富洞察力的叙述。
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Gelb)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主席
《布什战争内阁史》是一部杰出的故事书，在拜读了詹姆斯·曼的获奖作品《变脸》和他的经典之作《北京吉普》之后，你便知道从他的著作中你可以期待什么。无论是写专栏评论还是著作，曼获取鲜活的或者资料性的信息的能力，总是一再令我惊叹不已。他对21世纪初美国外交政策形成的细腻观察和分析，将同样受到公众和学者们的珍视。
孔华润(Warren I.Colaen)《处于中央地位的东亚》一书作者
乔治·W.布什在1999年和2000年竞选总统的过程中，逐渐确定了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他反复解释说，他有一群出类拔萃、比民主党人经验丰富得多的顾问，企图打消对他外交政策经验不足的疑虑。这群顾问中，大多数曾在他父亲的政府里，在苏联解体急风骤雨的日子里，在第一次打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担任过政府高层职务。有些曾在里根政府里任职；有些甚至70年代在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手下工作过。
每当小布什搞错了细节——比如，有位电视记者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式的“测验”，结果布什说不出巴基斯坦或印度领导人的姓名。这位候选人就会说，总统具备知人善任的能力才是重要的。“我组织的这个外交政策班子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他这样回应一位民主党人的发难。他表示，他的副总统提名人迪克·切尼、科林·鲍威尔、康多莉扎·赖斯、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阿米蒂奇这些支持他的男男女女们，都是连续性和稳定的象征。这个顾问班子实际上成了他首次问鼎白宫的外交政策骨干。他想说明的与其说是他将如何行动，不如说是他将起用何人。
竞选中，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们为自己想出了一个绰号。他们称自己的团队为“火神”，以此表达对罗马主管火、铸造和金属制造的神的敬意。为布什竞选担任外交政策协调人的赖斯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长大，在那里，小山上一座高56英尺的火神塑像俯瞰着市中心，以表彰该城的钢铁工业。本来，这个绰号是当玩笑叫起来的，不料却被叫开了，竞选班子开始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个称呼。“火神”这个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布什外交政策班子想要表达的形象：一种权力感，顽强，弹性和耐久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伯明翰市的火神塑像于1999年被拆下来进行维修，因为它已经开始破损，对于这一细节，布什的班子在开始使用这个比喻时便心照不宣地避而不谈。)
毫不奇怪，布什一当选总统，便开始用这群老手来填充大多数最重要的职位。到2001年初，新政府的外交政策班子已经组成，这时，似乎有一种老同学团聚的感觉。这个班子中的大多数成员已经在此前的几届政府内共事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复杂的，盘根错节。
新任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早在三十多年前便与切尼初次共事，切尼当时在尼克松政府内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行政助手。切尼在老布什的政府里担任国防部长，他(越过几名资历更深的将军)选择了科林·鲍威尔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一起共事了三年。新任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也曾与鲍威尔共事过，两人同在里根政府里帮助管理五角大楼。2001年的新任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曾与阿米蒂奇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当时两人在里根手下负责美国与亚洲的关系。沃尔福威茨还在国防部给切尼担任过高级助手。90年代期间，共和党在野，沃尔福威茨在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一个重要的导弹委员会里任职，阿米蒂奇则负责一家小型私营咨询公司，并雇用了切尼的女儿。
到2001年，共和党已经在过去32年中控制白宫达20年之久。他们在总统选举政治中频频获胜，为“火神派”这样有志向的共和党人开辟了道路，使他们比民主党的同行们积累了更长时间的外交政策工作经验。他们拥有漫长的历史和共同的记忆。即便是2001年布什外交政策班子中两名最年轻的成员——总统本人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与过去这份遗产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布什的父亲当然是做过美国总统，更早前他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副总统。赖斯在老布什的政府里担任协调对苏政策的艰巨任务；她备受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提携。
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历史的延续深入到忠实信徒的各个阶层。最高层领袖人物的助手和门徒们，在过去若干届共和党政府里曾经恪尽职守，共同升迁。有的从一个老板手下换到另一个老板手下。切尼副总统的新任办公室主任I.刘易斯(·斯库特)·利比，30年前在耶鲁大学曾在沃尔福威茨教导下读本科，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曾经给沃尔福威茨当过十多年的助手。赖斯的新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有几名成员曾经为切尼、沃尔福威茨或者阿米蒂奇工作过。
由于有这样的历史，共和党在2001年准备重掌大权时，有人以为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即将回归到老布什政府时期的状态。在同一周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林·多德和托马斯·弗里德曼选择了相同的词“重走老路”(retreads)，来描述布什周围的人。“乔治二世是个孝子，他对老国王在各个方面都亦步亦趋，”多德几周后写道，“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君主制度上加盖自己的印章。”
表示了类似看法的远不止报刊的专栏。在海外，许多外国政府和学者津津乐道于一种安全感：新布什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沿用老布什政府的政策，其政策将具有可预见性。新政府内的老手们将重视大国外交，而不会因为道义而对其他国家进行讨伐；将重视维持稳定，而不是改变世界。“共和党人通常比民主党人擅长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杨洁勉评论道。
这些关于走老路和连续性的种种预测很快便被证明是错误的。从就任的第一个月起，新的布什外交政策班子便明确表示，它将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自打一开始，它的风格便不同于老布什政府。2001年头9个月里，新政府对朝鲜和中国采取了更针锋相对的政策。它置欧洲盟友的担心于不顾，迅速开始推动研发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对于那些在它看来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协定和条约则持明确的怀疑态度。
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处理世界问题的独特方式更加明确。接下去的一年当中，“火神派”提出一系列引人注意的新主张和思想，这些主张和思想表示了要与以往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分道扬镳。在处理敌对国家关系时，布什政府认定，美国将不再坚持作为冷战根本原则的遏制和威慑政策。相反，美国愿意通过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发动战争。在中东，美国曾数十年与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专制政权密切合作，而布什政府却公开鼓吹民主，大谈特谈整个地区的政治改革，从而打破了先例。
这些发展代表着某种更深刻的东西，而不是从一届共和党政府过渡到另一届共和党政府的方向性小调整。它们代表的是时代性变革，是对美国的地位和在世界的作用的崭新观点的崛起。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无人能够挑战的美国，一个军事力量强大到不再需要对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做出妥协和让步(除非它自己想这样做)的美国。
这一新的世界观，代表着三十多年来在共和党政府内不断发展的思想和理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里根政府，更早还可以追溯到福特政府时期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对美国在越战失败的反应，以及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
其中有几位“火神派”的成员是在对上述这两项发展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开始他们在华盛顿的生涯的。乔治·W.布什政府中的三位高官——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沃尔福威茨——都是有关缓和的大辩论的参与者。另外两位——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曾在越战中服过役。这些人在华盛顿外交政策体制内发迹的同时，始终牢记着20世纪70年代的教训和经历：美国必须加强军力，必须重新获得民众对军队的支持，必须与主要敌手针锋相对，并且在必要时战胜敌手，以此来推行民主的理想。
作为一个群体，“火神派”代表着美国对外政策领域里独特的一代人，其与众不同的程度，就像二战结束时创造了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所谓‘‘智者”(如迪安·艾奇逊、乔治·凯南、埃夫里尔·哈里曼和约翰·麦克洛伊等)，或20世纪60年代负责越战的“出类拔萃之辈”(肯尼迪家族、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邦迪家族和罗斯托家族等)。
那些“智者”们从商业、银行和国际法界进入政府；他们的精神家园是华尔街，是投资银行网络，是与之相连的法律事务所。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则是以强有力的学术背景步入政府的：他们的精神家园是麻省的剑桥，是他们中许多人曾经求学或执教过的哈佛大学校园。
“火神派”是军中一代人。他们的源头，他们所有人在从政生涯中都曾任过职的共同机构，是五角大楼。2001年就职的这个外交政策最高层有两位前国防部长(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一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一位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一位前助理国防部长(阿米蒂奇)。即使是赖斯，也是从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任职开始她在华盛顿的生涯的。
20世纪40年代，“智者”们致力于在国际上和华盛顿建立有助于在受到威胁的欧洲维护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机构。他们具备的法律和经商的技能，对于机构建立工作非常宝贵。肯尼迪的“出类拔萃之辈”们的建树稍有逊色，但他们尝试了用自己的学识，将美国的影响扩大到第三世界，抗衡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共产主义在亚洲和非洲的运动。
“火神派”则不同。他们首要关注的是美国的军事力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们的目标是在越战后帮助军队恢复和重建。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试图设计出应该在何时和如何运用美国重振后的军事力量。到21世纪开始的几年，随着美国的战争能力处于无可争议的地位，他们又在勾画美国的新作用，这一作用将考虑到美国军事力量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
“火神派”代表着在现代史中通常被描绘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代。在“火神派”看来，苏联的解体仅仅标志着故事的一个中间章节，既非开头，亦非结尾。
论述美国在冷战中作用的著作已有上百本。这些著作在时间上多截止到1989年推倒柏林墙或1991年苏联倒台。出现了被称作“冷战史”的完整的研究学派。同时，在过去10年里，还有许多著作专门论述了通常所说的后冷战时期的世界，这些著作多从1989—1991年写起。所有这些著作都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断裂，历史的叙述必须从此时开始，或者终止于此。
“火神派”的故事提醒人们，把历史截然划分为冷战和后冷战时期是非常生硬的。“火神派”的职业生涯跨越了这一人为划分的两个阶段。在政府任职期间，他们最直接地面对了有柏林墙的世界和柏林墙倒塌后的世界。
如果我们能超越对冷战结束表现的持续的专注，便会透过“火神派”的经历，开始注意到一部前后贯通的叙述。这里讲述的，是拥有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力量的美国逐渐崛起的故事。的确，我们可以把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看做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2003年，美国的实力逐渐走出越战结束时的低谷，上升到拥有了无可争议的军事力量的地位。
这一时期开始时，美国仍然在为在东南亚的失败而晕眩。不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正在走下坡路。美军声名狼藉，并被种族关系紧张所困扰：在国会，国防预算不断受到抨击。美国急切地希望在海外达成一系列新的谅解：与苏联缓和关系，同时和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以便遏制苏联。
接着，美国来了个大转向。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不断选择扩充实力，运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压倒任何潜在的对手。“火神派”正处于这些事件和选择的中心。他们相信，美国并没有衰退，美国仍然是并且必须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必须向海外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透过“火神派”和他们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变化，看到它作为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的作用的显现。
本书意在通过追溯切尼、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阿米蒂奇、沃尔福威茨和赖斯这六位主要成员的经历，来分析“火神派”的信仰和世界观。其目的是试图理解美国如何并且为什么会以乔治·W.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方式来对待世界其他国家。“火神派”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尤其是这六位“火神”为什么登上了共和党外交政策机构之巅?他们的哪些背景和经历，导致了他们在2001年走马上任后和“9·11”恐怖袭击后做出的那些选择?
也许应该解释一下“火神”这个词的含义。我是在象征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指的是任何一位曾在前几届共和党政府里从事过外交政策工作，后又在乔治·W.布什手下重返政府的人。
本书所涉及的这六位并非都直接参加了率先使用“火神”一词的竞选顾问班子。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不是这个竞选小组的成员，因为他们的级别均在此之上：他们的资历过深，不宜参与日常的竞选政策活动。不过，他们三人都在布什竞选中起着关键作用。
没有参与竞选顾问小组，但在2001年重掌权力的前几届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人员不乏其人：如斯库特·利比、国家安全副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副国务卿保拉·多布里扬斯基等。他们都可以算是“火神派”。我决定集中撰写六个人的经历和观点，因为他们在所有的“火神派”中，地位最显赫，权力最大。
我把“火神派”称为一代人，并不是说他们的观点相同。很显然，他们的见解是不同的。比如，国务院的鲍威尔和阿米蒂奇，与五角大楼的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在伊拉克、中东、朝鲜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是实实在在的，也是严重的。这些分歧消耗了政府相当多的精力，自然成为每天有关政府的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然而，这些分歧往往掩盖了“火神派”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的一致。他们都相信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性。鲍威尔以谨慎动用军力而著称，但他的目的是避免发生第二个越战，是引导和保存美国的军队；鲍威尔支持加强军力的总体目标，在这一点上与沃尔福威茨等其他对美国发动军事行动顾虑更少的领导人一样。在1989年至1991年间，国防部企图限制国会削减军费的努力，此时，鲍威尔和沃尔福威茨是站在一起的。
此外，与其五角大楼背景相符合的是，所有的“火神派”都注重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而把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基本交给了私营企业。他们的做法不同于克林顿政府以经济为导向的政策重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权力曾一度重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
“火神派”都相信，美国的实力和理想总体是世界上一支向善的力量。在此意义上，他们都有别于自由民主党人士，如在卡特政府和国会中供职的那些人，他们担心的是美国会滥用权力，他们企图建立有助于遏制美国滥用权力的规则和国际秩序。
最后，“火神派”的经历造就了他们对美国的能力及其未来的乐观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观点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初掌控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的亨利·基辛格的悲观论点；与罗斯·佩罗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就日本的崛起和美国即将发生的衰退发出了警告。基辛格及其追随者认为，实力受到削弱的美国需要缓和；佩罗及其追随者相信，美国的实力正在稀里糊涂地被不断削弱。相比之下，“火神派”则认定，美国是强大的，并且越来越强大。
有关布什政府内存在分歧的说法实际上忽略了这些共同之处。如果我们看看鲍威尔和阿米蒂奇这两位通常被描绘为乔治·W.布什政府里的鸽派或自由派的国务院官员，他们的历史便能说明这一点。
1981年，罗纳德·里根成为卡尔文·库利奇之后最保守的美国总统。在他的政府里，为首的强硬派是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则成为温伯格的两名主要助手；换言之，他们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强硬的政府中最强硬的内阁成员的忠实追随者。阿米蒂奇是负责实施里根主义的官员，所谓的里根主义，即为反对苏联支持的政权的武装暴乱提供军事和资金援助。几年后，有人试探了鲍威尔做民主党副总统提名人或国务卿的可能性。他回绝了，理由是他对共和党的外交政策要适应得多。
简言之，与乔治·W.布什政府内国防部的一些同事相比，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可以算是鸽派，但是，在过去30年美国外交政策更广泛的圈子内，他们几乎不能算是鸽派，事实上与其他“火神派”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与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等鹰派人士间的关系，就像是不和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会争吵；但是他们似乎又相互需要，他们都不断回到饭桌边来。 、
那么乔治·W.布什本人呢?为什么不把这位美国总统和在他手下任职的这六位放进同一本书呢?我之所以不写布什，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布什本人2001年之前并未直接从事过外交政策工作。他无需在冷战、海湾战争或者在前几十年美国与世界关系中的任何重大危机中，去明确自己的信念，或者去实施政策。布什的父亲拥有自己以前的知识，可以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做总统的决策。比如，有人开玩笑说，担任过前美国驻北京特使的老布什，是处理日常事务的中国处“处长”。而他的儿子就缺乏这种经历。他在2001年后所做的，其实不能看成是一种连续的、逐渐发展的结果，也不能根据他以往的经历来做判断，这是因为，乔治·W.布什没有以往经历。在这个意义上，他不能算是“火神派”。
由于以往经验如此有限，布什必须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他的顾问提供思想和信息。如果“火神派”没有设计出选择，他便不可能做出决策；没有“火神派”给他提供语言和思想，他就不可能制定政策。这一事实也增加了“火神派”的重要性。
这样说倒并非要贬低乔治·W.布什，或者要尽量贬低他的重要性。布什在外交政策方面缺乏经验并不一定是一个致命的缺陷。那些抱怨布什在担任总统之前极少出国旅行的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哈里·杜鲁门担任总统前也没有出国的经历。在入主白宫之前，杜鲁门除了在一战当士兵的时候曾经派驻欧洲一年之外，从未离开过美国；他却成为在外交政策领域里最有作为的美国总统。
布什是管理者，是决策者，是手下的人在外交政策上出现分歧时的最终仲裁者，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这一权威本身代表的是令人敬畏的权力。他也为他的行政当局制定总的政治方向，这一作用对外交政策也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本书的主题，是过去30年来美国与世界不断变化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成员以及他们的观点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
美国人往往把美国总统的作用过分个人化。总统的新闻助手和私人顾问出于各自的原因，都在助长这样一种看法，即总统不仅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实际上也是美国政府采取的每一步行动的动力。记者和学者仔细挖掘美国总统的孩提时代、学历和早期经历，他们认为，总统生平中，每一次成功、每一次精神上的冲击、每一位女友都是重要的。当然，事实上以总统的名义采取的行动和发表的言论，通常反映着他手下的官员的观点。
在论述现代美国历史的许多著作当中，总统是核心人物。在这里，在记述“火神派”和变化中的美国的故事当中，他却仅扮演了一个配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