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钩沉了16世纪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发生在厦门中的20多个故事场景，从某张地图、某个人物等入手，从细微之处展示厦门在古代中外交往史上的地位，让读者领略厦门港有别于国内其他港口的特殊韵味。旨在挖掘整理历史事实，展示厦门深厚的历史底蕴。

导言
第一章 史实钩沉：战争与贸易
纪念戚继光高浦、苎溪、深青平倭事迹的三首铙歌
《古今图书集成》中的1622年厦门抗荷战役史料
崇祯礁、熊公祠与1633年厦门抗荷之战
1684年：“公司”一词首现厦门
源自厦门的英文单词tea(茶)
清代闽海关厦门口的贸易政策和关税收入
康熙年间华侨捐修青礁慈济宫、文圃山龙池岩和马六甲青云亭
乾隆皇帝全程督办厦门洋行商船陋规案
清代鼓浪屿的民间造船业
19世纪前期厦门与新加坡的贸易
第二章 人物钩沉：从厦门走向世界的古人
同安海商与万历朝鲜战争情报战
1599年：漳州海商自日本解救朝鲜被俘将官返厦
明末厦门文人诗赠西方传教士
明末清初东渡日本弘法的高僧隐元
《海国闻见录》的作者陈昴、陈伦炯父子
18世纪途经厦门前往欧洲的中国人
四位闽南文人的古代东南亚游记
第三章 海图钩沉：古人航海史的直观展现
传人欧洲的首张中国全图刻印于海沧
《同安县图说》：明代同厦金海防彩图图组
《明东西洋航海图》：航线起点位于厦门湾外大担岛
17、18世纪欧洲人绘制的厦门及周边地区海图
《宇内形势图》：最早绘出厦门国际海路的古地图
《东洋南洋海道图》：施世骠进呈康熙皇帝的厦门国际海路彩图

本书钩沉了16世纪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发生在厦门
的20多个故事场景，不是描写古代厦门对外交往史的历史
全貌，而是从某张地图、某个侧面、某个细节、某个人物
入手，从细微之处展示厦门在古代中外交往史上的地位，
让读者领略厦门港有别于国内其他港口的特殊韵味。
本书主要分为三大章节。第一章“史实钩沉：战争与
贸易”，重点介绍鲜为人知的厦门对外历史事件，以及古
代厦门为世界文化贡献的口头和文献遗产。本书从戚继光
的年谱中爬梳了戚继光同安县王仓坪抗倭大捷详情，并结
合《古今图书集成》等古籍和荷兰史料译著详细梳理了荷
兰东印度公司在1622年、1633年两次进犯厦门企图打开中
国大门的详情及历史影响。英属新加坡开埠后不久，1821
年厦门人率先从中国航抵新加坡。深入了解这些历史，可
发现古代厦门既能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又能坚决抗拒外来
武力压迫的独特性格。这些历史，还对中外文化产生了一
定影响：我们日常使用无数次的“公司”一词，就诞生在
厦门港；英语中的Tea也源自厦门港；早在300多年前，保
生大帝信仰就传播到东南亚，当地华侨富商还捐资重兴故
山祖宫；厦门港进入了清朝皇帝的视线，在汗牛充栋的清
宫奏疏中屡屡现身；蕞尔小岛鼓浪屿也聚集了民间造船场
，产生了大量关于船只建造和管理的民间文献……这些遗
产，前人多有研究，但目光多着眼于本专业。本书试图在
前人的基础上突出这些遗产的厦门特色，如发现清朝皇帝
在关注厦门海防的同时，十分操心厦门的贸易税收，频频
过问，以至于乾隆皇帝派遣钦差大臣来福建调查福建官员
向厦门海商在税收之外大量索取“陋规”问题，结果雷声
大雨点小，草草收场。皇帝在贸易政策上的多变——对外
贸易时紧时松和各级官员的贪腐问题，成为古代厦门贸易
发展的两个主要制约因素。
第二章“人物钩沉：从厦门走向世界的古人”，重点
介绍被郑成功和施琅光芒遮蔽的古代厦门港涉外、涉侨人
物，其中，有万里传递军情回国的海商许豫等人，有东渡
日本弘法的高僧隐元，有深刻认识世界海洋形势的武将陈
昴、陈伦炯父子，有亲赴法国与启蒙思想家交流传播中国
文化的中国天主教徒黄嘉略，有到印度马德拉斯谋生的泥
塑家厦门真官，有侨居南洋多年归国的士子王大海、黄可
垂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厦门走向世界，向世界
传播中国文化。此外，从世界各地来到厦门的航海家、传
教士散见于本书其他篇章。本篇着重介绍被厦门海商从日
本营救到厦门、再经中国返回朝鲜半岛的古代朝鲜人鲁认
，以及获得明代厦门文人赠诗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
第三章“海图钩沉：古人航海史的直观展现”，向读
者展示六组藏于海外图书馆（《古今形胜之图》《同安县
图说》《明东西洋航海图》《中国漳州河口》）、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施世骠《东洋南洋海道图》）及古籍深处
（郁永河《宇内形势图》）的古代舆图、海图。这些图或
制作于厦门一带后经海路流传至国外，或是国内外航海家
造访古代厦门港的目击记录。笔者对各图中前辈学者鲜少
论及的细节进行了不厌其烦的介绍和考证。特别是创造性
地对国际知名的《明东西洋航海图》及清代郁永河《宇内
形势图》、施世骠《东洋南洋海道图》这三张图与厦门港
关系的剖析，并对三图之间的联系进行了严密考证，以展
示17世纪至18世纪初东西方航海技术及海洋文化在厦门的
碰撞交融。
这20多个场景，彰显了1842年五口通商之前300年间
古代厦门以通洋裕国为主线的历史。古港几经兴衰，人物
起起落落，大海潮起潮落在厦门的岸边留下历史的痕迹，
兴衰得失发人深省。本书旨在挖掘整理历史事实，为充实
“古同安今厦门”范围内的文化底蕴尽一份绵薄之力。
补充说明——
本书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为1684年闽海关厦门口设
立到鸦片战争时期，厦门就是国家设置的合法对外贸易口
岸（古代“口岸”与近现代通商口岸概念不完全一致），
中国商船自厦门合法出国贸易与外国商船合法抵厦贸易是
主流，走私只是支流。只是在1717年至1727年之间曾禁止
中国商船自厦门前往东南亚贸易，以及1757年后禁止欧洲
各国商船到厦门贸易，其余贸易都是国家允许的合法贸易
。有位专家以道光《厦门志》没有1684年至1781年之间欧
洲船只抵达厦门记载为主要理由，认为厦门当时不允许欧
洲商船前来贸易，外国文献记载的1685年至1744年期间到
厦门贸易的63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均是违法走私。他还
根据道光《厦门志》卷五《船政略．洋船》、卷七《关赋
略·海关》几条互相矛盾的记载，就认为1727年之后才允
许中国商船从厦门出国贸易，之前的出国贸易也是不合法
的。
本书本不想专文评论这位学者的某些观点，但这些观
点已影响到本书的立论根本，不得不在导言进行辨析。首
先，因海关档案缺失，地方志书漏载外国商船来港合法贸
易记录，在清代并不鲜见。道光年间，广东方面编写《粤
海关志》时，就发现“乾隆十三年（1748）以前案牍无存
”（《粤海关志》卷二十四《市舶》），因此缺少对欧洲
船只1748年以前到广州贸易的记载。厦门方面编写道光《
厦门志》同样可能面临找不到1781年以前海关档案的情况
。其次，闽浙总督满保于1716年给康熙帝的满文奏折里，
明确写道“福建厦门地方，外国商船每年前来贸易，完后
即返。其之出入，官兵查之严，未曾滋事”（《康熙朝满
文朱批奏折全译》），这很明显是合法贸易。第三，施琅
于1685年在《海疆底定疏》中写道“近者臣在省会议，据
中军参将张旺报称：船户刘仕明赶缯船一只，给关票出口
往吕宋经纪，其船甚小，所载货无多，附搭人数共133名”
（《靖海纪事》下卷），他指责刘仕明船上附搭人员想趁
机移居吕宋，但实际上也承认刘仕明船去吕宋贸易是合法
的。当时施琅、张旺的官署都在厦门，施琅到福州开会时
接到张旺关于刘仕明船领取关票的报告，要求追查时刘仕
明船已出海了，可推断刘仕明船是从厦门合法出海到吕宋
贸易的。第四，驻厦门的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于1717年奏
称“西南海外诸国向例开洋听民贸易，漳泉诸府滨海人民
前往暂住生理……主子立法严禁，为亿万年长治久安之规
”（《明清史料》丁编），明确说明了1717年之前是允许
民众前往东南亚贸易的。综上，本书关于1684年厦门已是
合法外贸口岸的立论依据是有足够史料支撑的。
另有两件小事需说明——
其一，本书所述海洋史事，都发生在古同安县区划范
围内的海域，基本相当于今天镇海角至围头角之间的海域
（扣除古代海澄县、南安县、晋江县所辖部分），这个海
域有大厦门湾、厦金海域等多种称谓，本书兼而采之，不
在行文中再做具体说明。
其二，中国历史纪年、干支纪年、夏历月日均使用汉
字，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均使用阿拉伯数字。为
便于读者阅读，尽量将中国历史纪年转换为公历纪年。

本书主要分为三大章节。第一章“史实钩沉：战争与贸易”重点介绍鲜为人知的厦门对外历史事件，以及古代厦门为世界文化贡献的口头和文献遗产。第二章“人物钩沉：从厦门走向世界的古人”重点介绍古代厦门港涉外、涉侨人物。第三章“海图钩沉：古人航海史的直观展现”向读者展示六组藏于海外图书馆的古代舆图、海图。

纪念戚继光高浦、苎溪、深青平倭事迹的三首铙歌
建于宋代的苎溪桥、建于元代的深青驿和建于明代的高浦城是集美著名的三处古迹，然而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将军曾率领戚家军进军集美，在这三个古迹驻军、战斗的历史却鲜为人知。明代莆田文人黄天全为纪念戚继光的光辉事迹，还为这三处古迹各写下一篇铙歌（纪念胜利的诗篇）。现据《戚少保年谱耆编》等史料将这段历史撰述于下，以丰富上述古迹的历史底蕴。
高浦解围
1563年冬，倭寇两万余人在莆田登陆，一路烧杀抢掠，给福建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戚继光将军奉命率领戚家军由浙江再度入闽，进剿倭寇，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仙游大破倭寇，取得仙游大捷。倭寇余部不足两万人仓皇向闽南逃窜。戚继光于1564年正月初一正式接任福建总兵，亲自领兵南追。倭寇于正月初八日围攻晋江安海堡，戚家军先头小部队已经乘船经海路入堡协防。倭寇只得于初十日解围南逃，于正月十四日逃至同安沈井（今翔安区马巷镇沈井村），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掳掠，犯下累累罪行。十九日，戚家军追至沈井，倭寇绕过同安县城逃至乌泥（今同安区新民镇乌涂村），随即于二十三日偷袭高浦城（今集美杏林街道高浦社区，古城墙所剩无几）。高浦城只有本地千户李如玉率数百人坚守，面临上万倭寇攻城，岌岌可危。就在高浦城危在旦夕之际，戚家军已赶到现在的集美境内，倭寇慑于戚家军威名，仅围城一天就仓皇撤围逃往坂尾（今海沧区东孚镇后柯村），并分出一部三千余人窜入长泰县。当时的坂尾三面被马銮湾包围，靠陆地的一面又崎岖难行，易守难攻，戚家军于是就驻扎在离坂尾三四十里路的苎溪桥至安民铺一带山麓（今苎溪桥以西至许溪一带山麓，苎溪桥在集美后溪镇苎溪桥自然村，保存完好）休整待机。
战前准备
戚家军在苎溪桥等地驻扎了约十天。苎溪桥左控南山岭，右倚诸葛岭，前临大海（旧时苎溪桥南十里左右就是海岸），背靠苎溪河谷。戚家军在此扎营，控扼漳泉驿道，军营背山向阳近水，交通便利，补给便利，军队休整充分。
这里简单介绍下漳泉驿道在同安县城至漳州府城的走向。自同安县城出发，向西南走三十里至苎溪桥，再三十里到深青驿，再十里到仙店铺，再十里抵达龙溪县龙江铺，从龙江铺再西行七十里就到了漳州府城，跟今天324国道走向大致相同。今天从苎溪桥出发沿324国道行走大约二十里就能到达深青驿，但驿道走向与324国道不同，需从苎溪桥向西翻山至安民铺，再由安民铺向西南至鱼孚铺，之后才沿与324国道大致平行的走向至深青驿，多走了约十里路。坂尾位于深青驿东南不远处，倭寇如从坂尾向西北行军，在深青驿附近穿过漳泉驿道，翻过天竺山，即可与窜入长泰的倭寇汇合。接下来，戚家军的军事行动就围绕漳泉驿道展开。
驻扎期间，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统帅，为一举打败倭寇做了充分的准备。一是动员民兵，坚壁清野。当时进入闽南的戚家军只有6000余人，扣除患病人员，能战斗的士兵不到五千，福建南路明军扣除分布关键城池防御兵力，跟随戚家军作战的只有千余人。6000多人的兵力，远少于被他们追击的倭寇，“贼多兵寡，势不相敌”。戚继光以福建总兵的身份，行文闽南各府县组织本地百姓修整城堡、坚壁清野、严加防御。前述从高浦撤围后窜入长泰县方成里的温山、钦化里的马洋等社抢掠的倭寇一部3000余人，遭到当地民间团练的有力阻击，未能抢掠得手。二是缉拿奸细，断敌接济。当时沿海一带有许多地方土豪暗中接济倭寇，从中图利。戚继光开出抓获“接济真犯”一名就赏白银30两的高额赏格，并通过同知谭维鼎命令乡兵（集美本地民兵）把住路口，严加缉拿，抓获14个私携军械粮草送给倭寇的奸细，全部砍头示众，于是就没人敢在暗中接济倭寇。三是用间。之前戚家军抓获为倭寇侦察情报的倭寇探子洪子政，经审讯教育后，派他作为明军间谍潜入坂尾倭寇据点探听倭寇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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