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从南方到北国，从大陆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名家大师，他们以各自的智慧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他们的人生，汲取他们的智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本丛书的特点是“小故事，大智慧”，通过大师的精彩故事，阐发他们的人生智慧，给读者以启迪。
本书讲述了谢晋大师的故事。

蒋晔，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国家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1995年开始进行20世纪500位中华杰出文化人物访问计划，现已访问300多位，其中有南怀瑾、冰心、费孝通、雷洁琼、启功、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等。出版有《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人生智慧丛书》《中国实践经济学探索》《白寿彝画传》《佛教图藏500罗汉》等近300余种图书。
2008年为“中国印”摩崖石刻所写的碑记，被北京奥组委所选定，镌刻在密云县云蒙山。

谢晋：构建中华文化摩天大厦
谢晋小传
谢晋的故事
导演精彩人生——谢晋先生的人生对我的启发

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
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他因知我、又
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开辟了《文化
名人人生智慧丛书》这一图书系列。正如他的预测．该丛
书已出版的10册，得到大家的厚爱，竞连续获奖，精神文
明、物质文明双丰收。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
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
士的高度关注，在世琦兄引荐下，我得以幸会小贺。多次
交流，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
的那种生活状态，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编辑
此丛书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觉悟，并把大师的智慧，去
利益众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出版
社的诸位高层领导，均大力支持这个《大师的智慧》丛书
，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设计与出版，并作出重要
批示。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更加
明白了“天命”两字的深刻含义。
“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是两句一俗一
雅的古语，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何谓
“天命”?规律也。
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
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带有系列性的、在报纸发表的
“独”家访谈，到现在的各家报社、杂志、电视、网络．
都特别重视“大师的智慧”，此乃“天命”也。众人需要
智慧，时代需要智慧。人类失去智慧，世界将会怎样?肯定
是毁灭。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如果没有一点人生
智慧，你肯定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为了人生的幸福，去
寻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
“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关系。在“天人
”之间，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的规律。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
顺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小
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矿物、植物、动物，千奇百怪，丰富多
彩。在动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
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这种造化，搞一次“同
化”，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要“同化”的思维、行动，其
方向就是错误的，下再大的力气，也是无用功。理解了“
顺其自然”，便会敬畏大自然，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
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异，以“兼和”为哲
学基础，去为人类造福。
“兼和”者，兼容众异、得其平衡。对“众异”进行
“兼容”，其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当代著名哲
学家张岱年先生，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兼和”思想
，在将来日益显耀。我通过他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
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国家所确认。“知天命
”者，“兼和”也。
“天命不可违”，即是：“兼和不可违”。“人的命
，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来注定”。你拥有多
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
的语言来表达，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兼和”。这便是
大道至简。
蒋晔
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

谢晋是中国电影的民族魂，他特别关注民族的命运。他的电影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变革，能让观众看到当时人们很真实的生存状况和时代的意义。他所表现出的与时代同步发展和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令人敬佩。与时代总是保持同步前进，是谢晋的最大特点。他的作品中，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民族意识，并与接近大众的电影叙述方法结合，达到了政治伦理情节剧的高峰，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女性形象。
本书讲述了谢晋大师的故事。

谢晋：构建中华文化摩天大厦
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郭小军老师帮助下，我们在北京采访了原任北师大西语系主任、后任北京人艺总导演的焦菊隐先生的夫人——82岁的秦瑾老师。
有一天，秦老师告诉我：“小蒋，我在电视上看到大导演谢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人说我是法西斯导演。其实，我的老师焦菊隐先生，那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导演。我是从他那儿学来的。’谢导的这句话，使我想起了当年的很多事情。我很想见见谢导!你帮我联系一下。”
我很快与谢晋先生取得了联系。在第一次电话中，已79岁高龄的谢导告诉我：“没想到师母健在，我很想见到她。请您10天后再跟我联系，那时我可能在北京。”到了第10天，我如约再一次和谢晋先生联系，他明确告诉了我他的行程：“明天晚上7点半，我在北京，住京广大厦，你到宾馆来接我。苏民和濮存昕父子也一同去看师母。”我立即将此消息告诉了秦老师，她老人家十分兴奋。
8月29日那天晚上真是热闹非常，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得回味无穷。秦瑾老师说：“谢导，您可是大导演，咱们两个年龄相当，可别喊我师母。”谢晋说：“焦先生是我的老师，您是我老师的夫人，当然要喊师母啦!您当年可是个大美人啊!您和焦先生的爱情故事，轰动一时啊!我们至今不忘。”
秦瑾老师说：“人生啊!真是过得太快啦!一晃60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啊!您在电视上说焦菊隐是个法西斯导演，您说得对啊!他把一生的全部心血献给了舞台，每当他排练的时候，他不允许有任何事情打扰他的思路，否则，他会歇斯底里，像法西斯。”
谢晋听到这里，顿时眉飞色舞起来，他回忆20岁时所发生的“法西斯”事件，那动作、那神采，像顽童一般好玩，我9岁的儿子望着这位爷爷的表演，大笑不止，小小的房间顿时热闹起来……
法西斯导演
谢晋讲： “有人说我是法西斯导演，这话一点不假，我是从焦菊隐老师那儿学来的。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我那时20岁上下。”
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之后，谢晋目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践踏上海、杀戮我同胞，内心悲愤难抑。当时有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奔赴内地，宣传抗日，参加战斗。
1941年夏天，谢晋在上海读完了高中二年级，他决定去内地四川，为此转道香港、广州、湛江、柳州和贵阳，最后到达重庆，报考了距重庆有数百里之远的江安县城的国立剧专。这一年，谢晋18岁。学校是从南京内迁的，虽属高等学府，实际上只租用了几间平房，经过修缮，隔成教室和学生宿舍。谢晋进修的是话剧科，教室里拉开课桌椅也就成了话剧科的排练厅。一室两用，因陋就简。这里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却云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戏剧艺术家，曹禺、洪深、焦菊隐、张骏祥、马彦祥等都在此任教，他们的爱国激情和艺术功力给谢晋极大的教益。
1943年的冬天，20岁的谓十晋跟着焦菊隐等几位老师离开江安，来到重庆中国青年剧社，在这里谢晋感觉到浑身是劲。他一边刻苦自励认真学习，一边在实践中接受磨炼。那时演出有日场、夜场，上演的大多是主题比较严肃的多幕、进步话剧。
谢晋在名师的点拨下进步很快，尤其是老师从事艺术创作的严谨作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次排练中，有一位演员戏不多，虽仅有几句台词，但就是记不住。后来洪深导演发火了，当场让那位演员念100遍。他还命令担任剧务的谢晋画“正字”作记录，排练场上一片肃静。大家听那位演员念完100遍，排练才继续下去。
另一次，是谢晋自己不留神。焦菊隐排戏时，他在后台大声谈笑，影响了前台。焦菊隐大发雷霆，罚他站在排练场边上，排演继续进行，谢晋就一直站在边上受罚。这种滋味使谢晋终生难忘。多年以后，他还常常拿这件事告诫青年演员，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谢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后，谁都知道他对摄制组的要求十分严格，在排演或拍戏现场，他不准演员迟到、早退，一切要遵守摄制组的规定。不论你是本厂演员还是外请的演员，都无例外。有一次，《牧马人》摄制组一位外请的女演员迟到，谢晋当场就对她提出尖锐批评。所以有人说：谢晋可严格啦，一点面子都不给，在他的摄制组拍戏，来不得半点自由主义!这类事，在电影圈内常有传闻，一些挨过批评的人就说他是“法西斯导演”。
这个“法西斯导演”谢晋是怎样“法西斯”的，试举几例：
1．谢晋最爱讲的一个中国故事是：著名演员石挥，在影片《我这一辈子》里饰演一个受尽磨难的旧警察，因受儿子牵连被捕、开除，终于流落街头。石挥为了寻觅一件潦倒角色的戏衣，费尽心机。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