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从南方到北国，从大陆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名家大师，他们以各自的智慧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他们的人生，汲取他们的智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本丛书的特点是“小故事，大智慧”，通过大师的精彩故事，阐发他们的人生智慧，给读者以启迪。
本书讲述了费孝通大师的故事。

蒋晔，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国家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1995年开始进行20世纪500位中华杰出文化人物访问计划，现已访问300多位，其中有南怀瑾、冰心、费孝通、雷洁琼、启功、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等。出版有《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人生智慧丛书》《中国实践经济学探索》《白寿彝画传》《佛教图藏500罗汉》等近300余种图书。
2008年为“中国印”摩崖石刻所写的碑记，被北京奥组委所选定，镌刻在密云县云蒙山。

费孝通：我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
费孝通小传
费孝通的故事
建造“美美与共、天天大同”的美好世界——费孝通先生的“通”达人生对我的启发

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
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他因知我、又
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开辟了《文化
名人人生智慧丛书》这一图书系列。正如他的预测．该丛
书已出版的10册，得到大家的厚爱，竞连续获奖，精神文
明、物质文明双丰收。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
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
士的高度关注，在世琦兄引荐下，我得以幸会小贺。多次
交流，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
的那种生活状态，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编辑
此丛书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觉悟，并把大师的智慧，去
利益众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出版
社的诸位高层领导，均大力支持这个《大师的智慧》丛书
，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设计与出版，并作出重要
批示。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更加
明白了“天命”两字的深刻含义。
“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是两句一俗一
雅的古语，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何谓
“天命”?规律也。
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
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带有系列性的、在报纸发表的
“独”家访谈，到现在的各家报社、杂志、电视、网络．
都特别重视“大师的智慧”，此乃“天命”也。众人需要
智慧，时代需要智慧。人类失去智慧，世界将会怎样?肯定
是毁灭。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如果没有一点人生
智慧，你肯定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为了人生的幸福，去
寻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
“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关系。在“天人
”之间，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的规律。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
顺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小
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矿物、植物、动物，千奇百怪，丰富多
彩。在动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
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这种造化，搞一次“同
化”，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要“同化”的思维、行动，其
方向就是错误的，下再大的力气，也是无用功。理解了“
顺其自然”，便会敬畏大自然，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
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异，以“兼和”为哲
学基础，去为人类造福。
“兼和”者，兼容众异、得其平衡。对“众异”进行
“兼容”，其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当代著名哲
学家张岱年先生，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兼和”思想
，在将来日益显耀。我通过他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
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国家所确认。“知天命
”者，“兼和”也。
“天命不可违”，即是：“兼和不可违”。“人的命
，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来注定”。你拥有多
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
的语言来表达，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兼和”。这便是
大道至简。
蒋晔
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后对中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本书讲述了费孝通大师的故事。

费孝通：我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
1998年3月1日，我们和人民日报社《大地》杂志的总编王德颖先生一道，到费先生府上拜访了他。自从1997年年底，《大地》杂志就与我们商定，由我们来主持“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系列访谈”专栏，每月一期。由于王德颖先生是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大地》杂志与北京大学党委交往甚多。正是这个原因，《大地》杂志这个名人访谈专栏，引起了北京大学的关注。
北京大学随即邀请我们参加了由任彦申书记和陈佳洱校长主持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在这个发布会上，我们将日前与北大党委宣传部部长赵为民先生商议的“北大百年100人”采访活动和盘推出，当即引起热烈反响。任书记当场决定，由宣传部与我们共同拟定名单，集中采访、研究在北京大学100年历史上所产生的100位最杰出的文化名人，以健在者为主，兼顾历史人物。费孝通先生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大家。费先生也大力赞同、支持这一计划。
费孝通先生是我们心目中的杰出人物，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楷模。每一次打开电视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时，我们都十分注意寻找费孝通和雷洁琼两位老人的身影。他们的身影，鼓舞着年轻一代的学人更加执著地去追求民主与科学。我们翻阅过不少费孝通先生的资料，从几百幅照片中，竟没有发现一张愁眉苦脸或故作姿态的形象，他是那样的亲切、自然、和蔼。他总是笑容满面地和你交心，和你交流思想。
当我们真正面对这位世界闻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原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时，他那特有的幽默、机智和常常流露出年轻人具有的顽皮神情，使我们那原本紧张拘束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顿时没有了年龄上的距离感，没有了地位上的距离感，没有了学识上的距离感。他是你的大朋友，他是你的好朋友。我们在他那宽敞明亮的家中，采访老人1个小时40分钟。我们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他反过来又向我们了解基层的问题。
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渴望拜见费老，是我们蕴藏心中许多年的愿望。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他把自己的学术生涯和我们祖国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他没有陶醉于书斋之中，更没有把学术隔离于大学之外；他以经世致用的务实态度，把学术研究的目光紧紧地聚焦在社会现实的土地之中。
更令我们晚辈钦佩不已的是，他在古稀之年，仍用一年当中三分之一的时间，不辞辛苦、不畏严寒、不避酷暑地奔波于全国各地，进行细致的调查。他那不倦的身影，他那关注民生、倾听思考的神情，以及他那极为敏捷的思路和判断力，还有他那豁达的胸怀，总是满心高兴的笑容，都一点一滴地形成了费孝通先生的魅力。这种魅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感染着我们更年轻的一代，推动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
我们特别欣赏张智楚先生评价费老的一段话：“费老一贯倡导实地调查，并强调以本土为考察研究对象，这种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已得到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推崇和赞许。近几年他多次在国内和国际获得有关奖项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在古稀之年仍不辞辛苦、不舍昼夜、足不止行、笔不辍耕、身体力行地进行着有益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实地调查。改革开放的年代虽给他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但又有哪位学者能像费老那样在如此长的时间，如此广阔的空间，作出如此艰苦的调查，写出如此篇幅的著述?”
费孝通先生一开始搞的是民族调查，接着进行江村经济调查和内地农村的调查。其中经济调查已长达60多年。从80年代初，他的研究又从江苏开始，把小城镇看成是城乡结合部的关键点，看做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得其研究又向上升华了一个层次。到1984年，费老又走出苏南，进入苏北，对苏南、苏北进行了比较研究，逐步跨越了行政区域的界限，看到了一种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大范围的经济区域发展的事实。所以，这个时期他提出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这些小城镇的繁荣，都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后来费孝通的研究又跨出了省界，分成两个方向扩大了范围：一路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珠江三角洲，即而接触到广西的东部地区。另一路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在他“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调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见闻，使他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具有相同的地理条件、人文因素和历史原因的地方，很有可能形成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有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这区域经济中，县是个小点的中心，市是个大点的中心。市和市相结合，就出来了区域市场，形成了区域经济。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他在1988年提出了以香港为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的经济区域格局；这一年他又向国家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1989年提出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建议；1990年提出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1991年提出了环渤海地区发展思路；1992年提出发展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的设想，等等。费孝通提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