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讲述自己祖父——中共老党员、白区地下工作者、剧作家、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一九四九年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夏衍在周恩来领导的白区工作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在对左翼文化人的宣传、统战上，更是成果卓著。作者对这位有着辉煌革命历史也有被批判关押多年惨痛经历的老一代革命者，除了深厚的亲情外也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她用自己观察到的大量细节，呈现出了一位有原则、有才华、有个性、有魅力的革命政治家形象。

沈芸，浙江杭州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理论专业毕业，曾任《当代电影》杂志编辑，2000年调至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从事学术研究，主攻研究方向为电影产业与市场、电影史和电影导演，同时从事“夏衍研究”及文史研究。著有《中国电影产业史》《新概念学生素质教育丛书：中外电影》《中国城乡电影市场研究》，参编丛书有《90年代的“第五代”》《夏衍全集·书信日记卷》并主编《老上海电影画报》（四十卷）及《老上海电影画报续编》（二十八卷）。

壹
其实，他还是留在了自己的岁月里
附录：我的家史（夏衍）
祖父与隐蔽战线
一九四九年，他穿上了戎装
——夏衍自述中的上海解放
文人之笔胜于武人之剑
——夏衍的戏剧抗战
爷爷的《上海屋檐下》
史料·回忆·研究
——从《夏衍生平年表》谈起
贰
一九七五，那一年的夏天
爷爷的四合院
爷爷在上海的“家”
爷爷、猫、我们的老院儿和“年”
老派
一猫一传奇
月饼
香椿
爷爷的手稿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夏衍书信中的一些人和事
“人是要有些爱好的”
——作为收藏家的夏衍和他的邮票
爷爷与“纳兰性德手札长卷”
叁
老友记
——《罗孚友朋书札辑》中的一些记忆
食客们的“二流堂”
“二流堂”的阿姨们
两代人的“战争”与和平
——回忆李子云阿姨
“普通人里的传奇”
——记张姨
两位老人家：爷爷与荒煤
“浓墨重彩、酣畅淋漓”
——记谢晋
记住“胡健”这个名字
六部口街14号的来访者
非虚构场景
我的奶奶
天上人间
后记

本书所述虽然是一个家庭里女孩子眼中看到的种种情景，但由于所涉及人物本身的特殊性，她的所见所闻仍然包含了一定的历史价值。
出于作者自身的专业范围和兴趣，她接触更多的是祖父在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例如所谓“二流堂”的艺术家们，对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群，作者的描述生动而传神。

一九八六年一月，我爷爷去深圳，他写信给我：“你
要好好‘管家’，趁平静的日子用功。”
一九八六年五月，爷爷去上海，他写信给我：“委托
你的事不要忘记，好好照顾球球、黄黄（他的两只黄猫）
及不让它们上树。”
一九九二年四月，我参加工作后，去沈阳营口农村“
社教”，他回信给我：“信已看到，多见见世面，是件好
事，可以多了解一点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
三个月会很快过去的，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多知道一些实际
生活为好。中国农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要努力适应
环境，多看，多想，注意身体，多来信。”
我小时候，家里先后发生过两件事情，让爷爷觉得，
我这个孙女是靠得住的。前一件是我们家的黄猫松松，夜
里外出打架，被人打伤了，拖着后腿回到家，半瘫了，小
便失禁。我强烈主张不能放弃，每天早晚去照顾它。爷爷
赞同，松松被养在客厅、他卧室的门外，爷爷及全家，还
有来往的客人们都要忍受着臭气熏天的猫尿味。半年后，
松松痊愈了。后一件是奶奶晚年瘫痪在床，她不肯扔掉房
间里的任何东西，我去给她收拾，还被老太太骂了。我不
管，“强制”执行，帮她换掉了被褥。这件事情被爷爷大
大地表扬了。后来，他要带我姑姑去外地，就说老太太可
以交给我来管。那时候，我应该是十三四岁。
奶奶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中午在家中去世的，灵车
来接她的时候，爷爷特地站在家门口，送她走……
在我们家，除了爷爷，没人看好我。当然，对我而言
这已经足够了。爷爷夸我说，每次他回家，汽车刚刚停在
大门口，我就会听到声音，跑出去接他。还有一次，我无
意之中说了一嘴：“我们要对爷爷好，爷爷在‘文革’中
吃了很多苦。”这句话也让爷爷感动了。
我写作文，不是爷爷教的，是在学校里学的。他知道
我偏科，语文和历史是强项。有一天夜里，他已经睡下，
我坐在他的被窝边上跟他聊天，他说要告诉我一个自己发
明的记住中国古代历史纪年断代的方法，他从战国春秋、
秦汉开始讲起，一直说到明清，我当时听得津津有味，遗
憾的是，后来没有记住。
他鼓励我多看杂书，特别提到要多读清代小说。他的
书报杂志很多，我经常跟着他看。上海宋庆龄福利会每期
都寄来的《儿童时代》和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都
是专门给我看的。
每天上午，报纸一来，爷爷就会放下手中的书，开始
看报，厚厚的一摞报纸，他一直要看到快中午。他看过的
书会折上一个角，我时常拿过来翻，他从不反对。所以，
我七八岁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读过《张国焘回忆录》和斯
大林女儿的回忆录，看不懂内容，就只读文字。我就是这
样从小看家里的香港报纸，学会认识繁体字的。
爷爷读书看报，听广播，跟客人谈话，一般都不会把
我轰出去，很多时候，我会在旁边给客人递茶、给他加水
。当然，他年事已高，我也会扮演得罪人的角色，限制客
人的谈话时间。
爷爷喜欢我在他房间里待着，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听
刘宝瑞的相声《买猴》，我笑得前仰后合，都快出溜到椅
子底下了，把在隔壁睡午觉的姑姑都给吵醒了，爷爷觉得
挺好玩。
爷爷也让我帮他誊抄稿子，我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叫
“看洋人演京剧而大悦”，我当时趴在客厅方桌上抄的时
候，正好有客人来访，我还被人家夸奖了一通。
我还为他代过笔，郑君里夫人黄晨写信给他，请他为
《郑君里文集》写序。我当时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爷爷
就在黄晨的信封上写了“沈芸办”，让我先写一稿，然后
他自己在上面做了修改。他的稿债太多，这样的情况有过
多次。蔡楚生的碑文，是爷爷请黄苗子代笔的，然后也是
他自己改了一遍，黄苗子看后说：“老头子改过的地方，
比我写的厉害。”还有罗孚为他代笔，给聂绀弩的一本集
子写序，据“罗孚日记”记载，这篇他一字未改。
我小时候在礼士胡同上小学，旁边就是清代大臣刘墉
的府邸，现在是电影局的办公地，那是一个漂亮的大院子
。我们家当时住在南竹竿胡同，两条胡同正对着，很近。
爷爷常到那里去审片，我也经常被带去看电影。李翰祥的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拍完后有争议。爷爷去看了
一下午，我记得，电影局的陈播和丁峤专门陪他看。还有
一次，他带我去看严浩的《似水流年》，整个放映间除了
我们爷孙俩，还有一位陪在旁边的女处长，一共三个人。
我爷爷爱看科教片，他一口气能看两到三部，瓜果棉桃之
类，我看得哈欠连天，他却是兴致盎然。还有一次是审看
《苔丝姑娘》，南于涉及当时敏感的两性问题，没有带我
去看，我很不高兴，理由也很充足，因为那是名著改编的
电影。
爷爷培养了我的个性，他很赞赏我有想法，而且敢于
大胆表达出来。电影《红衣少女》的导演陆小雅曾经专门
来跟我说：“夏公喜欢这部片子，是因为妹妹这个角色的
性格像他的孙女。”那一次审片，我就在边上，一同观看
的还有周扬、苏灵扬夫妇，爷爷看到一半就很开心，其中
有一句台词是妹妹对姐姐说：“长大了，我想搞民

其实，他还是留在了自己的岁月里
“做一名共产党员，首先要具备什么条件？”那是黄苗子一九三九年夏天在香港向夏衍提出的问题，当年他提问时的心情很困惑，因为他看到廖承志、乔冠华和夏衍他们每天一起忙碌着，为国家民族存亡而奋斗，心生羡慕。“首先要具备一个‘人’的条件，才能做共产党员。继而，要做一个‘好人’，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几十年过去了，在黄苗子的心目中，夏衍始终是这样一名共产党员。五十岁以后的“华盖运”
这位一九二七年在白色恐怖最黑暗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后半生却惶惑不断。一九八四年，他已到耄耋之年，完成了自己回忆录的上半部——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九年的经历。这部分，他写得激情饱满、酣畅淋漓：“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做个闲人。”李一氓送给他的这副集宋人词的对联，正对他的心境，遂书名为《懒寻旧梦录》。但是在下半部的开篇，便语塞了……他总是频繁地说到三个字：华盖运。虽然，后面的结构已经调整了，不再是按时间顺序，改为以独立章节的写事件和人物。但是因客观条件和主观原因，最终只完成了《新的跋涉》和《“武训传”事件始末》两章，显然，时间没有留给他完整讲述的机会，在翻开那段沉重的历史时，即便是身残志坚的他也已经没有了气力。“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可是静下来想一想，三十年代在‘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没有‘立’正；四十年代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惑’了很快能得到纠正；现在进入了新社会，觉得‘惑’的事情反而多起来了……进入新社会，碰到了许多新事物，我深深感到要不惑是很不容易的。”（《懒寻旧梦录》）
“闻道人须整，如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这是我祖父夏衍在一九八四年写给宋振庭的信中，戏改的明末清初流传甚广的一首剃头打油诗，以调侃他们共同经历的整人与被整的年代。他说：“解放之前和明摆着的反动派作战，目标比较明确，可是一旦形势发生突变，书生作吏，成了当权派，问题就复杂了。知人不易，知己更难，对此，我是在六十年代初文化部、文联整风时才有了初步的体会。”这时候，他已经走出了阶级斗争的思维，反思的是人性。
革命的道路上，不会总是鲜花和掌声，也充满着大丈夫的血和泪。
“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不过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一九六四年这些关卡的”，其实，零敲碎打的远不止这几年，从一解放他主管上海文艺开始，似乎就总是错着步，他抓电影剧本创作，打了一个比喻：“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然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结果传到北京就走了样，说夏衍在上海不讲电影为工农兵，反而“提倡”不为人民服务的“白开水”电影。他在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一九五二年上海文艺界的整风还算是和风细雨的，他被免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职务，调华东局任宣传部副部长。而接下来一九五五年的“潘汉年事件”对他是一次重创，此后，他明显地沉闷了。调到北京文化部以后，一九五七年经历了反右运动。一九五九年，为完成建国十周年的献礼，他抓革命、促生产，在七月份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离经叛道”论。转瞬风云突变，全党展开“反右倾运动”，他成了文化部第一个被批判的对象，险些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关于文化艺术的“两个批示”说：“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为此展开整风，他首当其冲、应声落马，成了被抛出来的“大老虎”。
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