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文化》挑战了对太平洋战争的传统假设。通过关注文化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专攻日美事务的历史学家入江昭对太平洋战争日美双方策略的真正含义，重新进行了震撼人心的评估。入江昭从两国文化角度审视日美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更像是对国际秩序的渴望，而非对权力的无情追求。
入江昭令人信服地证明，在整个战争期间，许多日本政治家与美国同行分享了威尔逊主义的国际合作愿景。随着战争迈入尾声，这些日本政治家开始计划制定与美国方面观点非常相似的世界合作架构。事实上，正如入江昭所表明的那样，日美战后关系的成功，只有在双方政治理想深刻融合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
入江昭通过日本官方档案和解密的美国文件，从原始研究中得出了独立的结论，提供了全新的研判国际政治与未来趋势的视角。

序言
第一章 不确定性的终结
第二章 流产的“ 新秩序”
第三章 重定战争目标
第四章 日美和解
第五章 战后亚洲的产生过程
第六章 结局
注释
参考文献

本书旨在从1941—1945年亚太战争的两个主要交战国
——日本和美国的视角，来探究那场战争的意义。这种两
国并重的结构，使得这部专著与描述交战双方所有战役与
政策的亚太战争通史，以及只研究一个国家背景的著作，
都有所区别。我充分认识到，强调日本与美国必然会扭曲
这场战争的不少特征，但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写一部亚洲
战争的叙事史，而是要根据这场战争中可以探讨的近代国
际关系性质，将这场战争当作一件催化性的大事来写。
我的关键假设是，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可以被视为权力
体，也可被视为文化体，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权力和国际文
化之间的关系。权力界定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战略、发
动战争的潜力，包括使用武力的意愿，一个对社会制订和
实施决策的政治体系，以及诸如对全球平衡和其他国家意
图的看法这样更抽象的因素。一个国家的边界不仅仅是由
地理因素来界定的，同时也会通过共同的传统观念，共有
的宗教、艺术和文字根源，诸如习俗、生活方式等非正式
机制，以及无数为归属这一实体的事物赋予大量特殊意义
的象征符号来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也是一种
文化实体。因此这本国际关系专著必须包含对三方面的研
究：权力层面的互动、文化交流，以及以上这两种关系之
间的关联。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历史学家们才刚刚开始，试
图阐明这个课题内在的方法论和分析法的各种复杂要点。
在本书中，我提出通过仔细审视日本和美国给予这场战争
的意义，对这一现象的一个方面进行初步的阐述。美日两
国为了生存，彼此之间激烈战斗；每一方都动员了全部的
资源去摧毁另一方，而最终，拥有更强大军事实力、更胜
一筹的战略，生产体系效率也更高的一方，获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两国着眼的问题都超过了生存本身，而且都十
分热衷于明确界定他们正在为保护什么而战。对国内社会
和全世界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将走向何方，他们有成型的愿
景。他们寻求以对自己、对彼此，而且想必对其他民族也
有意义的方式，来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战争目标和和平目的
。
通过对日本和美国声明战争目标的历史抽丝剥茧，可
以合理地审视这场战争的象征意义，并且获得一些关于这
场战争的文化意义的初步结论。对这场战争的军事意义和
象征意义进行对比，能将日美战争视为了解现代国际关系
全方位、多层次本质的一个研究案例。有意思的是，正如
本书所述，日本人和美国人形成了一批类似的、有时极其
相似的设想，于是最终，为了恢复他们一度能够和谐相处
的国际秩序，双方都选择了一种“保守的”解决方案。本
书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何种国际环境对不同权力和文
化体系的和谐共处最为有益。我希望这种研究方法，将会
激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近代史中的地位问题的全新讨
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因美、英、日，以及其他各
国档案的公开，获得极大推动。我虽然使用了一些档案，
但从未奢望穷究所有可用的文献。幸运的是，关于这场战
争方方面面的大量重要专著已经出版，其中一些已在本书
的参考书目中列出。我本人因各国先驱学者的成果和贡献
而受益匪浅。我因为集中在日本和美国活动，得以充分依
赖两国杰出历史学者的著作。我尤其感激慷慨地让我共享
其心得体会的朋友们：C.Hosoya、Y.Nagai、K.Usui、
K.Kurihara、S.Asada、I.Hata、N.Hagihara、
N.Hoinlll8、M.Kosaka、D.博格、J.W.莫利、R.丁曼、R.
达莱克、J.B.克罗利、W.R.路易、W.拉夫伯与E.R.梅教授
，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几位同仁和研究者。整部手稿因W.I.
科恩与W.H.海因里希斯两位的细致阅读，获益无法计量。
C.G.索恩教授允许我使用他从欧洲和亚洲档案馆中发现的
海量资料，而且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身在日本。我父亲这一时期
大部分在中国度过，而我未来的岳父在法国。我根据他们
二老的不同视角了解了很多事情，同样也从我妻子的角度
取得了一定的认识。我妻子分别在欧洲、日本和美国生活
过。不过对本书影响最大，而且赋予本书最多理性认识的
人是费正清教授。他向我展现了综合学术操守和学术关爱
的最佳典范，以及对这一理念的忠实：一个书写历史的人
不能仅仅为特定的客户服务，而是要顾及四面八方的读者
，超越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我在本书扉页上的题词，
是在以一种适度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一位激励我超过25年
的伟大学者和朋友的感激之情。
本书的研究课题始于1974—1975年之间，当时我获得
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慷慨资助。继而我的研
究和写作又得到亨利·卢斯基金会、芝加哥大学社科部和
远东研究中心的基金资助。安妮·钱、玛妮·维特、安东
尼·张和苏·入江，分别以研究助理、编辑和打字员的身
份给予愉快而卓有成效的帮助，令我从中受惠不少。
入江昭
1980年7月于芝加哥

本书作者是哈佛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入江昭，他专攻日美关系史，是罕见的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的日裔学者。
本书既剖析了美日二战历史，更是对美日两国文化的犀利观察；既是二战历史研究代表性著作，也是国际关系研判的经典参考案例。
本书角度独特，开创性地通过文化横切面，解读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和权力斗争。

“一个引人注目的颠覆性观点……从入江昭的书
中得到的并不是日本和美国陷入不可调和冲突的传统
画面，而是互为敌人的双方沿着兼容的路线．走向可
行的和解的图景。”
一——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 著有《肯尼迪
传》

不确定性的终结
1941年12月7日(亚洲时间为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在此之前，美日两国之间进行了数年之久的“冷战”。与1945年之后更为著名的那场冷战一样，两国之间的关系经常被表述为在根本问题上的冲突、迫在眉睫的劫难，以及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全面对抗。然而，正如后来美苏两国避免直接武装冲突，华盛顿和东京当局也都在设法维持一种留有谈判空间的关系。更加重要的一点在于，尽管相互指责，而且存在对战争的恐慌，但这两个民族并没有断绝一切联系；相反，好战言论下潜藏着一股暗流，主张双方可以共享利益，而且都认为双方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协调一致的。尽管如此，正是对这种看法的坚持制造了一种不确定感；因为这样的看法与横跨太平洋的两国政府之间急速恶化的关系格格不入。
战争来临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的军部首脑和他们的民间支持者决定弥合美日差距，给“冷战”一个了断。他们企图统一全民族的感受，从而使战争将所有政治行为也定义为文化行为。如此一来，他们决定立即从根本上抛弃明治维新以来建立在日本对外事务基础上的国民生活的早期定义。日本人曾经以努力让国家融人世界经济、迅速取得工业发展成果、注重共同生存必不可少的种种条件而著称。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日本采用金本位制度，恢复关税自主权，推动国家出口贸易，鼓励对外移民和殖民地开拓，此外还试图像先进工业化国家集团的一员那样行事。这是一项从来都不易完成的使命，而且偶尔会与其他列强产生摩擦，但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日本的国家领导人达成了一种统一认识，即日本是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应当按照“国际合作”准则，同其他先进国家通过多边协定组织来解决外交问题。’
20世纪20年代，日本热切地接受由英美两国主导、包含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条约在内的国际合作体系。日本人热切地转入英美轨道，以伍德罗．威尔逊的“新外交”原则为本国外交活动的指南。日本经济完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个国家以国际联盟理事会唯一非西方成员国的身份，享有世界强国地位。日本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内战危及外国人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亚洲的反殖民地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部分原因是受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鼓舞和共产国际特工的指导。日本仍然以先进的殖民国家以及“条约”组织强国一员的身份，通过同英美两国持续磋商，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日本或者英美两强都没有超脱各自的利益诉求进行谈判，但通过与其他工业国家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的合作框架，还是给日本外交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平衡点。
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一个国际事务混乱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来临，这在各国的长远关系和日常关系当中都有所体现。有一些国家断定，现行的对国际贸易和货币兑换放任自流的经济秩序，应当被更具排他性的协定，以及通过全球性的划分组成各种封闭单位的“新秩序”取代。日本是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国家之一。
在外交方面也一样，日本人看到一种背离国际主义，并且倾向地域主义的趋势，少数国家在按照这一趋势建立对更广大地区的控制。这种趋势下仍存在“合作”，但那是以一种致力于维持封闭权力体之间的平衡而进行的合作，例如英国和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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