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她于1908年出生于巴黎，1929年或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45年她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称为女性主义经典。1954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前言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七年
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九年
一九八〇年
与让-保罗·萨特的谈话

一九七〇年
萨特的一生，在永无休止的自我拷问中度过；他不否认自己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兴趣”，却不希望被它异化。所以，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推翻自己”，努力“让自己的头脑脱胎换骨”。萨特卷入一九六八年的政治动荡，在这一事件的深刻影响下，他修正了自己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被质疑，便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开始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并修正从前的观念。
萨特经常解释这件事。一九六八年事件之前，萨特把知识分子视为“实用知识的技师”，却被知识的普世性和自己所属的统治阶级的本位主义之间的矛盾所撕裂。因此，知识分子象征的是苦恼意识，正如黑格尔定义的那样；知识分子用苦恼意识本身来满足自己的良知，便自以为可以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现在，萨特认为应该超越这一阶段：和“传统知识分子”相对，萨特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概念，后者否定自己的文化瞬间，试图找到一种新的“大众化”地位。新知识分子努力让自己融人群众之中，期望让真正的普世陛取得胜利。
甚至，在能够清晰勾勒这一行动路线之前，萨特就已经试着去追随它了。一九六八年秋，他开始领导《互斗公报》的编辑工作，这份报纸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时而油印，时而铅印。萨特和热斯马尔见过几次面，对他在一九六九年初描述的想法深感兴趣：出版一份让群众向群众说话的报纸；或者最好是，让在一定程度上被斗争重塑了的人民向群众说话，把大家争取到斗争的进程中来。这个计划搞了不长时间便终止了。后来，热斯马尔参加“无产阶级左派”，和毛主义者出版了《人民事业报》，这事儿才算干成。这份报纸没有老板，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卖得十分红火。报纸的目的是介绍一九七。年以来法国工人的斗争情况。这份报纸对知识分子往往充满敌意，在谈到罗兰·卡斯特罗的审判时，也与萨特本人持对立态度。
不过，通过热斯马尔，萨特认识了好几位“无产阶级左派”成员。《人民事业报》发表了一些激烈抨击现行政体的文章，勒当泰克（一把手）和勒布里斯（二把手）被捕，热斯马尔和另一些活动分子提名由萨特接任主编。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名字的分量可能会让毛主义者派上用场。后来，他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厚着脸皮把自己的一世英名放在了天平上。”从那时起，毛主义者改变了对萨特的看法，也修正了对知识分子的策略。
我在《了断一切》中叙述过勒当泰克和勒布里斯审判的情况，五月二十七日庭审，萨特被传作证。那天，政府宣布解散“无产阶级左派”。此前不久，互助大厅里有过一次集会，热斯马尔号召民众五月二十七日上街游行反对审判——他只讲了八分钟，却逃不过被逮捕的命运。
萨特主编的《人民事业报》第一期在一九七。年五月一日出版。当局没有找他麻烦，但内务部长命令在印刷厂扣押所有报纸。幸运的是，印刷工人赶在查封以前把印好的大部分报纸发出去了。政府转而攻击卖报的人，在特别法庭上控告他们重建已被取缔的组织。我还讲了我、萨特和许多朋友在巴黎市中心卖报的事——我们并未受到严重的阻挠。有一天，当局厌倦了这场徒然无功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得以在报亭发售。由米歇尔·莱里斯和我领头，成立了一个“《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开始，当局不肯为新成立的协会发放回执，后来我们上诉到行政法庭，才得到认可。
一九七〇年六月，萨特发起成立了“红色援助”组织，他和狄戎是其中的主要骨干，宗旨在于为了反对压迫而战斗。该组织的全国指导委员会在一份由萨特主笔的宣言中声明如下：
“红色援助”组织是一个民主、合法、公开的独立社团，根本目的在于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并对他们及其亲属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这种保护和支持是毫无保留的……
……人民如果不组织起来，不团结一致，捍卫正义和自由就无从谈起，“红色援助”组织在人民中产生，帮助人民进行斗争。
这个组织包括主要的左翼团体、“基督作证”和其他各色人士。它的政治平台宽泛得很，主要目标是对抗马赛兰在“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解散后发起的逮捕浪潮。一大批左翼活动分子人狱，需要搜集这些人的信息，发明新的行动模式。“红色援助”组织有几千人，在巴黎和外省都设立了基层委员会。里昂委员会是外省同类组织中最活跃的—个。在巴黎，这个组织特别关注移民的问题。尽管这些团体在政治上兼容并蓄，却多多少少被操纵在最为活跃的毛主义者手里。
在满怀热忱地完成左翼工作的同时，萨特仍然用头脑最清醒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那时，关于福楼拜的巨著第三卷正在收尾。一九五四年，罗歇·加罗迪对他说：“咱们试着诠释同一个人物吧，我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您用存在主义方法。”萨特选择了福楼拜。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对福楼拜不无微词，但自从读了他的通信集，便完全折服了：福楼拜最迷人的地方在于给想象性以超出一切的地位。到一九五五年，萨特已经写了满满十来本笔记和一千页的稿子，但

《告别的仪式》是波伏瓦和萨特一起看萨特、审视萨特的一生，回顾他的童年、他的成长、他的情与爱、他的乐与怒。这是一种个性化的审视，同时又尽量忠于事实，可以说是只有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且陪伴萨特走到人生终点的波伏瓦才能写出来的专属作品。
作为最接近萨特，也是对他最重要的女性，波伏瓦在《告别的仪式》集中于萨特最后十年的生命周期。波伏瓦记录了他的工作、思想、生活、旅行、饮食、病痛等等，虽不能说是事无巨细，但能从中看到波伏瓦以伴侣视角所看到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萨特。这样大量的细节描述和记录，其他作品有关于萨特的作品中极为少见的。
本书的主要依据是波伏瓦的日记，以及她从朋友的笔录和口述中收集的各种材料，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从中可以看到萨特晚年健康每况愈下，他的心理转变，他对待疾病从初识到恐惧，从讳疾忌医到放下杂念，展现了一个伟大哲学家在面对生老病死时“普通人”的一面之缘，使萨特的形象更丰富，更多层次，也更真实，更完整。

这是我的第一本——也许是唯一的一本——您不会在
交付印刷前读到的书。整本书都是为您写的，却和您无关
。
年轻时，每当我们辩得很凶，赢得漂亮的那个总会说
：“您在自己的小盒子里！”您在自己的小盒子里；您再
也出不来了，我也不会在那儿与您会合：就算他们把我埋
在您旁边，您的骨灰、我的遗骸，它们之间也无法沟通。
我所谓的您，不过是一种托词，修辞上的小把戏。没
人会听到，我也没有对谁说过。事实上，我的受述对象是
萨特的朋友，他们希望多了解一点儿萨特的最后几年。这
些年，我怎么活过来，就怎么讲出来。我也谈一点儿自己
，因为证人就是证词的一部分，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少谈
自己。首先是因为，我不是本书主题；而且，正如有朋友
问我怎样处理这些素材时我回答的那样：“它们无以言传
，不能诉诸文字，不能被思量；只能被经历，如此而已。
”
这个回忆录的主要依据是我十年来坚持写的日记，还
有我搜集的诸多材料。感谢所有以笔录、口述的形式帮我
重新勾勒萨特最后时日的人。

《告别的仪式》是法国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记录下的让-保罗·萨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以白描的手法近距离地刻画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萨特晚年的日常生活，他为之奋斗到最后一刻的事业，以及他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态度。
在波伏瓦的记录后还附有她与萨特的长篇对谈，萨特借此机会回顾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和求学经历，并且梳理了对文学、哲学、阅读、写作、音乐、绘画、平等、金钱、时间、自由、生命等诸多主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