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静染，诗人、作家。1967年冬生，在乐山五通桥度过了童年时代，现居成都。2014年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浮华如盐》。

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马一浮认为要
“存绝学于末运，扶仁道于衰微”，他要为学术而奔
走。而且，他还提出在乱世中讲学不必拘泥于固定的
场所，旧时书院的讲学方式只是一种奢想，以抗战形
势而言，移动讲学仍然不失为一种机动的传道之途。
   ——《马一浮：濠上一髯翁》
   1946年，蒋介石听说熊十力有办哲学研究所的愿
望，便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送一百
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但被熊当场婉谢。这年6月，
徐复观将熊十力《读经示要》呈送蒋介石，蒋感叹其
才学，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二百万元资助之，但熊十力
再次拒绝。
   ——《熊十力：小城办学记》
   泰和四五个月间，与文学院诸友，时至排田村湛
翁(马一浮)草堂讲学论道，“自沙翠竹江村暮，相送
柴门月色新”，不料在这家愁国恨中，竞寻到一种人
生至高的情绪之和乐。忘生死，齐物我，我曾感到了
这样一个境界。
   ——《贺昌群：繁华故乡尽零落》

壹
 乱世问学
 马一浮：濠上一髯翁
 熊十力：小城办学记
 南怀瑾：茫溪故人
贰
 西迁往事
 叶圣陶：异乡的喜宴
 朱东润：乱世书写者
 凌叔华：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竺可桢：情定峨山之巅
叁
 流寓生涯
 贺昌群：繁华故乡尽零落
 叶伯和：新诗之萤
 蒋叔岩：春熙逃伶
肆
 困厄求生
 刘文辉：西康来信
 缪秋杰：秋园遗梦
 范旭东：梦断“新塘沽”
 黄汲清：寻找黑卤
 峨眉客：故宫文物南迁北线遗事
征引资料目录

这是一本关于抗战后方人物的书，共十五篇，勾连到
数十位近现代人物，集碎片为镜面，照出的是一时之俊彦
，余音绕梁，精彩纷呈。
   我从2005年开始涉猎地方历史题材的写作，书中的人
物最初是散落在我的一些考察笔记和阅读日记中，他们中
仅有少数人单独成篇。显然这不足以成为一本书，而且当
时我也没有延展这个选题的想法。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去
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该做点什么了，于是决定在今人与
故人之间摆上一杯茶，好好讲一讲那些快被遗忘的故事。
   一动笔，才发现刹不住车，一个一个地写，写完一个
感到意犹未尽，又接着写下一个，后来我发现他们并非仅
仅是单个的人，而是一个群体，有相似的时代命运和人生
际遇。比如写马一浮就会写到熊十力和贺昌群，写贺昌群
就会自然写到叶圣陶，写叶圣陶就会写到朱东润，而这又
牵扯到陈西滢，当然就有了凌叔华、竺可桢等人的出场。
书中的人物渐渐汇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本书的
轮廓已经出现了，就像看戏，剧情跌宕，人物粉墨登场。
最关键的是，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了
一起，那就是西迁东还这段历史。
   《西迁东还》这本书讲的是抗战时期的一段流寓史。
抗战军兴，半个中国沦陷，四川成了最大的后方，大量百
姓逃往巴蜀，而八年的流亡生活是抗战历史中最重要的一
部分。乐山是岷江边的水码头，有交通之利，又有丘陵山
地的屏障，成了一座非常重要的避难移民城市。当时武汉
大学、四川大学西迁到了乐山和峨眉山，盐务总局、永利
和黄海社迁到了五通桥，复性书院在乐山开办，而此间嘉
阳煤矿、岷江电厂、川康毛纺厂、亚西机械厂等应运而生
，学校、社团、工矿企业纷纷搬迁到了这里，原本偏僻的
小城突然热闹起来，涌动着一幅焦灼而纷乱的景象。
   我从小就生长在小城五通桥，按说离这段历史是很近
的，但实际我在很多年中都非常陌生，这样的历史缺失是
不可思议的，但它就真实地发生了。当年的黄海化学工业
研究社是中国不少一流人物汇聚的地方，范旭东、侯德榜
、李烛尘、熊十力等都在此生活工作过，而这个地方离我
家不过几百米。为了追寻这段历史，2011年我到北京去拜
访漫画家方成先生，记得当时我带了一罐五通桥的豆腐乳
去看望他，他见后大呼“太好了，那时我就常吃”，欣喜
之情让人难忘。对故物的熟悉源于他在黄海的四年生活，
那座小城留下了他太多的记忆，甚至还留下过一段刻骨铭
心的恋情，他曾经用画笔勾勒过那里的山川和草木，而这
些都与抗战后方那段流寓史相关联，也与西迁东还相关联
。
   我已经有了走进这段历史的可能，仿佛一抬脚就能走
进那个伸手可触的历史现场。但是，就这样的一点距离，
我却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历史总是迷雾重重，我常常觉得
自己就是一个迷失的讲述者，这是我写这本书时面临的困
境，在历史叙事中如履薄冰。这也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
敢轻易下笔的原因，历史巍然如山，身在山中，我不过是
踽踽独行的探路者。历史是什么？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把历史分为三个不
同的观察角度，将它置于素描的透视关系下，使之纤毫毕
现，但这只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钱穆先生说历史就是世
道人心，一语道破，更让我信服。历史就是人生，众人之
人，众生之生。历史是活的，不是死的，当下是历史的此
，历史是当下的彼。当然，真实的历史不应该被刻意压低
或抬高，我们需要的是可以平视的历史。
   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历史呢？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
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我的写作开始一般不是直接动笔
，而是在前面还要做大量的功课，查阅、考察和走访必不
可少，从而建立起一种客观的认识。除了大量阅读各种公
开或者内部发行的文献资料外，档案是我最为重视的史料
资源，可以说这本书如果离开了档案资料，就如同失去了
丰富的毛细血管，会成为一具空洞、冰冷的躯体。为了写
作这本书，我去了很多地方，跑了很多档案馆，查阅了大
量的档案，见到了很多一手的、珍贵的史料，这对写作的
帮助是非常之大。如《峨眉客：故宫文物南迁北线遗事》
这篇中，讲到桥盐济陕运送故宫文物这段史实就是新的发
现，之前还没有在任何正式的记录中出现过。把五通桥的
盐卖到汉中，放空的车辆运送故宫文物到成都，其中的故
事还原了历史的细节，要不是我在档案中发现，也许它们
还一直被厚厚的灰尘遮盖着。又如《黄汲清：寻找黑卤》
一文，就是通过几十封信件拼接出的故事，几个人之间的
通信，来来回回，有艰难的创业，有真诚的援助，也有利
益的争夺，人性在信函中显露无遗。我用白描的叙述方式
来讲述这个故事，就是想原汁原味地再现这段历史。当然
，如果没有那些档案资料的寻觅与浮现，这些故事都将崩
散如沙，消失得无影无踪。
   《西迁东还》是一本以人物为主的书，但人物难写，
臧否人物需要立场和角度，也涉及写作的伦理，而缺乏独
立思考的评判容易失之肤浅。同时，人物也是多面的，单
色描绘难免苍白，要写出人性的复杂绝非易事。这方面我
有两点心得：一是在材料上需要有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
挖掘得越深越好；二是写作中应怀有“小人物之心”，小
人物才代表众生之相，才能体现真实的人世。前者是文本
价值，后者是写作态度。就后者而言，文字的悲悯和谦卑
，似乎更合我意。尽管这是一本人物历史随笔集，但文学
的丰富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并不相矛盾，相反是一种互补。
这在国外一些优秀的历史著作中已可以看到卓有成效的实
践，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叫魂》、史
景迁的《王氏之死》等。当然，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写实和
求真的基础上。客观的叙述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在历史
与文学的走绳中把握平衡，我想这些都应该归于叙事学的
技巧，并不需要我在此饶舌。
   但我还是愿意将这本书归入非虚构写作中，因为我深
恶文辞的煽情和对历史的涂脂抹粉。这些年非虚构写作逐
渐被重视，我想这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其实也是对
虚假表述的唾弃，更是一个巨大的阅读需求和观念的转变
。当然，这是一个新的文学可能性，也是寻找可以平视的
历史的起点，但愿我在书中也有这样的努力，并能够被人
看到和理解。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的是乐山市档案馆，在写作这本
书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让持续而辛苦的
写作有了回报，我想凡事皆有因缘，而这都是我应该永远
铭记于心的。
   2019年5月28日于成都

本书为一本历史人物随笔集，兼具文学的丰富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在技巧和风格上有比较文学化的一面，同时本书搜罗宏富，资料详实、有理有据，还原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且意旨宏远。
   历史就是世道人心，历史就是一个个人生，众人之人，众生之生。作者的历史写作，情感上是悲悯的，文字上是谦卑的。在写作态度上，长怀“小人物之心”，将厚重的历史与个人的命运融为一体，体现真实的人世和复杂的人性。

蜀中寻亲
   1935年5月，马一浮得知祖父马楚材的坟找到后，他给四川庆符县(今宜宾市高县)县长戴宝荪写了一封信，请求戴县长保护好墓地。并在兴奋之余突生奇想，觉得既然祖父之坟都能够找到，也许就能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于是他另写了一张“寻表弟何茂桢”的启事，请戴县长代为寻找。
   马一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这就得从头说起。
   马一浮祖籍浙江会稽长塘乡(今绍兴市上虞区)，但他出生于成都西府街，这条街因为在成都府的衙门所在地正府街的西边而得名。当年他的父亲马廷培入川很早，初人官场那段时间，大概曾在这条街上住过。后来马廷培逐渐被重用，先做潼川府通判，后改任仁寿县知县，这是光绪十三年
   那时马一浮才4岁，取名叫福田，即“以耕作为主”之意，父母期望他成为品性优良的耕读人家子弟。而马一浮这个名字是他后来自己改的，意自《楞严经》中“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而这个名字有阅尽沧桑之意，甚至有人认为有黄老意味，其由来大概同他早年连续遭遇人生之不幸有关。
   马一浮有三个姐姐，三姐仅大他一岁，在他7岁时夭折。母亲在他ll岁时去世，二姐在他18岁时去世，父亲在他19岁时去世，也就是说，他在20岁以前，父母、两个姐姐均已离世。而在他20岁那年，马一浮正好在上海做事，突然得到妻子汤仪病危的电告，连夜赶回绍兴，次日五更到家，而妻子已经“陈尸在堂”。马一浮在这月写下了“马浮之未来，其状貌又当变而为厉鬼”的字句，他的内心经历了如何的悲痛可想而知。接踵而至的死亡，也让他的人生更加哀伤、惨淡和虚空。
   马一浮的岳父汤寿潜曾经当过两淮盐运使、浙江咨议局议长、浙江铁路公司理事长等要职，是清末民初政商界的实力派。其思想也相当开明，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曾任命汤寿潜为交通部部长，后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担当了解救政府财政之急的重任。汤寿潜视马一浮如子，看到他在妻子死后十多年中都未再娶，便想把三女琳芝许配给他，“终继二姓之好”。马一浮也认可了这个想法，但汤琳芝身体非常不好，还没有完成这桩婚事便香消玉殒了。
   整个家庭命运多舛，难道是有不吉渊薮在左右?马一浮母亲何定珠出身望族，对马一浮的教育甚多，在她去世前的一天，发生过一件事情。那天，她指着庭院里的菊花要儿子作一首五律，马一浮应口而答：“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其母听后大喜，认为孩子是可造之才，必有文墨前途，但也喜中有忧：“菊之为物如高人逸士，虽有文采而生于晚秋，不遇春夏之气。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马一浮全集》第六册)马一浮在60岁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一生，常为母亲的这段话感慨，而他确如晚秋之菊一样，没有得到过春风沐浴和夏露润泽。    1934年，噩耗再度传来，马一浮的大姐明壁去世。他在大恸中写道：“乃今而后，予天属之亲顿尽，其于斯世，真为畸零之人矣。”一家人只剩下他一人，而膝下又无子女，孤苦而终的阴影将他深深埋在了人生的黑暗之中。此时，马一浮感到了在余生中要活下去，需要亲朋的相偎，依赖求助之心顿生，“残年疾病怀兄弟，世路艰危仗友生”(《答赵纶士见慰》)。也就在这样的心思下，人到中年的马一浮想起了远在四川的表弟何茂桢，因为他是马一浮唯一可能存世的亲人了。
   何茂桢是马一浮的三舅之子，他的三舅何稚逸一生在官场沉浮，人生经历丰富，马一浮对其极为敬重。1909年何稚逸被贬，郁郁不得志，马一浮专门进京劝慰，还陪三舅同登庐山游览散心。此间，马一浮曾跟三舅谈到过自己的治学理想：“既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言于将绝。”(《致何稚逸》)那一年马一浮26岁，意气风发，立下了人生的宏远之志。值得一提的是，后人研究马一浮，也多从他与何稚逸的这封信中来分析他早期思想的形成。
   后来何稚逸到拉萨任大清驻西藏节度使，此时正值大清王朝倾覆之际，同僚中有人起心盗取布达拉宫宝藏，想趁乱捞上一把。他极力阻止，竟然招来杀身之祸。被杀的还有何稚逸的长子(何茂桢的哥哥)，而何茂桢当时尚幼，被母亲带着侥幸逃脱。悲剧发生后，马一浮从此与三舅家失去了联系，这是1912年发生的事，当时马一浮29岁。不久又传来消息，他的二舅也先于1910年死在贵州。母亲的两个兄弟均已去世，且二舅没有子嗣，唯一剩下的就是何茂桢了。
   马一浮发出“寻表弟何茂桢”的启事是在1935年，时隔23年之久，他能找到三舅家后人吗?
   两年后，即1937年4月，何茂桢突然出现在了杭州。何茂桢是看到寻人启事后寻到此地的。马一浮大喜过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表弟，让他在亲人相继离去的悲痛中有了一点安慰，“舍表弟远来相就，足慰迟暮之感”。P3-6

本书讲述了民国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西迁至四川乐山的故事，其中包括马一浮、熊十力、叶圣陶、朱东润，南怀瑾、凌叔华、贺昌群等，他们或创办书院、兴办教育，或著书立说，或兴办实业等，在川蜀之地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印记。作者通过查询档案、实地走访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作了细致入微的探查与研究，对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梳理，再现了他们在战乱时局下跌宕起伏的命运。当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相遇，当厚重的历史与个人的荣辱融为一体，作者诗意的文字仿佛时代的回音，召唤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感受大时代下的因缘际会和复杂的人生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