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剑，湖北红安人，1990年3月入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文学院签约作家。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解放军文艺》等发表中短篇小说300余万字，多部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先后获得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文艺作品奖、辽宁文学奖等多种军内外文学奖项。出版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小说集《冰排上的哨所》等。

曾剑的创作往往从审美地看待他的生活开始。他
致力于捕捉生活中每一点亮色，也毫不避讳生活的羞
涩，因为这是他独有的成长方式和理解生活的途径。
曾剑是凭借一种源自内心的良好愿望和普世情怀，开
始不一定深刻却要绝对真诚地把眼光投向历史和人类
的命运。这是青年军旅作家曾剑写作近十年走过的路
径。也由于他这种谦卑的写作姿态，他的作品才如此
真切地贴近生活，如此真切地向人们展示着他的人生
感悟，又是如此明晰地见证了他写作上前进的步伐。
——宋先红

我们去战斗
穿军装的牧马人
饭堂哨兵
向大海
岸
像白云一样飘荡
今夜有雪
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
玉龙湖
净身
午夜飞翔
武湖梦

我们去战斗
一
那年二爷十三岁，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就再也没回来。他在黄麻起义战斗中牺牲，红安县黄麻起义烈士纪念馆的烈士墙上，刻着他的名字。二爷名叫曾念钊。二爷参军前，没有学名，小名叫石头。二爷去参军，他的哥哥我们的爷爷说，叫念钊吧。
二爷十二岁时，就给红军游击队送信。他那时还是一个放牛娃。二爷成功地为红军送过很多封信。二爷的故事，像放牛郎王二小一样，在我们红安县到处流传。
二爷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我们家族的骄傲，我们家凡是来了客人，我们都给他们讲二爷的故事。邻居家的客人来了，我们也把他们扯进屋，给他们讲我们的二爷。
秦铁匠的儿子也叫石头。
石头来到我们竹林垸时，天气刚有些热。小麦灌浆了，变黄了。油菜花谢了，油菜籽鼓胀得像一排排刚下完崽的母猪的奶，挂在焦黄的油菜枝上。这时日，山里青黄不接，但熬过这饥饿的十几天，日子就好过了。小麦磨成白面，油菜籽榨出黄亮的油，油炸韭菜面粑的香味，便掺杂进铁锤的叮当声，在竹林垸上空飘荡。
叮当声来自村西的铁匠铺，香味来自除铁匠铺以外的竹林垸各家各户。
铁匠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姓秦。秦铁匠是我们村的熟人，每年都来。不同的是，往年，他带他的徒弟来，这次，他带来的是一个小男孩，叫石头，看上去与我一般大。石头是秦铁匠的儿子，也是他的徒弟。石头大眼睛，长睫毛，黑亮的眸子，瞅上去就机灵，可他却总是躲闪着目光，显得胆怯，眼神像极了秦铁匠。父亲说，那是外乡人特有的眼神。
秦氏父子是从大别山那边过来的，河南新县人。竹林垸地处三省交界处，北面是河南，东面是安徽。我们竹林垸，归属湖北。
父亲说，石头应该读书，不应该这么早就让当学徒。
“李铁匠为么事不来？”父亲问。李铁匠是秦铁匠的徒弟，跟他三年了。秦铁匠尴尬一笑，不回答。父亲就知道，老徒弟与他闹分裂了，另方了门户。
我与石头第一次见面时，铁匠铺的炉火烧得正旺，秦铁匠刚安顿下来，没有干活，父亲到他屋里坐，同秦铁匠说着话。石头给他们沏了茶，就坐在那里，一双胆怯的眼，扫视着父亲，当发现父亲看他时，那目光便迅速闪回。他头大，脖子不太壮实，脑袋转来转去的，像拨浪鼓。
铁匠铺临河。河叫高桥河，因河上有一条很高的石拱桥而得名。铁匠铺原是我们竹林垸生产队队部。几年前，分田到户，队部名存实亡，三间瓦房闲置起来。每年春末夏初，秦铁匠来到我们垸，将自己的铁砧、火炉和大小铁锤挑进去，铁锤声响起来，整个竹林垸便热闹了。不仅仅是我们竹林垸请他打铁，秦师傅人缘好，加工费便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到这里来，给菜刀开刃，给镰刀加钢，给用秃了的锄头铁锹接上一截生铁，烧红锤打，淬火，一把新的锄头铁锹就成了。秦师傅的手艺活漂亮。 高桥河从大别山南麓穿越山水，流到我们这里来，在竹林垸转个弯，打个转，继续她的征程。高桥河河面宽处像一座大水库，烟波浩渺，窄处只有一丈多宽，垸子里半大小伙子，一个箭步，前腿一蹬，后腿向前劈出，双手高展，人就飞过去了。高桥河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山里男孩子，几乎天生就会耍水，跳进河里，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海，比在陆地还自由自在。（P1-3）

《玉龙湖/文学新势力》是一篇回到生活，回归人性的小说。玉龙湖是作者常散步思索的湖，文中岳父脑血栓、岳母尿毒症，是作者家的真实状况，啃老的二舅哥在作者生活中也有真实鲜活的例子，这种对生活的熟悉度让作者动起笔来水到渠成，情感投得真，人物写得活，故事显得足，血肉丰满，厚重扎实。
作品写复杂的家庭矛盾、冷暖的人情世故、人性的曲折幽微，恰是那片平静的玉龙湖，看似美丽莹然，曾经却是矿坑和垃圾场；看似平静怡人，却是暗藏汹涌，静水流深之下，一块石头，就能激起千层波澜。

“文学新势力”文丛·序
张清华邱华栋
2012年10月，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再度激发了国
人的文学激情，也唤醒了各界在文学教育方面的旧梦。这
其中就包括北师大。因为一段至关重要的学缘，莫言曾于
1991年获得了北师大授予的文学硕士学位，而此刻，作为
母校的师大自然倍感荣耀，遂立刻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写作中心，并邀请奠言前来担任主任。中心成立之初
，其核心职能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就是文学教育和创
作人才的培养。
需要稍加追溯前缘，才能说明这套文丛的来历。1988
年，由当时在研究生院任职的童庆炳教授牵头，由北京师
范大学提供学制条件，牵手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鲁迅文学
院，共同招收了首届作家研究生班。那时的学位制度还相
对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各种规章还没有现在这样严苛和
完善，所以运作相对容易，招生考试环节也相对宽松。因
此，一批在当时的文坛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便被不拘
一格，悉数收罗。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受过太正规
的教育，刘震云几乎是唯一一个，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77
级的本科毕业生，系出正宗名门。余华便只是在浙江海盐
上过中学；莫言之前虽有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两
年的经历，但更早先却是连中学教育也不完整；严歌苓、
迟子建等差不多都只是受过中等专业教育；其他人我们未
做过严格的统计，但可以肯定，其中多数未曾上过大学。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这些人是那时中国最具希望的一批，
是青年作家中的翘楚，未来文坛的半壁江山。从这里出发
，二十年过后，他们的确未负众望，为中国文学争得了至
高荣誉，也几乎成为一代作家的代言人。
很显然，这一传统成为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共同的一
个记忆，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
是两所学校引以为豪的历史。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续昔
日文学教育的前缘，找回这一无双的荣耀，也就是很自然
的事情了。
因了以上的缘由，2016年，北师大校方经过认真研究
，参考过去的合作模式，从全校不多的单招单考的硕士名
额中拿出了20个，交由文学院和国际写作中心，来寻求与
鲁迅文学院合作，并于2017年秋季正式招收了“非全日制
”学术型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为了省却过于烦琐的制度
性限制，我们特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二级学科下，设
立了“文学创作方向”，并采用了学术导师加创作导师相
结合的培养模式，以给学员创造更为合适和充分的学习条
件。鲁迅文学院则为他们提供居住和学习的物质条件，提
供尽可能好的一切形式的支持，并拟在培养方案中结合鲁
院的讲座制培养模式，两相结合，尽显特色互补的优势。
同时还必须指出，有几位至关重要的人物支持了这项
事业。时任北师大党委书记的刘川生教授、校长董奇教授
，他们在推助写作中心的文学教育工作方面给予了大力支
持，在制定相关体制机制方面也给予了诸多方便；晚年在
病中的童庆炳教授，多次勉励我们传承好过去的经验，大
胆探索，争取把工作尽早落到实处。中国作协这一方面，
作协党组、特别是铁凝主席也同样给予了积极支持和热诚
关怀；分管鲁迅文学院工作的吉狄马加书记，则在工作中
给予了非常具体的关心和指导。
参与该项工作，制定合作规划、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以及日常服务管理等诸项事务的，便是本文的两位作者
，时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邱华栋，和北师大文学院
负责研究生教育的副院长兼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
。整个过程中，要想实现两个职能完全不同的单位之间的
密切合作，在所有培养工作的环节上都无缝对接，是一个
至为琐细的工作，难以尽述。好在这不是一个“工作汇报
”，我们在此也就从略了。主要想说明的是，两校之间目
前的合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切都在愿景之中。
迄今为止，该方向的研究生已经招收了三届，共56人
。从总体情况看，达到了预期的要求。在学员中，有鲁迅
文学奖获得者乔叶、鲁敏，有多位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获
得者，有“70后”“80后”广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像东紫
、杨遥、朱山坡、林森、马笑泉、高满航、闫文盛、曹谁
、曾剑、王小王，等等，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都已经有了相
当出众的成绩，或是十分丰富的经验，然而他们共同的诉
求，又是都有“充电”的渴望，有成大家的梦想，所以因
了冥冥中某种命运的感召，汇聚到了一起。
关于文学教育，历来也是分歧明显众说不一的，有人
坚称“大学不培养作家”。这话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大学
的使命很多，成败胜负的确不在乎是否出产了一两个作家
。但这话的“潜台词”值得商榷——其意思是有轻蔑的，
是说“你培养不了作家”，“作家不是谁培养出来的”。
这当然也对，没有哪个大学敢说自己“培养”了几个作家
，而只能说，那儿“走出了”哪些个作家和诗人。但这么
说是否意味着文学教育是无必要的呢？似乎也不能。因为
照某些人的逻辑，我们就可以反问，大学不能培养作家，
难道就可以“培养”经济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和法学家
吗？谁又敢于说，他们“培养”了那些伟大和杰出的人物
呢？很显然，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都是很难通过“定制”
来培养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大学又必须要提供人才成长
和受教育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宣称大学不培养作家又
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当代文学的历史，文学的变革和作家
的成长与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密切相关。“文革”及“
文革”前大学教育的草创和荒芜时期，也出现过许多作家
，但他们要么是从战争年代的洗礼中锻炼出来的，要么是
在长期的自学中成长起来的，因为没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
育，他们的文学道路多有延宕，艺术成长和成就也都受到
了限制，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正是“文革”后教育的全
面恢复与发展，才让文学事业出现了人才辈出蓬勃兴旺的
局面。
所以，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作家是无法培养的，但文
学教育是必需的。当然，文学教育对于高校而言，其目标
确乎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而是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素
质养成的环境条件，这才是成立“国际写作中心”、引进
著名作家执教的核心意义所在。换句话说，能不能出产一
两个作家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其培养的人才是否具备写作
的能力，成为文学的内行才是重要的。传统的文学教育虽
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所培养的读书人大都是既能够
研究，又可以写作的双料人才。新文学的早期，大学的教
授也有许许多多是学者和作家集于一身者，之后才逐渐文
脉不彰，大师不存，大学教育渐趋沦为工具化和技术化的
知识教育，名实不符的学术教育。但无论如何，北师大与
鲁院联办的这一培养模式，其目标还是直接而干脆的，就
是“培养作家”。当然，这培养不是从根上栽植开始的，
而是“选苗”和“移栽”的过程，甚至有的就属于“摘果
子”。即便是后者也不是无意义的，当年莫言、余华、刘
震云、迟子建、严歌苓等这批人，在进来之前早就是声名
鹊起的青年作家了，录取他们无疑也是“摘果子”，但系
统的阅读与学习，大学综合环境下的熏陶成长，谁敢说对
于他们后来的写作没有助益？所以，我们坚信这一工作是
有意义的。
最后再来说说这批作为“文学新势力”的新人。显然
，他们都属于“70后”或“80后”的一代，较之他们的前
辈，这批新人的主要差异在于代际经验。前代作家的成长
期大都经历过历史的大波大澜，童年也大都有原初和完整
的乡村生活经验，所以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总体性经验
”支配和支持的一代作家。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可以说寄寓了他对于农业社会生存的全部感受和想象，也
寄寓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巨变的全部记忆与理解，读之
如读一部血火相生、正邪相伴、生死轮替、魔道互换的史
诗。这种具有总体性和原生性的经验与美学，在下一代作
家这里早已变得不可能，他们都命定地处在某种“晚生”
和“后辈”的自我想象之中，不得不在碎片化、个体化的
历史经验与记忆中探索前行。
这些都并非新鲜的话题，我们也只是重复了前人既成
的说法。但这也是所谓“新势力”的根基与合法条件，“
新”在哪里，又何以成为“势力”，这是需要我们想清楚
的。在我们看来，所谓“新势力”其实就是指：一是有新
的文化特质的，他们在文化上所拥有的“新人”特色或许
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但一定是更具有个性、自主性和独
立思考的一代，是拥有新知和新的经验方式的一代，是用
新的思维与视角看取人生与世界的一代，是在网络信息时
代生存和写作的一代；二是有新的美学属性的，这些属性
自然更难以总体性的概括来描述，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具有
陌生感的一族，是难以用传统范型所涵盖和统摄的一族，
是游走和不确定的一族，是空间化和个体性得以充分彰显
的一族，当然，也是相对琐屑和相对真实，相对平和和相
对日常性的一族。有时我们觉得是这样的不满足，但有时
我们又会觉得，他们离着理想的文学，离所谓普世性的“
世界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旁观者说一千句，不及读者自己去观照、去体味其中
的丰富和微妙，“总体性”之不存，我们的概括也自然显
得苍白无力，不如读者们自己去一一打量和细细辨识。
看，这就是“文学新势力”，他们来了。
2019年7月，北京西山暑热中

曾剑老师的作品，善于在写作融入自身丰富的入伍经历，将自己的军营生活融合在一个个故事里，将他们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形象深刻。这些故事里，既有立志当兵的孩子，也有军营的牧马人、饭堂放哨员……使读者能够从一个个人物中感受到他们力量与热血，像《我们去战斗》一文，文章以“我们去战斗”贯穿全文，通过讲述“我”与石头的故事，表现出了小孩子之间纯洁的革命友谊，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情谊，以及内心的力量。《穿军装的牧马人》更是以一个新兵的视角，讲述了他在军营牧马中的成长，从初到军营的失落与寂寞，到一步步找到自己在军营的价值，一点点和他的士兵“猎狗”“战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一个个故事展开，就是一个新兵的成长，那些记忆会成为“我”的心永远的归宿。其他篇目也大多体现了上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