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人们现在面对着越来越大量的信息，这使得人们在自恋的和误导性的知识平等主义立场上对任何事件信口开河。今天，所有的人通过WebMD（美国健康医疗服务网站）和维基百科都可以了解所有的事，每个普通人都认为自己拥有和医生、外交官一样的知识。所有的声音，即使是最荒谬的，也要求被平等地考虑，而对立的态度则被认为是精英主义。
本书作者指出，反对专家运动的发生有很多原因，包括网络的开放性，高等教育中的“顾客至上”思维，以及新闻产业的娱乐化。诡异的是，信息的民主传播，而非受教育大众的培养，反而开始产生一批一知半解的、愤怒的公民，他们公开指责智识的完善。这与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反智主义思潮不谋而合。
作者认为，当今抵制专业知识和学习的现象，使普通民众相信没有人比别人懂得更多，这使民主机构面临堕落为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或技术专家治国的危险，而最糟糕的是二者的结合。2017年美国大选后，这一局势变得更加恶劣。
本书为西方民主在信息时代能否稳固和长存敲响了警钟。

托马斯·M.尼科尔斯（Thomas Nichols）是美国海战学院的国家安全事务教授，哈佛继续教育学院兼职教授，美国参议院的前助理，纽约卡耐基委员会高级伦理和国际事务顾问，波士顿大学国际史学委员会委员，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事务，作品还有《崇高的事业》（The Sacred Cause）、《无用：核武器与美国国家安全》（No Use: Nuclear Weapons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毁灭的前夜：防御战时代的来临》（Eve of Destruction: The Coming Age of Preventive War）和《俄罗斯总统》（The Russian Presidency）等。

序
引言 专家之死
第一章 专家与平民
第二章 沟通这件事，怎么就变得如此累心
第三章 高等教育：顾客永远是对的
第四章 我来帮你“谷歌”一下——无限的信息是如何把我们变愚蠢的
第五章 “新”新新闻学的种种
第六章 当专家错了
结论 专家与民主
注释

“专家之死”这种说法一出现，一种傲慢自负的感觉
已经呼之欲出。启用这样的标题简直是勇气可嘉，很多人
还没翻开书，光看标题可能就已经产生了疏离感；有些人
读了，可能恰好发现书中的错误，拿来杀一杀作者的威风
。我理解这种反应，因为当我看到这种一刀切的论调时，
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生活就是习惯于
把一切重要的事物过早地埋葬：羞耻感、常识、男子气概
、女人味儿、好品位、智识等等。而我们最不需要的，就
是再去讴歌那些尚未消亡的事物。
比如专家。专家未死，但岌岌可危。有些事真是错得
离谱。美国这个国家，现在沉浸在对无知的崇拜中。诚然
，普通人对科学、政治或地理知之不多，这是个老问题了
。而且，说实在的，放在当今社会，这都谈不上是个问题
了，因为在现代生活中，社会分工明确，人们无须通晓一
切，飞行员开飞机，律师打官司，医生开药方，各司其职
。我们谁都不是达·芬奇式人物，可以早上画《蒙娜丽莎
》，晚上设计直升机。社会理当如此。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以无知为荣。美国人已经到
了一种境界：把无知当美德，尤其是对公共政策领域的无
知。拒绝专家的意见，就是在维护个人的自主权，美国人
用这种方式来保护日渐脆弱的自尊心，隔绝外界的纷扰，
再也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你错了。这是新的“独立宣言”
：我们不再认为一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所有真
理都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包括那些错误的理论。一切都是
可认知的，关于一个主题的所有观点都是不分伯仲的。
美国人一向不喜欢知识分子和所谓的万事通，但这和
专家是两码事。我是一个教授，我知道，大多数人不喜欢
教授。大约30年前，我刚刚开始教书生涯，在一个离家乡
不远的大学任职，所以我会时不时顺道去我哥哥的一个小
酒馆，跟他打个招呼。有一天晚上，在我离开之后，一个
顾客对我哥哥说：“他是个教授，哈？嗯，不管怎么说，
他看起来像个好人。”如果你是我的同行，应该对此已经
习惯了。
但这并不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有些知识分子听到别
人挖苦知识分子无用就怒不可遏，那你们应该换个行当了
。我当过教师和政治顾问，给政府和企业做过主题专家，
也在多个媒体担任过评论员。我习惯了别人与我意见不一
，事实上，我鼓励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有原则、有见识的
争辩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一个民主社会智识健全、生机
勃勃。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担忧。我们失去了有原则、有见
识的争辩。现在普通美国人的基础知识储备很低，已经撞
破了“无知”的底线，越过“错知”，一路下行，干脆到
了“错得理直气壮”的境地。人们不只是相信一些愚蠢的
事情，他们还积极抵制进一步的学习，抓住错误的信仰不
放。我没有活在中世纪，所以我不能说这是前所未有的，
但在我的有生之年，真是闻所未闻。
这并非是我第一次想到这一点。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
，当时我在华盛顿工作，我就发现人们有多好为人师，即
使只是闲聊，在谈到很多话题的时候，他们也会立刻教导
我应该做什么，尤其是在我自己的领域——军备控制和外
交政策。（人们习惯性地会说“他们应该……”）我当时
还年轻，还不是个经验丰富的专家，但还是对此感到瞠目
结舌，这些人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却信心十足地告诉我，
怎样才能最好地实现美苏之间的和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是欢迎
论辩的，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全球毁灭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人们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以为这是在公共政策领域
做事所要付出的部分代价，我接受了。久而久之，我发现
很多其他政策领域的专家也有同样的经历，总有外行读了
为数不多的关于税收、预算、移民、环境或其他课题的研
究，就要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灌输给专家。如果你是一个政
策专家，这种事情如影随形。
然而，再到后来，我听说一些医生、律师和教师也有
同样的经历。而且，有很多专家的建议明明不易反驳，但
也未能幸免。最让我震惊的地方不是病人或客户会问到敏
感问题，而是这些人有多积极地告诉专家，为什么那些专
家建议是错的。他们几乎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想过，专家其
实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诚然，人们排斥专业知识，但他们在诸多问题上皆是
如此，而且三天两头这样，还带着一腔愤怒，这就让我觉
得异乎寻常了，这才是更糟糕的地方。由于互联网无处不
在，社交媒体上的聊天不受约束，或是24小时滚动新闻播
报的需求，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就更为明显了。但是，这股
排斥专业知识的新兴风潮里透着一股自以为是和狂热，而
且，至少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怀疑或质疑，或为了寻求
替代答案，而是一种自恋，伴随着对专业知识的蔑视，还
美其名曰自我实现。
所以，专家想要还击，要求人们恢复理智，就难上加
难了。不管涉及什么主题，所有的争辩都会随着一颗愤怒
自大的心付诸东流，最终人们还是会坚持己见，有时候还
殃及职业关系，甚至朋友关系。现如今，专家不应争辩，
而是接受这种分歧，大不了，就当是坦诚的意见相左。我
们应该“求同存异”，这个词现在充其量就是个争吵的灭
火器，而且已经到了滥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并非
所有事都是见仁见智的，有些事就是得分对错……那我们
简直太蠢了。
我想，我可能见证了世代交替。我成长于20世纪60年
代和70年代，那个时候，人们对专家敬若神明。无论是自
然科学还是国际关系，美国都是执牛耳者，那真是个让人
陶醉的时代。我的父母都是知识渊博的，但没受过什么教
育，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认为，一个把人类送上月
球的人，很可能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也是对的。我并非成长
在一个绝对服从权威的环境里，但总的来说，我的家庭就
是典型的美国家庭，对那些从事专业领域的人，从足部医
疗到政治，都是深信不疑的。
正如一些批评家对专业知识所指出的，那个年代，我
们既相信把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送上月
球静海（the Sea of Tranquility）的人，也相信把众多
无名的美国人送到越南溪山（Khe Sanh）和德浪河谷（Ia
Drang valley）的人。公众对专家和政治领袖的信任，不
仅是错付了，还被滥用了。他们说得对。
但是，我们现在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对专家不
是抱着一种善意的怀疑，而是积极的憎恨，很多人认为专
家是错的，仅仅因为他们是专家。我们对这些“书呆子”
嗤之以鼻，我们告诉家庭医生该开什么药，或是跟老师争
辩，就算孩子在测试中的答案是错的，也坚持说是对的。
我们不仅认为谁都不比别人更聪明，还都认为我们是最聪
明的一代人。
这简直是大错特错。
很多人为本书提供了帮助，我深表感激，同时，还有
更多人可能与本书的观点和结论有交集，也请见谅。
我希望这本书多少能在工作中帮到他们和其他专家。
不过，说到底，所有专家的顾客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
所以，我特别希望此书能帮助我的同胞们更好地利用和理
解我们所依赖的专家。最重要的，我希望此书能为弥合专
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嫌隙略尽绵薄之力，长期看来，这样的
嫌隙不仅威胁到亿万美国人的福祉，也会殃及美国民主试
验的存续。

托马斯·M.尼科尔斯曾任美国海战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美国参议院前助理，也是纽约卡耐基委员会高级伦理和国际事务顾问、波士顿大学国际史学委员会委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事务。在其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并举的专家生平中，他对专家的长处和弊端，以及反对专家的呼声，都了若指掌，并在本书中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生动、风趣的描述，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剖判：专家固然有所不知，但普通人绝非无所不知。
本书拓展了对“反智主义”这一主题的讨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深了对这一主题的阐述，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所谓知识精英和平民大众的对立，无论在生活还是政治层面，都需要被辩证看待，不能盲目地是此非彼。

尼科尔斯写了一本睿智、及时而又新颖的书。他
揭示了数字革命、社会媒体以及网络是如何刺激了对
无知的狂热崇拜。他树立了一个在我们的公共和政治
事务探讨中运用理智和理性的典范。
——罗伯特·利伯
一部及时而有益的书，为我们面对那些恼人的国
家事务提供了一种总体观念。
一—《纽约时报》

第一章 专家与平民
人人都是解读者
这些人，我们都见过。他们是我们的同事、朋友、家人，有老有少，有贫有富，有些人受过教育，有些人则靠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或一张图书证行走天下。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虽身为普通人，心里却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知识宝库。他们相信自己比专家更深刻，比教授更渊博，比轻信的大众更有见地，他们是解读者，非常乐意向其他人阐明一切事物，从帝国主义的历史到疫苗的风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们接受这样的人，容忍他们，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出发点是好的。甚至，我们对这种人还有一点儿喜爱之情。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情景喜剧《欢喜酒吧》（Cheers）就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个经典角色——克里夫·克莱文（Cliff Clavin），波士顿的一个邮递员酒鬼，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克里夫成功还原了现实中这一类人，他每次发表一番言论前，都会用“研究表明”或“众所周知”作为开场白。观众喜欢克里夫，是因为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克里夫式人物：假日晚餐派对上的一个怪叔叔，读大一放假回家的大学生。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可爱，是因为在这个尊重和依赖专家意见的国家，他们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但是，几十年过去，物是人非。各种各样才疏学浅之辈占领了公共空间，日益鱼龙混杂，他们当中很多人自学成才，对正统教育不屑一顾，对经验嗤之以鼻。“如果经验是当总统的必要条件，”漫画家兼作家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在2016年大选期间发推文说，“那随便选一个话题，让我接受顶尖专家一个小时的指导，我就不信我拿不下。”说的好像与专家交流多简单，就像把数据从一台电脑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一样。一种知识界的格莱欣法则（Gresham's Law）方兴未艾：曾经这个法则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却是误导信息把知识学问拍倒在沙滩上。
这是很糟糕的。没有劳动分工，不依靠专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我暂且会交替使用这三个词），一个现代社会就无法运转。没有人样样都是行家。无论我们志向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人的时间和才能都是有限的，我们逃脱不了这个束缚。我们繁荣昌盛，是因为我们进行专业化，因为我们发展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和实践，让我们信任彼此在各自专业领域的能力。
在20世纪70年代初，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写了一句“只有昆虫才搞专业化”，自此这成为名言，常被人引用。他写道，真正有能力的人应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从换尿布到指挥战舰，都不在话下。赞美人类的适应力和弹性，是一种高尚的情怀，但这是错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宅地所有人都自己伐木建屋，低效不说，成屋也很是简陋。
我们不再沿用这样的模式，是有原因的。我们现在建摩天大楼，需要懂大梁熔铸的冶金学家，会搞设计的建筑学家，能安装玻璃的玻璃工，但我们不会寄望一个人身兼数职，而是大家各司其职。这样，我们才能在百层高楼上眺望城市，将风景尽收眼底。每一个专家，就算彼此的知识偶有重叠，还是会尊重他人的专业能力，精耕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他们精诚合作下的作品，是单打独斗之所得望尘莫及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不信任他人的专业素养，那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有时候会抗拒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会破坏我们独立自主的感觉。我们唯愿自己有能力包揽所有的决定，如果有人跳出来纠正我们，或是指出我们是错的，或在我们不懂的事情上予以指点，都会令人恼火。这是一些个人的本能反应，但如果这种反应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共同性格，那就危险了。
这是个新问题吗
相较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前，知识是否面临更多危险？对话和辩论是否更难开展？知识分子总是抱怨同胞的愚钝，不满普通民众对知识阶层和专家的不信任。这个问题有多新？我们该多重视这个问题？
发生在公共广场上的冲突能制造出多大动静，原本都是可预期的，但现在却被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放大了。互联网收集一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和尚不成熟的想法，然后把所有不良信息和劣质推理在电子世界里大肆扩散。（想象一下，在20世纪20年代，如果所有小镇的每一个怪人都有自己的电台，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今时不同往日，或许不是因为今人比百年前的人愚蠢，或不像先人那样听取专家的话，而只是简单地因为，今天的我们能听到所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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